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出版，何來啟蒙運動？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一直以來，人們對于“啟蒙運動”的印象大多源于初高中歷史課本，腦中的想象世界是一幕幕燦爛的虛幻圖景：新興思想家們奮筆疾書，批判蒙昧主義，歌頌理性思考，其言論甫一付梓立刻引發(fā)轟動，大多數(shù)人頓時豁然開朗，思想從此解放。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真正該被置于時代聚光燈下的不是啟蒙時代的作者與他們的思想觀念，而是書籍本身、印刷業(yè)以及普通民眾。《書寫啟蒙：改變歐洲的十二部經(jīng)典》一書便為我們揭開了啟蒙運動的全新面目。

該書被譽為啟蒙運動的最佳入門讀物，它明確指出啟蒙運動的重要意義并不在于它大膽自由的新思想，而在于當時圍繞著整個圖書行業(yè)產(chǎn)生的新機構。正是那些隱匿于厚重史冊之下的微小存在——書商、出版商、印刷工乃至盜版書販們，才讓那些啟迪心智的字句得以在歐洲和整個殖民世界里傳播。

本書作者加里·凱茨是專攻歐洲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史的著名歷史學家，曾榮獲美國歷史學會頒發(fā)的南希·萊曼·羅爾克導師獎，該獎只頒發(fā)給那些教育方式足以改變學生人生的歷史教師。在書中，他一掃佶屈聱牙的學者習氣，如一位耐心的老師，把啟蒙運動從固有觀念的“科學理性主義”“思想賢哲”等僵化刻板的簡單概括中解放出來，將精彩的圖書史娓娓道來。

《書寫啟蒙：改變歐洲的十二部經(jīng)典》，[美]加里·凱茨 著，楊春麗、鄭啟寧 譯，譯林出版社2025年出版

大眾為王：喧囂擾攘的18世紀圖書市場

出乎意料的是，我們今天耳熟能詳?shù)拿系滤锅F、盧梭和休謨等啟蒙名家在當時根本不是最受歡迎的暢銷書作者。

世人往往將思想家們高估為洛陽紙貴的文化巨星，但其實低俗文學的流行往往讓這些啟蒙書籍相形見絀。在18世紀，歐洲的閱讀群體之壯大堪稱前所未有，仆人、車夫、看門人和女仆都樂于閱讀，市面上的圖書多達22000種，紙質書只屬于學者的時代已然一去不復返了。書籍就像當季流行的服裝或發(fā)式，廉價印刷品和小冊子紛至沓來，普通人當然更愿意津津有味地品讀宮廷貴婦的風流韻事，而非對法國君主政體的專業(yè)探討。這其實很易于理解——無論在哪個時代，賣得最好的書很難是學術讀物。根據(jù)現(xiàn)代學者對書商訂購書目的研究，當時的意大利神父都曾秘密訂購過許多低俗禁書，說明啟蒙時代人們的閱讀領域遠遠超出了哲學作品的嚴肅范疇。甚至相較之下，羅馬史都算是人見人愛的讀物了。蘇格蘭啟蒙運動哲學家大衛(wèi)·休謨就認為《國富論》需要讀者思考的東西太多，因此遠遠不如《羅馬帝國衰亡史》那樣受歡迎。

不僅是普及度問題，啟蒙書籍在影響力方面也不盡如人意。在法國大革命前，大名鼎鼎的《國富論》《論法的精神》等書對歐洲公眾產(chǎn)生的直接影響微乎其微。《國富論》全書總共有五部，《論法的精神》更是高達31卷，如此連章累牘，其思想就不可能直接為普通人所吸納。不過，即使人們不閱讀原著，啟蒙思想也能耳濡目染地滲入社會的土壤，從精英圈層的沙龍，到報紙論戰(zhàn)與咖啡館談話，再到簡單明了的口號和醞釀中的革命風暴……大革命之后，啟蒙書籍才搖身一變，被迅速經(jīng)典化和制度化。閱讀這些書的人或許并未改變，只是這些書的地位已經(jīng)悄然改變了。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首版扉頁

啟蒙的弄潮兒：女性

無論是在寫作、出版，還是科學領域，女性都是全身心投入啟蒙浪潮的開路先鋒。

啟蒙時代的女性是作者、是讀者，亦是出版商。18世紀的路易斯·迪潘雖聲名不著，卻是一位獨具見地的作家和評論家，還曾指導過年輕的盧梭。她著有女性哲學史作品《關于女性的著作》，猛烈抨擊過孟德斯鳩思想的局限性。孟德斯鳩認為專制統(tǒng)治下的女性遭受虐待是自然而然的事，因此無需費力試圖改善她們的處境；路易斯卻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說法只會讓歐洲讀者對身邊女性的“較高”地位感到自鳴得意，無益于女性境況的改善。

當時的女性所擁有的圖書館藏書量和男性并沒有差別。腓特烈大帝的姐姐收藏了4000卷圖書，其中包括許多啟蒙經(jīng)典著作；英國鄉(xiāng)下有女性主動組織的全女讀書俱樂部“脂粉文學社”，她們每年都會在固定地點聚會和辯論。這讓人想起在同時代的清朝江南地區(qū)，有著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女性詩社“蕉園詩社”。

在丈夫死后，女性還可以全盤接管出版公司。著名的《波斯人信札》的首位出版商蘇珊·德科就是這樣獲得了獨立經(jīng)營權。她識見高遠，眼光超群，沒有像當時的大部分人一樣把這部手稿看作是一部小說，而是認為它是對宗教的無情鞭撻和對法國君主制的諷刺抨擊，果斷決定要冒著風險把它套在虛擬的出版社和出版人名下發(fā)行。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首版扉頁

天花疫苗是啟蒙運動為歐洲帶來的最偉大禮物之一，而這股公共衛(wèi)生領域的科學新風無疑是由女性吹來的。在《哲學通信》中，伏爾泰詳細記錄了推廣種痘的先驅、英國貴族瑪麗·沃特利·蒙塔古夫人的事跡。瑪麗曾罹患天花，哥哥更是因此喪命。因此，當她觀察到土耳其人的種痘做法時，毫不猶豫地讓兒子也接種痘苗，以此為實例說服了未來的英國女王卡羅琳。卡羅琳以身作則，推廣種痘，因而拯救了無數(shù)生命。對此，伏爾泰頗受震動，并在此之后通過書信成功說服了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大帝接種疫苗。直至19世紀初，已有200萬俄羅斯人效法葉卡捷琳娜大帝接種了痘苗，其影響之深遠可見一斑。

為了出版的斗爭：書商、政府和宗教的角抵

啟蒙，簡而言之就是用知識改善自身生活條件，但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們卻常常為了書籍出版鋌而走險，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險，這無疑與“改善”背道而馳。

在18世紀，絕大部分的啟蒙書籍都是在法國以外的地區(qū)印刷、銷售的，因為凡是批評政治和宗教的圖書，任何人在法國都沒有合法出版的自由，就連孟德斯鳩這樣的貴族也不例外。為了能順利出版《波斯人信札》，孟德斯鳩挖空心思，不僅使用化名，還運作該書在國外首先出版。直至他去世，這本書都沒能在法國獲得合法地位，不僅銷售它的書店會被查封，甚至西班牙大使都因購買了十本《信札》而遭到逮捕。

伏爾泰的《哲學通信》的命運也磨難重重。盡管在前期審查時伏爾泰極盡謹小慎微之能事，但該書還是被禁了，出版商當即被投入巴士底獄，伏爾泰也險些被捕，不得不孤身越過邊境茍且躲藏，在擔憂中纏綿病榻。法國最高法院決定將《哲學通信》焚燒殆盡，但其實許多法官書房里就有這本書；顯然，這種書籍禁令只是煽動了人們對這本書地下版本的強烈追捧。面對法庭，伏爾泰表面低聲下氣，辯解這書只是被他人貿(mào)然出版的私人書信；但背地里，他苦心謀劃，主動在其他地方盜版自己的書，同時監(jiān)督出版了三個版本的《哲學通信》：一個在倫敦出版，卻謊稱出版地是巴塞爾；另一個在魯昂出版，謊稱出版地是阿姆斯特丹；第三個版本在巴黎出版，卻謊稱出版地也是阿姆斯特丹。

盧梭《愛彌兒》的扉頁

啟蒙思想家們?yōu)榱顺霭嬷魅绱饲Х桨儆嫞踔敛幌е鲃印氨I版”自己，這種近乎瘋狂的執(zhí)著之舉，以單純的名利驅動很難解釋。他們不懼反對者抗議的狂風暴雨，不畏法律的圍追堵截，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們相信自己是不帶任何偏見與桎梏的人，是能用筆尖改變世界的人。

300多年前，啟蒙思想如何誕生？它并非源自某個天才的頭腦，而是分娩于油墨、印刷機和小冊子中。讀者、作者與出版社共同創(chuàng)造了啟蒙運動的歷史，此等勝景只可能發(fā)生在18世紀，因為那是一個閱讀無處不在的奇跡時代：“現(xiàn)在，每個人都閱讀，什么內(nèi)容都想閱讀。”

《書寫啟蒙》插圖：《米拉波到了至福樂土》，畫中出現(xiàn)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等多位啟蒙思想家。

原標題：《沒有出版，何來啟蒙運動？》

欄目主編：朱自奮 文字編輯：蔣楚婷

來源：作者：朱懿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