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翻開泛黃的史冊，其中的春秋戰國烽煙仿佛撲面而來，在那個“禮樂崩壞”的大亂之世，有三位來自楚國的頂尖人才——伍子胥、文種和李斯，他們才華橫溢，攪動了半個中國的風云，卻最終殊途同歸，落得個凄涼的下場。三位曠世奇才在諸侯爭霸的時代，最終難逃歷史人物的悲劇性宿命。
先說伍子胥，春秋末期的狠角色，他本是楚國人，父親和哥哥被昏庸的楚平王冤殺，伍子胥九死一生，逃到了吳國，輔佐吳王闔閭，真刀真槍地練兵，不僅攻破了楚國都城，而且報了血海深仇。闔閭的兒子夫差繼位，伍子胥力主滅掉越國，免留后患。
伍子胥性格過于剛烈，看不慣夫差的驕奢淫逸，看不起伯嚭的小人嘴臉，甚至張嘴就罵，直言極諫，夫差不聽老臣之言，反賜一把寶劍，逼得伍子胥自刎。伍子胥死前留下遺言，要把自己的眼睛挖出來，掛在姑蘇城頭，居然要親眼看著吳國滅亡。勾踐除掉夫差，伍子胥“誓言成真”，人生結局真叫一個慘烈。
再說文種，他和伍子胥是同鄉，也是春秋末期人，不過他沒去吳國，而是和范蠡一起輔佐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家喻戶曉，文種在背后出了大力氣，獻上了著名的“伐吳九術”——美人計、離間計等，吳國國力衰微，烏煙瘴氣。文種和范蠡助越國滅了吳國，范蠡在功成名就之后看透了勾踐“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的本性，果斷“跑路”。
文種留戀權位，自恃有功，稱病不朝。勾踐聽信讒言，親自上門，在留下一把劍后說出：“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意思是“你教我的計謀太厲害了，留著你會是個禍害，你去陪我死去的先王吧”，無奈的文種只能拔劍自盡。他的歸宿比伍子胥好不到哪兒去。
最后說李斯，戰國末期到秦朝的大人物，早年師從法家學派的荀子，學成后入秦，真有兩把刷子，輔佐秦始皇嬴政，滅六國，統一天下，官至丞相。秦朝推行郡縣制、統一文字和度量衡，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制度的基礎，李斯為統一霸業不惜將老師荀子送入刑場。
到了晚年，為保住榮華富貴，李斯和趙高同流合污，篡改遺詔，立胡亥為帝。趙高小人過河拆橋，反咬一口，誣陷李斯謀反，秦二世昏庸，李斯被腰斬于咸陽，還被夷了三族，這位曾經指點江山的一代名相，竟落得個身首異處的下場，秦朝由此迅速沒落，真是令人唏噓。
三位楚才的經歷各不相同，伍子胥為復仇，文種為霸業，李斯為功名，但有一個驚人的共同點，他們都是才華橫溢的楚國人，位極人臣，卻死于非命，命運“驚人的一致性”適從新歷史哲學的等似原理。楚國八百年，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歷史文化，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蘇、河南出土的多處楚國貴族大墓中，今天的人們領略了楚國文化的風采。
楚人尚武，重情義，有浪漫主義情懷，比如：屈原性格剛烈，敢愛敢恨。俗話說“唯楚有才”，楚國人才往往有棱有角，不輕易妥協，伍子胥的剛直、文種的謀略、李斯的才干都是楚國文化的產物。封建社會的“才”往往是一把雙刃劍，君主需要時，人才是座上賓；不需要或威脅到君主的權力時，人才成了眼中釘。
伍子胥太直，擋了夫差的路；文種太功高，勾踐睡不著覺；李斯太貪戀權位，被趙高算計。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王權時代，個人命運掌握在君主手中，無論多么才華橫溢，無論立下多少汗馬功勞，一旦觸犯了王權底線或被小人構陷，人物悲劇的產生就不可避免。
有帝王之術，沒有帝王之命。伍子胥、文種、李斯的故事，不僅是三個人的悲劇，更是那個時代所有才華橫溢卻命運多舛的士大夫的縮影。三位楚才的人生經歷告訴人們，在封建極權的陰影下，個人的才華和努力，有時候在權力的傾軋面前，顯得那么渺小和無力，或許這就是歷史留給人們最深沉的反思和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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