路易斯安那8名兒童慘死，警方用“家庭糾紛”形容，網友：太心寒

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發生8名兒童慘遭殺害的駭人案件后，消息剛一傳出，最先強烈觸動我的，竟是警方發言人描述此事時所使用的語言。更準確地說，是他用來描述那里“發生了什么”——或者說，“有人做了什么”——的那套說法。

當然，和事件本身的恐怖相比，這只是個次要問題。但它依然值得注意，至少在我看來如此。畢竟，一個人如何使用語言，從來都不是無關緊要的事，它往往能反映出人們如何思考。

那位警方發言人——或者按某些人的說法，叫“發言代表”，盡管他顯然明確無誤是一名男性——說：“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現場，我們目前正在處理其中4個具體地點。”

隨后，這名發言人又描述了警方抓捕嫌疑人的過程。嫌疑人此前劫持了一輛汽車。他說：“什里夫波特警察局巡邏警員跟上了那輛車，并對其展開追趕。那輛車被追入博西爾教區，到了那個時間點，什里夫波特警員確實開了槍，而那個人已經死亡。”

發言人最后又說：“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現場，現場有多名死亡兒童，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保持耐心，等待我們發布信息。在完成適當通知程序后，我們會公布這名已死亡嫌疑人的姓名。”

一個人腦子里真的會自然形成這種語言嗎？還是說，這位警方發言人接受過某種專門訓練，也許是律師教的，專門用于在公開場合說這種拙劣、浮夸又不準確的話？究竟是誰讓他相信，“到了那個時間點”比“當時”更好，或者說更精確？難道他下班回家后，也會問妻子：“我們會在什么時間點進入晚餐情境？”“什里夫波特警員確實開了槍，而那個人已經死亡。”換句話說，就是“什里夫波特警員把那名男子擊斃了”。我想，真正會為此深感哀悼的人恐怕不多，即便是在那些堅決反對死刑的人當中也是如此。

問題在于，警方發言人為什么覺得有必要這樣拐彎抹角地說話？前提是，他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也這么說。難道他，或者他的上級，認為公眾必須被隔絕于赤裸裸的事實之外？這讓人想起一個流傳甚廣、雖然多半并不真實的說法：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會給鋼琴腿罩上套子，以防客廳里的人生出淫邪念頭。

讀到這位警方發言人的話時，我想起了狄更斯《馬丁·朱述爾維特》中的甘普太太。她是個邋遢、酗酒的護士，滿口荒唐話，其中一句尤其令人難忘。她談到自己的一位病人時說：“他會成為一具很漂亮的尸體。”

如果她活在今天，完全可能當上一名警方女發言人。如果把整起事件稱作“家庭糾紛”，在別的語境里，這本來可以算是一種漂亮的反諷式輕描淡寫。就像那句評論晚期維多利亞時代舞臺上對克婁巴特拉的夸張演繹時說的話：“這和我們親愛的女王陛下的家庭生活，多么不同，真是太不同了！”

但并非所有委婉語都是反諷。不幸的是，“家庭糾紛”恰恰是思想官僚化的又一個例子，而這位發言人的整套說法，正是這種傾向的典型癥狀。

警方后來的一份聲明又說，嫌疑人已被“中和”。這種說法令人震驚。它談論一條人命的方式，就像是在說一種酸被加入堿后，酸堿度變成了7。警方這是在借用威權統治者的語言。這個人是被打死了，不是被“中和”了。

我們應當記住奧威爾在《政治與英語》中寫過的話：政治語言的設計，就是要讓謊言聽起來真實，讓謀殺顯得體面。

這些情況很可能會讓人對他的生活方式產生種種懷疑。我首先想到的是毒品與販毒、監護權爭奪、失去理智的嫉妒，以及與之相對的另一面——濫交。但在沒有真正信息的情況下，任何案件都不應被預斷。魔鬼總在細節之中。

我想起另一起案件。一個體面的男人，此前沒有任何暴力史，也沒有其他不良行為記錄，卻把自己照看的3個孩子用煤氣殺死了。

他隨后也試圖用煤氣自殺，但沒有成功，后來被人救下。很明顯，他當時精神失常，深度憂郁癥引發的妄想牢牢控制了他。他以為，自己是在用煤氣讓孩子們免于更可怕的命運。

獲救之后，他仍然一心求死。但他被送進了醫院，并在持續看護下無法自殺。他的憂郁癥得到了治療，那些驅使他殺死孩子的妄想也消失了。

可接下來，他不得不在神志清醒的狀態下，清楚意識到自己曾在瘋狂中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孩子。這是一種可怕而折磨人的負罪感與悔恨，他將不得不背負終生，永遠無法擺脫。人不禁會想，若任由他自殺，是否反而更為仁慈，盡管我們被禁止這樣做。

即便那時英國并未廢除死刑，死刑也不可能成為解決辦法，因為它本來也不會適用于他——案發時他并不具備正常心智能力。

正是這類案件——而且并不止這一件——讓我在年輕時做醫生時，真正承認了人生中“悲劇性維度”的存在。奇怪的是，盡管我們始終必須區分哪些可以補救，哪些無法補救，但這種認識帶來的并不是沮喪，反而是一種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