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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又到了孫犁先生誕辰的紀念日,從1985年7月第一次拜訪孫犁先生,與先生交往近20年的往事每每浮上心頭,其中有不少是關于買書讀書的話題。愛書人買書,似乎是天下第一要事,但以我個人大半生的買書經歷,總感覺買書——我稱之為“碰書”——想買卻尋不到,忽然碰到而得償所愿,那種快樂與驚喜非外人所能體會,充滿了浪漫主義的特征。
這種浪漫主義的特征之一在于掏錢的大方。買書人很多其實是窮光蛋,生活中摳摳搜搜,買書時卻很大方。有一陣子,我苦心搜羅北京古籍出版社的“北京古籍叢書”,逢見必買。1994年10月3日,我和從外地來的一個朋友到隆福寺中國書店門市部“碰書”。當我發現書架上有一套全14冊的《光緒順天府志》時,雖然定價100元,是我月薪的一半,我卻毫不猶豫地到柜臺瀟灑結賬,然后出門背著雙手揚長而去,讓朋友像工友一樣拎著那捆書跟在后面。當時我25歲,買完書口袋里連買五分錢坐三站路的公共汽車票錢都沒有了,仗著年輕,硬是從隆福寺步行回到我所居住的和平里,一路被朋友嘟囔著“浪漫、浪漫”,提起此事至今憤憤不已。我寫信把此事告訴孫犁先生時,他在1994年10月10日的回信中談到他對地方志書的看法,認為地方志書文字以修志人水平為準,名家不多,“即使名家,地方取材,亦難得有重大事跡可寫也”。我認為這是先生對我的一種委婉教誨,從此買此類地方志書就極其謹慎了。事實證明,《光緒順天府志》買到后,除了與《日下舊聞考》核對過兩三次之外,一直沒有再翻閱過。
與書商的斗智斗勇也有浪漫主義的特征。2002年2月8日,我到北京一個舊書店“碰書”,看到一冊《淮陽鄉村風土記》,標價100元,是寫我故鄉的民俗書,作者蔡衡溪當過我母校淮陽中學的校長。我問營業員能否便宜點,答曰不行。我知道這本是冷門書,一般人不會買,就把它悄悄夾在角落里走了。一夜放心不下,輾轉難眠,第二天一早去書店門口等著,一開門就又去藏書的地方,取出書問另一個營業員能否便宜點。這時,悲劇發生了:一個和我十分熟悉的老業務員走過來,不動聲色地把鉛筆寫的100元定價當場改定為200元,在我錯愕無語時,狡黠地笑著走開了——他知道我當時正在搜集蔡衡溪的著作,一定不會放過這本書。我擔心他再坐地起價,不敢再猶豫,付款200元拿書走人。目前所知,此書只存世三冊:國家圖書館、吉林省圖書館和我各一冊。此書為20世紀30年代中期由國民黨河南省教育廳在河南省會開封鉛印,按說不應該稀見,但我推測是因出版后不久,抗戰全面爆發,花園口被國民黨炸開后,好多圖書資料都被洪水淹毀了。當年,日本為了侵略中國,到處搜羅地方志書,了解當地民情社情、自然地理等,為軍事占領做準備。長春當時是偽滿首都新京,那里能存一冊,就是被日本鬼子搜去的吧?一種書的命運,也折射出歷史的滄桑來。如今,我基本把蔡衡溪的專著搜齊了。
與書商的浪漫智斗當然也不都是敗走麥城,也有勝利的高光時刻。有一年,又到天津的古籍書店“碰書”,在古文化街一家個人開的舊書店碰到一冊孫犁著、三聯書店版《書林秋草》,店主索價30元,我怎么砍價他也不同意。我離開后,讓陪同我的朋友去講價,店主仍然要價30元,朋友以天津腔說:“大爺,您看我像個讀書人么?”結果以十元拿下。《書林秋草》我有三冊,一冊經常使用,一冊備用,第三冊珍藏。珍藏的這一冊是我從北京王府井書店所買,后到天津看望孫犁先生時請他簽名,他用藍色鋼筆簽字:“段華留念 作者 一九八七年一月”。后來,我知道別人請他簽名的書,他一般簽字為“留念”。
如今,孫犁先生離世也已經24年,先生在天津多倫道舊居坐在老舊的藤椅上認真給我簽名的情形還宛在眼前,那棟房屋卻早已消失無蹤。當年我才18歲,現在亦將進入耳順之年,但年輕時“碰書”的那種浪漫卻一直深深地存在記憶里,刻骨銘心,伴隨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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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珍藏的《書林秋草》,內有孫犁先生題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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