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學者談東京審判現實意義

本報記者　王雯雯 夏溫新 劉烜弟 李艾鑫 張 驁

編者的話：80年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開庭，這是人類為追究日本軍政領導人破壞和平罪、戰爭罪、反人類罪所作出的重要努力。值此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之際，結合日本近期在“新型軍國主義”的道路上狂飆、二戰后國際秩序遭遇沖擊的現實背景，回望東京審判的歷史遺產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為深入復盤與反思這段歷史，《環球時報》特邀5位來自法學、史學等不同研究領域的國際知名學者，共同解讀東京審判跨越時代的深遠影響。

拉納·米特

正義豈容挑戰——懲兇罰罪確保暴行不再重演
拉納·米特 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美國-亞洲關系教授、《中國，被遺忘的盟友》作者：東京審判首先應被視作國際法的勝利，本質上體現了人們對國際格局以及國際法能夠再次崛起的信心。同盟國集團明確表示舉行審判方為正道——審判意味著圍繞證據展開討論，其重點不僅在于懲兇罰罪，更在于讓國際社會訴諸法律，確保這樣的暴行不再重演。

我認為，國際法的諸多架構恰恰源自東京審判時期人們所懷有的法律情懷，這對當今時代仍然意義顯著。在很多人看來，過去10年我們如同進入了一個強權時代，但東京審判的精神恰恰與之相反。遙想當年各國出庭代表：中國當時國力薄弱，卻仍然派遣法官參與審判；菲律賓國家不大，卻仍與歐、美列強同席而坐……主權平等、法律為重的理念，以及采用和平方略評判并應對國際沖突，是東京審判帶來的重要啟示，這些在當今這個動蕩年代仍然極具分量。

尼爾·博伊斯特

尼爾·博伊斯特 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法學院教授、《東京國際軍事法庭法律新論》作者之一：于我而言，審判中最令人震撼的內容，恰恰是被戰爭所遺忘的部分。它們亦曾浮出水面，卻并未得到妥善應對。譬如，日本在華設立的細菌戰項目被如何處置，美國為力保日本的元首又是如何進行干預；日本在朝鮮半島等地制造的系統性性奴役，即“慰安婦”問題如何草率收場。還有，作為侵略罪行的一部分，日本在華生產并供應毒品的證據又是如何被收集。對于上述事件，庭審記錄雖可讓人窺見一斑，卻并未予以充分披露。

國際法律秩序建立于上世紀40年代末期，東京審判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國際法體現出，發動侵略戰爭國家的領導人應承擔個人法律責任，涉事國家本身也要被問責。認可“領導人承擔國際問責”這一原則，不僅對國際正義至關重要，對國際法中涉及使用武力的條款提供了支持，也推動了國際刑事法律的發展、拓展了國際法的體系框架。閱讀那些參審人員留下的論述文字，能切身感受到他們“追責到底”的強烈意愿，這是對中國飽受戰火肆虐以及太平洋與東南亞地區經歷的戰爭暴行所必須做出的交代。

廣中一成

歷史豈容篡改——日本歷史教育編造不實敘事
廣中一成 日本愛知學院大學副教授：東京審判在闡明日本戰爭責任、促進該國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交戰對手達成和解等方面意義重大。

然而，日本右翼勢力頑固推行歷史修正主義，試圖淡化日本在戰爭中的侵略行為，同時編造不實敘事，最大程度地掩蓋、甚至推卸其歷史責任。他們慣用的伎倆之一，就是在歷史教材中對日本的戰爭史實進行洗白與美化。如果歷史修正主義在日本社會肆意擴散，且在年輕人群中生根發芽，那么他們未來所承接的國際關系、特別是日本與東亞國家之間的關系，很可能已經受到嚴重的負面影響。

若要日本年輕人正確理解東京審判，那么首先得確保學校傳授的近代史知識是基于事實真相。教育部門要選取能夠全面、準確反映史實的教材，還可以將那個年代的報刊文章、影像資料整合進課程，讓學生更直觀、更真切地理解戰爭實況。然而，要想讓這種教育模式得以有效推行，日本政府先得正確理解近代史，懷著強烈的責任感去開展教學工作。

歷史教育的扭曲其實也暴露出戰后日本社會尚未履行的一項職責：進行全面深入的自我反思，正視其侵略行為的本質和直面其罪行的嚴重程度。我認為，這恰恰就是日本與其侵害過的鄰國至今未能就歷史認知問題達成一致的根本原因。

仲正昌樹

反思豈容偏廢——德日戰后態度形成鮮明對比
仲正昌樹 日本金澤大學法學院教授、《日本與德國：兩種戰后思想》作者：通過東京審判，很多日本人感到本國的戰前體制被否認，更傾向于以“戰爭受害者”自居，甚至就連“日本做出錯誤選擇并因此戰敗”的國民意識也在逐漸被淡化。

在德國的案例中，納粹的崛起導致國家體制發生劇變，而日本步入全民動員體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德國對于民族主義與納粹主義的探討已經引發多次大規模辯論，如“史學家辯論”與“戈德哈根爭論”等甚至被納入校園教育。“史學家辯論”為上世紀80年代末德國歷史學家就如何將納粹德國與大屠殺事件編入歷史的探討。丹尼爾·戈德哈根為美國作家，因《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與《道德的清算》等著作在學術界引發廣泛爭議。而日本更側重于強調原子彈爆炸等事件帶來的恐慌，含糊其詞地宣稱“戰爭是邪惡的，絕不能重演”，卻極少對本國的歷史進程做出客觀評價。此外，德國注重與鄰國分享對自身歷史的見解，并始終如一地對外傳達其歷史觀。而在二戰過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日本只注重與美國的關系，在鄰國看來，日本戰后的外交與安全政策仍帶有濃厚的軍國主義色彩，“歷史政策”層面卻是一片空白。

張彼得

死灰豈容復燃——警惕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
張彼得 馬來西亞-中國友好協會研究員、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前副所長：和平不僅需要法律裁決，更需要持之以恒的真相。東京審判的存在并非為了政治激辯，而是引導人們對一個從未完全解決的問題進行清醒的反思，即如何將日本軍國主義遺留的教訓永久地銘刻在這一地區的政治記憶中。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參拜了吉隆坡一處葬有戰死二戰日軍的日本人墓園，對當地所遭受的戰爭苦難未予認同、全無悔意，這一舉動被很多人視作其對歷史的不以為然。日本方面經年累月地篡改教材，對靖國神社進行正式參拜，時不時還要給過去發表的道歉追加限定條件，如此種種不斷滋長外界對該國的猜疑情緒。鄰國不禁質疑，日本戰后的“和平主義”究竟是根基牢固的國策，還是見風使舵的算計。

日本懸而未決的歷史問題持續助長該國與中韓等國的民族主義摩擦，令整個東亞在安全、貿易方面的合作以及在構建共同歷史記憶等問題上停滯不前。亞洲真正意義上的領導力所需的不僅是基建貸款與文化輸出，更是坦誠面對過去的勇氣。

對于吉隆坡而言，日本的最新動向可以在東京審判剖析過的日方行事邏輯中得到印證。當年的庭審指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認知基礎就是認為所謂的“自衛”可逐漸擴張，戰略性焦慮可轉化為打擊能力；而對歷史問題缺乏清晰的問責，更會導致軍國主義遺毒的死灰復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