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教育開始重估“出國”

界面新聞記者 | 查沁君
界面新聞編輯 | 文姝琪

郭甦菲做出決定的那一刻，并不缺少選項。

41分的IB成績（國際預科證書課程，滿分45分）、手握多封世界名校錄取通知，都是典型的“標準留學路徑”。但她最終選擇的，卻是留在中國內地，就讀寧波諾丁漢大學。

“國際化不只是向海外走，更是向內地看。”郭甦菲對界面新聞表示。

在她看來，中國內地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市場之一”，如果未來打算在亞洲發展，理解這里幾乎是必選項。對一個在香港接受全英文教育、從國際學校體系成長起來的學生而言，這一選擇更像是一種主動轉向——從“看世界”，到“理解世界中的中國”。

另一邊，李瑞陽的選擇，同樣偏離了很多人對“國際教育”的慣性想象。

本科畢業于中國海洋大學網絡與新媒體專業后，他希望在研究生階段完成一次跨學科轉型。“我一直想把社科思維和技術結合起來。”他說。

申請季中，他也先后收到了多家海外高校的錄取通知。但最終，他選擇進入寧波諾丁漢大學計算機科學理學碩士項目，該項目專門為非計算機背景學生設計了銜接課程，幫助學生從編程、數據庫、軟件開發等基礎能力開始建立知識體系。

“不用一上來就和科班出身的學生‘硬碰硬’。”李瑞陽表示，相比傳統一年制海外碩士，他更看重寧諾“1年授課+1年科研”的培養結構。在他看來，這意味著自己有更多時間積累科研與實踐經驗，而不是被壓縮在高度密集的學業節奏中。

兩個原本都可以“直接出國”的學生，最終都選擇了“留在本土”。而這種變化，正在成為中國國際教育領域越來越明顯的新趨勢——“在地國際化”。

“留學平替”？還是新路徑？

“在地國際化”并非一個全新的概念，如今它正在被越來越頻繁地討論。

過去一年，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數量明顯增長。教育部連續批準了兩百多個中外合作辦學項目，讓不少人感受到“在地國際化”進入加速期。但在英國文化教育協會（British Council）中國英語及測評總監游卓然看來，這并不是一個突然出現的新趨勢。

“中英兩國間的合作辦學項目，其實早在90年代末就已經開始了。”游卓然對界面新聞表示，只是隨著近年來國家將國際化納入教育對外開放的重要方向，相關政策開始持續加碼，包括簡化中外合作辦學審批程序、擴容優質項目等。

一系列政策推動之下，“在地國際化”逐漸演變為中國國際教育一種流行的新形態。

英國文化教育協會（British Council）中國英語及測評總監游卓然 / 受訪者供圖

在游卓然看來，所謂“在地國際化”，核心是“讓學生在本土教育體系中，完整獲得國際化教育的核心價值”。

這種價值，不僅包括國際課程、師資和測評體系，更包括跨文化溝通能力、批判性思維、團隊協作等國際化能力的培養。

“它不是短效的跨境教育補充，而是一種扎根本土、長期發展的國際教育模式。”游卓然說。

過去，人們談論國際教育，往往默認與“出國”綁定。國際化意味著跨境流動：學生離開本土，到歐美高校學習，在異國文化中完成教育。這種模式長期占據國際教育的主流敘事。

但如今，這種邏輯正在被重新定義。

游卓然認為，傳統留學與“在地國際化”最大的區別，在于其底層邏輯不同。

傳統留學依賴的是學生跨境流動，這不僅意味著高昂的經濟成本，也意味著文化適應、生活管理等一系列不確定性；而“在地國際化”則是中外教育體系的深度融合，是一種制度化、本土化、長期化的教育模式。

“它覆蓋的人群更廣，也讓國際教育變得更可負擔、更有確定性。”她說。

如果說郭甦菲和李瑞陽的選擇還屬于個體樣本，那么宏觀數據已經顯示出趨勢的變化。

根據英國文化教育協會所做《關于中國大陸地區雅思考生出國留學和國際英語測評需求調研》 ：2025年在雅思考生留學目的地中，中國大陸已排名第四，中國香港升至第二位，相比2019年，分別上升兩位和三位。

這意味著一個關鍵變化：“在本土接受國際教育”本身，正在成為主流選項之一。

變化背后，一方面是需求側的轉變，另一方面則是供給端擴張。

從需求側來看，雅思考試的動因正在發生結構性轉變。據英國文化教育協會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過去，考生基本上是以出國留學為核心目的，而如今，內地升學、職場就業、能力評測成為三大新動因。

上述雅思調研顯示，超過55%的職場人士，在求職或晉升中需要提供雅思成績，越來越多國內高校，將雅思作為綜合評價指標。這意味著，國際化能力正在“去留學標簽化”，成為一種通用競爭力。

驅動需求側變化的，是更深層的決策邏輯轉變。游卓然將其總結為三個關鍵詞：確定性、性價比與能力導向。

首先是確定性。

近年來，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加，使得傳統留學路徑的風險被重新評估。從簽證政策到地緣政治，從疫情沖擊到就業環境，家庭在做教育決策時，更傾向于選擇可控性更高的路徑。

“在地國際化”提供了一種折中方案——學生可以在熟悉的環境中完成國際化教育，同時保留未來出國的可能性。

成本，也是無法繞開的現實因素。

傳統留學往往意味著高昂的學費與生活費用，而“在地國際化”通過本土化辦學，大幅降低了整體成本，使更多家庭能夠負擔。

第三，也是更本質的一點，是能力導向，國際教育的核心價值，正在從“經歷”轉向“能力”。

寧波諾丁漢大學課堂 / 受訪者供圖

李瑞陽的經歷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在寧波諾丁漢大學，他不僅完成了跨學科轉型，還通過項目式學習，培養了數據分析、模型構建等實際能力。這種能力與未來就業直接相關。而在傳統留學體系中，這種能力未必總是核心評價指標。

英國文化教育協會針對中國大陸地區雅思考生的調研數據也可以作為佐證，學生在選擇國際教育時，越來越看重“是否能轉化為職業能力”，而非單純的海外經歷。

與此同時，供給端的擴張，使得“在地國際化”從小眾路徑走向規模化。

教育部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底，中國中外合作辦學項目達 1467個，其中中英合作項目262個。政策層面也在持續放開審批、鼓勵高水平合作。

“國際化”會流于形式嗎？

如果說“在地國際化”解決的是“要不要”的問題，那么更關鍵的，是“如何做”。

作為中國第一所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中外合作大學，寧波諾丁漢大學已經運行二十余年。作為這一模式最早的實踐者之一，其模式可以概括為三個層面：課程體系、質量控制與本土適配。

首先是課程與教學。

學校堅持引入英國諾丁漢大學的優質課程體系，包括小班討論、導師制等核心教學模式。這種模式強調學生參與、批判性思維與項目式學習，與傳統應試教育形成明顯差異。

但在具體執行中，會進行適度本土化調整。

比如，中國學生普遍課堂主動發言意愿較弱，因此學校會將“個人發言”調整為“小組討論后統一陳述”，以提升參與度。又比如，在商科、傳播等課程中，會加入大量中國本土案例。

寧波諾丁漢大學學生畢業典禮現場 / 受訪者供圖

“我們始終以一流國際教育標準為根本，但會在教學方法上做適配。”寧波諾丁漢大學黨委書記沈偉其在接受界面新聞采訪時稱。這種“標準不變、方法調整”的邏輯，也成為很多中外合作項目共同的路徑。

不過，伴隨“在地國際化”快速擴張，最常見的質疑之一是：這種模式是否會流于形式？

例如，“全英文授課是否只是包裝”“教學方式是否依舊偏應試”“國際化是否停留在證書層面”等問題，都是家長與學生討論中的高頻話題。

對此，游卓然認為，外界對“在地國際化”的一個常見誤解，是將其簡單理解為“英文版的本土教育”。但實際上，目前國家對中外合作辦學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嚴格的制度規范，其核心目的之一，就是避免“表面國際化”。

“國家對這種合作形式有非常嚴格的規定，它會從根源上避免形式化風險，杜絕單純全英文授課的表面包裝，而是真正做到教學質量控制、師資配置等方面的實質等效。”她對界面新聞稱。

在教學模式上，目前多數中外合作項目采用的并非傳統的大規模應試教學，而是更接近英式教育體系中的項目制學習（Project Work）。相比標準化考試，這類課程更強調過程性評價與綜合能力培養。

游卓然提到，在實際教學中，學生會更多參與小組協作、課題研究、案例分析等任務，重點培養批判性思維、團隊協作、溝通表達等能力。“它減少了應試性的考試，更強調實踐、探究和軟性能力培養，這和傳統應試教育有本質區別。”

盡管發展迅速，“在地國際化”仍面臨一些現實挑戰。

其中最突出的，是師資問題。

根據相關規定，中外合作辦學項目需保證至少三分之一外方師資。這意味著高校需要在全球范圍內招聘教師，同時培養本土教師的國際化教學能力。

游卓然向界面新聞提到，目前行業正在通過師資培訓、數字化資源等方式，緩解這一問題，但短期內仍是核心瓶頸之一。

其次是認知偏差。

部分家長擔心“在地國際化”只是“全英文授課+中式教學”，缺乏真正的國際化內涵。

對此，多位受訪人普遍回應是：當前監管體系已經較為嚴格，從課程、師資到評估均有明確標準，能夠保障教育質量。

第三是路徑認同。

在長期以來的社會認知中，“出國留學”仍然被視為更具含金量的路徑。“在地國際化”需要時間建立自己的聲譽體系，包括畢業生就業表現、學術成果等。

據沈偉其介紹，在寧波諾丁漢大學，本科畢業生出國深造比例仍然較高，但這一比例正在發生變化。一方面，國內辦學水平提升；另一方面，學生開始意識到，“不出國也能獲得國際教育”。

整體來看，不少行業觀察者認為，“在地國際化”正在從一種補充性選擇，逐漸變成國際教育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相信，‘在地國際化’一定會成為中國國際教育的三大核心路徑之一，與出國留學、線上國際教育并行。”游卓然表示。

談及未來五年這一模式的發展趨勢，游卓然稱，這甚至不是“未來五年”的問題，“早在近30年前，中外合作辦學的模式就已經出現了，它一直都是國家提供的一種多樣化國際化教育路徑。”

如今被頻繁討論，本質上是這一模式在新階段的進一步擴容與深化。隨著政策、需求與實踐三方面逐漸成熟，它正在形成更加穩定的發展邏輯。

這一模式也正在從一線城市向更多地區擴展。教育部數據顯示，目前除西藏外，中國大陸所有省、自治區、直轄市均已布局中外合作辦學項目。而隨著數字化教學資源普及，中西部地區學生獲得國際教育資源的機會也在增加。

技術變化同樣在重塑這一領域。AI與大數據正在推動國際化教育從規模化供給走向個性化支持。包括AI英語測評、在線模考、數字化學習平臺等工具，正在被越來越多學校引入教學體系之中。

游卓然認為，國際化教育的下一階段，核心將不再只是“出國”本身，而是能力培養與產業需求之間的連接。“國際化教育會進一步和就業、產業融合，實現教育和職業能力的銜接。”

當“是否出國”不再是國際化的唯一答案時，中國國際教育也正在進入一個更加多元的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