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傳播】《四川簡史》——古巴蜀時期（二）

編者按：

巴蜀大地，歷史悠久，文脈綿長。從《蜀王本紀》到《華陽國志》，從《蜀梼杌》到《蜀鑒》，歷代史家對巴蜀歷史的記載與研究從未間斷。為承繼前賢研究、力求創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歷時多年，編著而成《四川簡史》，與常見的通史不同，本書將敘述重心放在歷代四川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與特點，它采用專題研究的方式，打破時代的限制，將一個歷史事件或一項主要成就的來龍去脈完整呈現，幫助讀者快速把握重點與特點。

本書的時間跨度從遠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圍則明確界定為今日四川（1997年重慶直轄后的新四川）。在敘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歷史時，則沿用傳統四川的地理范圍。資料來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報告，內容扎實可靠。

今日起，我們將在公眾號上陸續發布本書的精彩章節，帶您穿越時空，系統了解四川這片土地的經濟奇跡、文化高峰與社會變遷。歡迎您持續關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簡史》

四川古巴蜀時期（二）

考古發現中的古巴蜀歷史社會

（下）

巴人羅家壩遺址

羅家壩遺址位于四川省達州市宣漢縣普光鎮進化村，于 1999 年首次發掘，總面積約 50 萬平方米，包括羅家壩內、外壩和張家壩，發掘面積 500 余平方米。羅家壩遺址地處秦、楚、巴、蜀文化交界處，涵蓋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東漢之際的巴人文化遺址。出土銅、陶、玉、石、骨、鐵器近 700 件。遺址內出土了眾多巴人文物、墓葬以及眾多器物，其中不乏首次發現的“稀世神品”。作為目前發現的面積最大的古代巴人中心文化遺址，它同廣漢三星堆、成都金沙遺址一起， 同為“古巴蜀文化的三顆璀璨明珠”，為研究和認識長江上游人類社會文明、古巴人文化、巴蜀文化歷史根系提供了新的歷史證據。

羅家壩遺址航拍（羅家壩遺址博物館供圖）

城壩遺址

城壩遺址位于四川省渠縣土溪鎮城壩村， 又名“宕渠城遺址 ”。2005 年 3月至 6 月， 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進行發掘。城壩遺址在商周時期是巴人分支人的都城，是達川地區目前尚存的唯一歷史最早、歷時最長的古城遺址。據《華陽國志》記載 ，秦滅巴蜀后就于此建宕渠縣，東漢車騎將軍馮緄增修，俗名“車騎城 ”。其城興廢長達 700 余年，其間屢為州、郡、縣治（見《太平寰宇記》）。城壩遺址已發現有木槨墓、土坑豎穴墓、灰溝、井、灰坑等；出土了大量的具有巴蜀符號的、典型的各類巴蜀式銅戈、銅斧等青銅器及漢代文物，為研究巴人特別是人經濟、社會、軍事和文化提供了新的依據。1991 年5 月，城壩遺址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第三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6 年 5月，被國務院公布為第六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2016 年 11 月， 國家文物局列入“十三五”期間重要大遺址名單。

大石文化遺址

1. 巴蜀細石器文化遺存

原始社會時期的古人類，其生產工具以石器為主。根據石器的制作技術，可將其分為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兩大類。在考古學上，把以打制石器為主的時代，稱為“ 舊石器時代 ”；把以磨制石器為主的時代， 稱為“新石器時代 ”。在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之間，還有一個過渡階段 —— 中石器時代。在這個階段，人類以一種特殊的技術“壓剝方法”制作細小的石器（如刮削器、石鏃、尖狀器等），故又稱為“細石器時代”。

中國細石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比如，屬舊石器時代中期的山西陽高許家窯遺址和屬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山西沁水下川遺址，都出土有典型的細石器。四川省著名的細石器遺址， 主要以富林遺址和中子鋪遺址為代表。富林遺址發現于四川省漢源縣富林鎮，位于大渡河和流沙河匯合處的第二階地上。富林遺址于 1960 年被發現,1972 年被發掘。由于富林遺址的文化面貌獨特，現已被命名為“富林文化”。富林文化是屬于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其地質年代為晚更新世晚期，距今約 2 萬年。

富林遺址發現有大量的細小石制品和用火遺跡，并伴生有少量的哺乳動物和植物的化石， 獲得遺物共計 5000 多件。石制品以石核、石片居多，石器較少（僅占 2.6%）。石制品多以燧石為原料，但燧石質地較差。除燧石外， 尚有石英、水晶、砂巖、花崗巖、角頁巖、安山巖等。石核有多臺面的，也有單臺面的；石片的臺面小而不規則， 以打擊臺面居多。石器以石片石器為主，有刮削器、尖狀器、雕刻器等，而刮削器的數量最多。石片形狀不規則，打片主要用錘擊法，間或用砸擊法。

富林文化石制品的特點是細小，石核、石片和石器都很小，只有極個別的標本長度超過 3 厘米。富林文化的這些特征，與中國南方同時代的遺存相差很遠，但與北方某些同時代的遺存相似。如山西的峙峪文化、內蒙古的薩拉烏蘇遺址等地的石器有更多的相似處，都以細小石器為顯著特征， 同屬于小石器技術傳統。

屬于富林文化類型遺址的，還有獅子山舊石器文化地點。四川漢源獅子山舊石器文化地點與富林文化遺址隔河相望，分別埋于大渡河左右岸的第二級階地內。該遺址是繼富林鎮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發現之后的又一處舊石器遺址。1972 年， 文物考古部門對獅子山舊石器地點進行過調查，采集到了一些標本。1981 年 4 月進行復查，在該地點發現了 3 件雙臺面石核，它們的大小不一，形狀不等。從石核整體來考察，石核各部位間的布局如此對稱并使兩楔狀體合為一體的石核（雙楔狀石核），這在中國舊石器時代遺址中是罕見的。有研究者認為，“雙楔形石核是富林文化所沒有的，在我國南方舊石器文化中也未見報道過，是這個地點有細石器技術傳統的重要證據”，“依復查所得的結果，我們初步印象是獅子山和富林的文化遺物應屬于同一文化類型（小石器傳統）”。中子鋪遺址位于四川省廣元市朝天區中子鋪鎮，是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子鋪遺址面積約 3000 平方米，共發掘出土石核、石葉、石錛、石片、石柱、刮削器等文物共 2 萬余件，其中 ，細石器標本 1400 余件，可供觀察的細石器標本 500 余件。據碳 14 測定， 中子鋪遺址年代為距今 6700 年至 6000 年，是四川盆地新石器時代最早的遺存之一。

中子鋪細石器石核標本繪圖（葉茂林供圖）

發掘者認為， 中子鋪遺址包括了早、晚兩期文化遺存，其中， 以細石器為代表的是遺址的主要內涵，并建議將其命名為“中子鋪文化”。細石核類型包括楔形石核和錐形、漏斗形、柱狀石核等，其中 ，楔形石核比較顯著的特點是核底多呈刃緣狀， 與中國北方地區細石器中楔形石核多為側邊刃的特點不同。

有研究者指出，“中子鋪的細石器遺存，是長江流域發現的最豐富的一處細石器遺存，為研究中國南部的細石器提供了新資料”。廣元市中子鋪細石器遺址屬新石器時代偏早階段，與細石器共存的陶器同陜西地區前仰韶文化中的陶器頗為接近，說明這類遺物可能與米倉山以北的新石器文化有關。

2. 川西大石遺存

古蜀先民對石頭有一種崇高的感情，這種感情誠摯而熱烈，可以歸入“石頭崇拜”之列。川西的“細石器文化”、川西南安寧河流域的大石墓等，都屬于古蜀典型的“石文化”。著名考古學家童恩正曾指出，“在古蜀國留下的文化遺跡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大石遺跡’”。川西地區的大石遺存，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1）“石棺葬 ”。即在地表以大石造成墓室，有石門可以啟閉， 同一家族的成員死后，可以不斷葬入。石棺葬主要流行于西北、東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而在四川、西藏、云南則流行于青銅時代甚至更晚時期。四川省西北地區的石棺葬“可能延續到了整個西漢，并影響到東漢”。據童恩正等考古學者研究，在四川省的甘孜、阿壩、涼山等地，在岷江、大渡河、青衣江、金沙江、雅礱江等流域， 曾發現不少石棺葬的遺址遺存。石棺葬亦見于文獻記載，并且其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蠶叢時代。如《華陽國志 ·蜀志》說：“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 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冢也。”童恩正認為，“蜀人死后用石棺， 明顯地是有一種崇拜石頭的概念存在。”

（2）“石筍”。地理學上指的是由喀斯特溶洞底部向上生長的碳酸鈣沉積物，因形如筍狀而得名。古代巴蜀的石筍，指的是挺直的大石頭， 因其形狀如筍，故名“石筍”。四川省境內的石筍，分布在成都、樂山、邛崍、青神等地。

成都市的石筍，相傳與五丁力士有關。據《華陽國志 ·蜀志》記載：古蜀王國有五位大力士 —— 五丁力士，他們力大無窮，“能移山，舉萬鈞”。每逢國王駕崩，五丁力士便為國王豎立一塊大石。這塊大石長三丈（一丈約為 3.33 米），重千鈞，是為墓志，“今石筍是也”。按照杜光庭《石筍記》的記載，石筍在成都城西。唐代大詩人杜甫在成都之時， 曾親眼見過石筍，他在《石筍行》中云：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宋代大詩人陸游也親眼見過石筍，他在《老學庵筆記》中說：“成都石筍，其狀與筍不類，乃累疊數石成之。”明人曹學佺在《蜀中名勝記》中，仍將石筍列為成都西門名勝，或許當時石筍還在。大約在明清之際，石筍才被毀壞。

（3）“石鏡”。應該就是墓表（墓碑）。相傳，石鏡是蜀王妃子的墓碑。

《蜀王本紀》和《華陽國志 · 蜀志》記載：武都有一位丈夫（大概是山精），轉化成了一位“顏色美好”的女子，蜀王納以為妃。但該美女因不習水土而時常生病。最終，王妃香消玉殞了。蜀王非常哀傷，于是派遣五丁力士到武都擔土，在成都城內為王妃修建墓冢。王妃墓高七丈，占地三畝（一畝約為 666.67平方米），號曰“武擔”。蜀王又“以石作鏡一枚”，以表其墓。據說，石鏡的面積很大，其直徑有一丈五尺。千百年來，石鏡一直矗立在成都城北的武擔山上。據傳，石鏡至今仍在成都北較場武擔山舊址，但已埋入土中，不可復見。

（4）“支機石”。相傳是天上織女用以支撐織布機的石頭， 民間還有一個關于它的神奇傳說。唐人宋之問在《明河篇》中說：“更將織女支機石， 還訪成都賣卜人。”詩中所說的“成都賣卜人”，其實就是嚴君平。傳說中的織女支機石，原在成都西城支磯石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 支機石被移至青羊宮內保護。

（5）“天涯石”。根據文獻記載，天涯石上鈍下銳，直立土中，是典型的大石遺跡。天涯石原在成都天涯石街（街以石名）， 今已不存。明代陸深在《蜀都雜抄》中記載，“天涯石， 在城東門內寶光寺東之側，有亭覆之”。清人金朝覲認為，天涯石“在成都城內東北隅”，并曾為天涯石吟詩一首云：“天涯高且遠，頑石擅其名。何處天涯是，人間無盡程。”

（6）“五塊石”。由五塊大石壘成，原在成都南門附近。相傳，石下有海眼。成都火車北站附近過去也有五塊石的遺跡，今亦不存。明代何宇度在《益部談資》中說：“城南市名五塊石，有大石五片，疊壘其上，云石下有海眼， 豈即石筍年久傾斷置此乎？ 又云五丁所置，下有海眼。”《蜀都雜抄》記載：“五塊石，在今萬里橋之西，其一入地，上疊四石俱方。或云其下有一井，相傳以為海眼。”

由此可知，五塊石在明朝之時已有一塊陷入了地下。

（7）“八陣圖遺跡”。杜甫《八陣圖》詩云：“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杜甫的這首詩，使諸葛亮的“八陣圖”名揚千古。后經羅貫中《三國演義》有關“孔明巧布八陣圖”的渲染，“八陣圖”被平添了許多神秘色彩。“八陣圖”是諸葛亮設立的練兵場，其遺跡遺存主要分布在重慶奉節、四川新都和陜西勉縣等處。這是后人對諸葛亮八陣圖歷史智慧的紀念性文化地標。

川西有名的“八陣圖”，是新都彌牟鎮（今成都市青白江區）的“旱八陣”。 《蜀中名勝記 ·新都縣》引《太平寰宇記》云：“八陣圖，在縣北三十里彌牟鎮。”又引《蜀志》：“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引李膺《益州記》云：“稚 子闕北五里，有武侯八陣圖。土城四門， 中起六十四魁，八八為行，魁方一丈，髙三尺。”引《緯略》曰：“八陣圖在新都者，峙土為魁，植以江石， 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并峙，周凡四百七十二步，魁百有三十也。”新都的 “旱八陣”在古代是一大名勝， 1981 年 ，被公布為成都市文物保護單位。除此，在雙流棋盤市（今成都市雙流區中和街道）也有“八陣圖”，其結構是植土成堆，堆頂再立大石。遺憾的是，這些遺跡現在大都不復存在。

3. 川南安寧河谷石棺葬

“墓葬”是考古術語，指的是墳墓。古代葬俗因時代、地方的不同而有差異，有土葬、火葬、水葬、天葬、懸棺葬等。在四川省西南部的安寧河流域，曾流行過一種奇特的墓葬形式 —— 大石墓。

安寧河，古名“孫河”，又稱“ 白沙江”“長河”，為雅礱江的支流之一，在四川省西南部的涼山州。以安寧河谷為中心，分布著一種以大石墓為代表的青銅器文化。在安寧河畔，矗立著數百座由天然巨石壘成的古墓葬。這些古墓葬， 以重達數噸甚至 20 多噸的天然巨石作為墓壁和墓頂石，長度大多在 10 米以上，墓高 2～3 米。

大石墓主要分布在今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境內，集中分布在西昌市、德昌縣、冕寧縣等縣（市），其中又以德昌縣六所鄉永興村居多。當地老鄉稱這種巨石砌成的墳墓為“月魯墳”，而彝族老鄉稱它們為“房子”。彝族老鄉說，大石墓是彝族的祖先進入涼山前就居住在這里的一種矮人“濮蘇烏烏”留下的石頭房子。現在，一般都采納考古學界的說法，將其統稱為“大石墓”。

安寧河流域的大石墓自 1974 年被發現后，考古工作者對其進行了多次發掘。

安寧河流域的大石墓，其時代相當于春秋中期至東漢初期， 多為狹長方形，墓室挖在地下，兩壁和后壁用長方形大石豎立排列而成，再頂置橫石，構成長方形的墓室。實行的是二次撿骨葬，墓室內無葬具，人骨堆積在墓底，少則四五十人，多則百余人。男女老少都有，無貧富貴賤之別。大石墓隨葬的器物，生活用品主要有深腹瓶、大口尊、平底罐、單耳罐、雙耳罐、無耳罐、帶流壺等陶器， 以葉脈紋、水波紋、附加 S 形紋和人字紋等紋飾最為普遍，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生產工具有陶紡輪、石鏃、石鑿、銅刀、銅鋤等，飾品有銅手鐲、銅發飾、銅鈴、鐵環、瑪瑙珠等。有的大石墓發現了稻殼的痕跡，有的大石墓發現了稻草的印痕，表明大石墓時代已有水稻種植技術。早期的大石墓，基本上沒有銅器；到中期，則大量地出現青銅器及陶器；到晚期， 出現了鐵器，如鐵刀、鐵器、鐵削、錢幣等，還有一些漆器。

僰人懸棺葬

四川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省份， 省內現有漢族、彝族、藏族、羌族、苗族、回族、土家族、蒙古族、傈僳族、納西族、布依族、滿族、白族、傣族、壯族 15 個世居民族。根據《史記 · 西南夷列傳》《后漢書 · 南蠻西南夷列傳》 《華陽國志》等記載， 歷史上居住在四川的部落和民族， 有氐、羌、邛、筰、濮、僰、僚、僰等。其中，僰人居住在川南宜賓一帶。

僰是一個古老的部族，一說淵源于古代的氐、羌。相傳，僰人的首領曾帶兵北上，參加了著名的武王克商行動。秦以前，僰人主要分布在今川南及滇東北， 曾建立“僰國”（或稱“僰侯國”）。秦漢之際， 因開“僰道”（今宜賓一帶），部分僰人被迫南遷。西漢末期，部分僰人已分布至今云南省滇池一帶。東漢末期，部分僰人已遷往朱提郡（今云南省昭通市）、寧州建寧郡（今云南省曲靖市）。有的研究者認為，分布在云南的白族和傣族，其前身就是古代的僰人（滇僰）。

宜賓一帶的僰人，長期與漢族雜居，漢化程度較深，經濟比較發達，文化水平較高。川南的僰人，其經濟活動以種植、打獵、捕魚等為主，長于果樹栽培，尤其擅長種植荔枝，并能制作銅鼓、釀造蒟醬。歷史上的僰人，普遍流行鑿齒、打牙、椎髻等習俗， 而最為世人所知的習俗，恐怕莫過于懸棺葬俗了。這就是舉世聞名的“僰人懸棺”。

懸棺之謎（圖源：《巴蜀史志》2022年第2期）

所謂“懸棺葬 ”，是指將死者靈柩高置于下臨江河的懸崖絕壁之上或巖壁洞穴之中而不加蔽蓋、不起墳丘的一種奇特的喪葬形式。在古代文獻中，懸棺葬又被稱為“仙船”“仙棺”等，近人又稱為“崖葬”“崖墓”“船棺葬”等。

懸棺葬主要流行于青銅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至唐宋而大盛；但在四川南部和貴州等地，其下限可到明代；臺灣高山族的耶眉人，至今仍保存著懸棺葬的習俗。懸棺葬主要分布在中國的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廣東、廣西、福建、四川、臺灣等地，在東南亞地區的印度支那半島、印度尼西亞等地也有所發現，但以中國福建省武夷山地區和川黔交界的高縣、珙縣、興文、長寧、筠連、鎮雄、昭通等地最為集中，其中 ，尤以珙縣、興文的“僰人懸棺”最為有名，最具代表性。

川南的“僰人懸棺”，集中分布在兩個地方：一是珙縣洛表鄉麻塘壩，分布于沿螃蟹溪兩岸南北數千米的山崖上，距地面十余米至數十米；二是興文縣建武鄉蘇麻灣，均距地面 100 米以上。

懸棺葬有多種放置方式。一是將棺木直接放于天然洞穴之中，半置穴內，半露穴外，又稱“崖洞葬”，整個川東南烏江地區都以這種置棺方式為主。二是將棺木置于懸崖層理的天然巖墩之上，又稱“崖墩葬”“閣葬”“平臺葬”，在四川珙縣麻塘壩和重慶巫溪縣荊竹壩都有所發現。三是將棺木順放于天然巖石層理的縫隙間，或將棺木置于漢代崖墓之中 ，在樂山有所發現。四是利用兩個臨近的斷崖或裂縫，兩壁鑿孔架設橫木，再將棺木置于其上 ，在川東峽江地區有所發現。五是在崖壁上并排鑿出 2～3 個規則的小方孔，然后將木樁釘入孔內，在其上承放棺木 ，這種置棺方式在川南地區（如珙縣麻塘壩）發現的數量是最多的。

懸棺究竟是如何放置的，至今仍是一個謎。有人提出“化整為零”的設想，即首先把棺具的各部分先分開來運送到崖上，其次進行組合，最后殮尸入棺。但是，至今尚未找到深具說服力的證據。還有人提出， 當時人是采取修建棧道的方法將靈柩放上去的（“棧道法”），在有些地方確實也發現過棧道的痕跡,但其依據仍存不足。

就有關資料看來，“懸索法”可能性最大。所謂“懸索法”，即在較高的崖壁上用繩索將棺材自下而上吊裝上去。據張鷟《朝野僉載》記載，五溪蠻于臨江高山半腰鑿龕以后，“自山上懸索下柩”，用繩索將靈柩自下而上吊裝上去。廣西田陽氏即使用此法，“韋氏當時用繩曳棺而上，置于巖中，不封口，子孫至今拜掃不絕”。對于世代居住在叢山峻嶺中的僚人、僰人等少數民族而言，攀登懸崖絕壁并非難事。

（第二章完）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