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眼將軍李作鵬，右眼被日軍熏瞎，晚年拒絕改名在海外出版回憶錄

1935年盛夏的湘贛邊界，山風裹著稻谷香味吹進贛江邊的一個小村。正在河灘練槍的李作鵬停下動作，用帕子擦了擦汗水。此時的他，只是紅軍隊伍里年紀不大的班長，卻已經下定決心要以一生在槍林彈雨中闖出路子。

戰火很快讓這個決定顯得沉甸甸。翌年秋天，他調入紅一方面軍參謀部門，細致的地圖標注、夜以繼日的情報匯總，讓上級看到了這個江西青年在思考、判斷上的靈活勁。有人回憶：“這小子腦子轉得快，算盤聲一響就能給出幾條路子。”那份機敏為他捱過最難熬的日子，也把他帶向更廣闊的戰場。

1937年盧溝橋炮火聲響起，李作鵬隨一一五師奔赴華北。在一次夜間偵察里，他摸進梁山附近的敵占區，突遭毒氣炮彈，黃色煙霧翻滾，他揮手示意戰友掩護，卻感到右眼一陣灼痛——淚水混著血，瞬間模糊。簡單沖洗后，他仍拖著半盲之軀指揮突圍。當主力脫險，他才倚在山坳喘粗氣。

傷口沒能等到戰場結束就好轉。1938年春，他化名“李老板”，獨自混進北平，在東單一家醫院接受眼角膜移植。麻藥散去，右眼卻仍是一片黑暗。醫生搖頭，他卻只淡淡一句：“剩下一只眼，也夠瞄準。”自此，黑色皮框眼鏡成了他的標志，“獨眼李”或“李瞎子”的外號隨之流傳。戰友們并無貶意，反倒多了幾分敬重。

抗戰歲月里，他還有個廣為人知的“愛好”——嗜酒。前線缺酒，他就讓勤務兵四下搜羅；實在找不到，曾用藥用酒精兌水自酌。一次在松花江邊，他和蘇靜、何敬之席地對飲，林彪巡營撞見，怒拍桌子：“電臺還沒架好，你們倒先把桌子擺上！”酒壺滾落，桌翻人散，可第二天戰役部署絲毫不錯，林彪悄悄承認，這幾個人雖愛喝，卻能在炮聲里拿主意。

1948年秋，東北大地已近寒霜。東野六縱奉命南下，在黑山、法庫一線阻擊廖耀湘兵團。行軍路上，李作鵬聽見前沿槍聲驟緊，立刻令部隊就地搶占制高點。總前委急電要他繞過頑敵，他回電僅四字：“主力在此。”三小時血戰，三萬川軍被牢牢鉗住，為大部隊合圍贏得時間。事后有人追問他憑什么斷定，李作鵬敲了敲耳邊的鋼盔：“槍聲密、炮聲重，這種動靜不像佯動。”一句話，道盡老兵的嗅覺。

遼沈一役后，他率部轉戰平津、渡江、華南，又在1950年3月挺進瓊州海峽。船行至中流風歇，桅桿上的帆癱作破布，隨行指揮員急了，電報疾呼可否掉頭。李作鵬立在船頭，掰斷一截竹篙，指向前方：“用櫓！劃過去，一個都不準退！”炮火映紅海面，四十三軍強渡成功，五十八天后，海南插上紅旗。那是他最自豪的一仗。

1955年，新中國第一次授銜。頒獎典禮上，他身著墨綠色呢褲，胸前兩行勛表閃耀，與其他中將站成一排。從戰士到將軍，他用了二十五年，跌打滿身，右眼失明，卻依舊挺直腰板。此后，他歷任軍政大學副校長、總參軍事訓練部部長、海軍常務副司令。

步入和平年代，政治風向卻驟變。60年代末，他站在人民大會堂高臺上，面對的已非嘹亮軍號，而是一波又一波如潮的批判。因為支持“四人幫”，錯誤的政治選擇讓他的軍旅生涯急轉直下。1971年9月，他被隔離審查；1981年被判17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5年。高墻陰影下，他寫下這樣一句話：“沙場死一回，囚籠又活一回，都是自己選的。”

1985年春，他獲準保外就醫，被安置在太原一處舊軍區家屬院。組織出于安全考慮，勸他改名。他沉默良久，只答了三個字：“不必改。”經過再三溝通，他同意在戶籍上寫作“李明”，卻對熟識的老部下說：“叫我名字，該是什么還是啥。”每月350元生活費不算多，可他樂得清靜，練字、釣魚、翻資料，自稱“半隱半修”。

有意思的是，1989年，一家出版社找到他，愿意出資百萬出版《從贛江到瓊州》手稿，并暗示若用“李明”為作者署名更妥當。老人抬頭，右眼的黑框平靜無波：“文章寫的是李作鵬，改了名怎么對得起自己？”雙方不歡而散。后來香港一家機構提出“海外首印”方案，他仍回絕：“人是中國人，字也在中國長大的。”手稿便束之高閣。

晚年的他偶爾在家書里調侃物價：“49年八塊錢一瓶茅臺，如今三百五只夠一瓶。”字里行間不見怨氣，多的是打趣。女兒回憶，父親最常說的還是一句：“打了半輩子仗，幸虧只瞎一只眼，算老天開恩。”

2009年1月3日清晨，北京積雪未融。95歲的李作鵬在解放軍總醫院停止呼吸。當天中午，昔日戰友、晚輩將門口的墨鏡取下，輕輕放在他胸前，那副鏡片依然烏黑锃亮。關于功過，后人自會評說；關于選擇，他已在半明半暗的歲月里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