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銳、任方圓評《戰時的博弈》｜沉默的教宗與烽火意大利

《戰時的博弈：教宗庇護十二世、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的秘史》，[美]大衛·I. 科澤著，王晨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664頁，148.00元

2020年，梵蒂岡公開了一批上個世紀的檔案文獻，其內容關乎教廷在二戰期間的外交政策和對猶太問題的態度，數量達到上百萬件，引起了國際學界的廣泛關注。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布朗大學意大利研究系教授大衛·科澤（David I. Kertzer）是首批目睹這批文獻的國際學者之一。早在2015年，科澤便撰寫了《教宗與墨索里尼：庇護十一世與法西斯崛起秘史》一書，并于同年獲普利策獎。2022年，他利用最新解密的檔案，推出了《戰時的博弈：教宗庇護十二世、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的秘史》，該書詳細講述了二戰時期梵蒂岡與法西斯政權之間的關系。

庇護十二世（Pope Pius XII, 1939-1958），原名尤金尼奧·帕切利（Eugenio Pacelli），意大利人。1901年，他進入教廷供職，很快便展露出色的外交才能。1917年，他晉升為主教，同年獲得名譽總主教的殊榮，隨后出任教廷駐巴伐利亞特使，三年后成為駐慕尼黑大使，并擔任柏林外交使團的首席。一戰期間，他以教宗調解人身份與德國談判。庇護十一世時期，帕切利常以教宗私人代表的身份到訪世界各地進行外交活動，不僅遍訪歐洲多國，還罕見地出使美洲（段琦：《梵蒂岡的亂世抉擇》，金城出版社，2009年，252頁）。1929年，帕切利擢升為樞機主教，翌年接任教廷國務卿。1933年，他代表教廷與德國簽訂政教協定。1936年，他到訪美國，其間得到羅斯福總統接待，改善了梵美關系。1937年，帕切利還代表教宗出席了英王喬治六世的加冕典禮。然而，圍繞庇護十二世的歷史評價，尤其是他在二戰期間對納粹政權及猶太人命運的態度，至今仍充滿爭議，使這位復雜人物成為學界激烈辯論的焦點。

庇護十二世

本書作者大衛·科澤致力于意大利政治歷史、梵蒂岡史和猶太研究，是《現代意大利研究》創刊人及主編之一，除獲普利策獎外，他還曾兩次榮獲美國歷史學會意大利歷史研究會頒發的馬拉羅獎。縱觀科澤早年間的作品，他幾乎梳理了整個十九至二十世紀的梵蒂岡—意大利政教關系史。《戰時的博弈》分為四個部分，共三十九章，所披露的細節覆蓋了從1939年庇護十二世上任到1945年意大利戰爭結束。整部作品延續了大衛·科澤的一貫風格，以珍貴、深厚的檔案文獻為支撐，運用小說筆法，將梵蒂岡與意、德法西斯政權的糾葛同二戰進程巧妙融合，情節細致入微又波瀾壯闊。

沉默的教宗

庇護十二世在二戰期間與德國的關系，及其對納粹屠猶的態度，是二十世紀教會史乃至二戰史研究中爭議最激烈、分化最嚴重的議題之一，這也是《戰時的博弈》無法避免的核心問題。該議題的焦點在于庇護十二世對軸心國發動戰爭未作任何批評，尤其是對納粹屠猶的沉默，未表達明確的譴責和抗議。教會領導層的立場似乎僅限于：只有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應免于迫害。關于這位教宗是沉默的旁觀者，還是幕后的拯救者，史學界形成了“黑色傳奇”（leggenda nera）與“粉色傳奇”（leggenda rosa）兩大對立敘事。

一派學者對庇護十二世予以猛烈而尖銳地譴責，以約翰·康威爾（John Cornwell）為代表，其專著《希特勒的教宗》（Hitler’s Pope: The Secret History of Pius XII,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2008）引發了對庇護十二世戰時角色的巨大分歧，即帕切利究竟是反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的堅定捍衛者，還是一位沉默的懦夫？這一派致力于推翻前人的“營救神話”，認為庇護十二世為希特勒的背書致命地削弱了天主教會的權威，并最終導致了歐洲猶太人的悲慘命運（例如：Susan Zuccotti, Under His Very Windows: The Vatican and the Holocaust in Ital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Daniel Jonah Goldhagen, A Moral Reckoning: The Role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Holocaust and Its Unfulfilled Duty of Repair, Knopf Doubleday, 2003）。

約翰·康威爾著《希特勒的教宗》

另一派教宗辯護者則認為，庇護十二世的沉默是一種隱蔽策略，實際他從納粹手中拯救了數百萬猶太人。在非常態情況下，他擔心貿然發聲會失去德意志天主教民眾的支持，招致希特勒對德國和波蘭的天主教的打擊報復（例如：Pierre Blet, Lawrence Johnson, Pius XII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According to the Archives of the Vatican, Paulist Press, 1999; Ralph McInerny, The Defamation of Pius XII, St. Augustines Press, 2001; David G. Dalin,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History, 2005; Gordon Thomas, The Pope’s Jews: The Vatican’s Secret Plan to Save Jews from the Nazis, St. Martin’s Press, 2012）。

顯然，大衛·科澤屬于前者。他在早期作品中就已披露羅馬天主教會可能對納粹大屠殺負有責任。在《戰時的博弈》中，他更以大量篇幅闡述庇護十二世在不同階段對猶太人遭遇的沉默。雖然作者承認教宗一直將猶太人視為保護對象，但他無法理解“教宗在羅馬猶太人走向死亡時的沉默”（360頁）。從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境內的“種族行動”，到希特勒對集中營猶太人的清洗，科澤筆下的庇護十二世始終沉默。即便在1943年9月德軍占領羅馬后，教宗依然“沒有對驅逐羅馬猶太人一事發表任何高調的言論”（359頁）。

大衛·科澤

大衛·科澤也敏銳地察覺到戰爭進程對教宗行為的影響。1939年戰爭初期，庇護十二世基于對軸心國將贏得戰爭、主宰歐洲的信心，將保護教會視為首要職責，認為與法西斯政權合作能保證教會在意大利的持續影響力（456-457頁）。1942年軸心國敗相初現時，教宗出于現實考量，除偶爾提及少數群體和小國苦難外，始終保持沉默（457頁）。然而科澤認為，如果教宗能高調譴責希特勒與墨索里尼，那么他們發動戰爭就將付出更大的代價，其宣傳主張也會遭到破壞。因為不少納粹支持者都是在教堂中長大，自視為天主教徒（458頁）。現實卻是，隨著德軍的擴張，庇護十二世不得不在中立與支持法西斯之間尋求平衡。

二戰中的意大利

1929年，庇護十一世與墨索里尼簽署了《拉特蘭協約》，這是二戰時期庇護十二世與墨索里尼推進合作的基礎。根據該協約，梵蒂岡承認世俗的意大利王國，解決了六十年來懸而未決的“羅馬問題”，結束了亞平寧半島的政治分裂。該協約提高了墨索里尼和法西斯黨的國內與國際威望，也為1933年德梵政教協定提供了范本。作為交換，羅馬天主教獲得了國教地位及教會在公共空間的社會政治職能，教宗也被賦予了完全獨立與合法的政治外交權。因此，有學者將當時的意大利稱為“教權法西斯政權”（Clerical Fascist Regime），視《拉特蘭協約》為教廷與法西斯政權雙方妥協的產物。實際上，政教協定無法完全化解雙方的固有矛盾，教廷與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之間的關系一直處于緊張狀態。天主教雖恢復了國教地位，但不再享有中世紀教皇國時期的特權。雙方在青少年教育權力上存在爭奪，墨索里尼曾對公教進行會（Azione Cattolica）發起攻擊。對于教廷而言，意大利政府應確保民眾對天主教會的追隨，應由教會決定人民的道德準則；而法西斯政權既希望利用教宗的權威，又不愿看到其權威的彰顯。科澤在《教宗與墨索里尼》中描繪的教廷與墨索里尼的博弈，延續至《戰時的博弈》。他通過對墨索里尼私生活的描寫，將其刻畫為“法西斯的神圣三位一體：教會、君主和領袖”（273頁）。

《教宗與墨索里尼：庇護十一世與法西斯崛起秘史》，[美]大衛·I. 科澤著，陶澤慧譯，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6月出版

通常認為，二戰始于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而墨索里尼直到1940年6月才宣布參戰，但這并不意味著意大利處于戰場邊緣。隨著意大利卷入戰爭并逐步成為戰場，盟軍對羅馬的轟炸集中展現了意大利本土戰事的嚴峻，以及各方勢力對意大利政權的周旋與爭奪。羅馬不僅是教宗與墨索里尼的爭奪之地，也是軸心國與同盟國的角逐目標。它位于亞平寧半島中部，是鐵路交通樞紐、空中航運中心，也是法西斯政府所在地。自意大利參戰后，教宗最擔心的就是羅馬城遭受破壞。1943年盟軍登陸西西里后，庇護十二世一直主張將羅馬設為不設防城市。即便如此，羅馬城仍遭到了盟軍轟炸。在科澤看來，庇護十二世呼吁羅馬為不設防城市的努力受到限制，原因在于他此前對德國襲擊華沙、倫敦、鹿特丹的沉默。然而，從意大利境內的戰況發展來看，羅馬實為同盟國與軸心國的必爭之地。由于盟軍增援不及時，希特勒搶先攻占了羅馬。

羅馬城遭轟炸加速了墨索里尼的倒臺，教宗面臨兩個危機：其一，如何否認自身對推動民眾支持法西斯政權負有責任（313頁）；其二，如何在意大利兩個政府間周旋，即如何看待意大利王國政府與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社會共和國，以及這兩個政權的合法性（345頁）。庇護十二世既是羅馬的教宗，也是意大利的教宗。問題的核心在于：意大利將成為一個怎樣的國家？是宗教國家，還是世俗國家？在政權真空的情況下，無論意大利選擇哪一條路徑，教廷始終是其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角色。由于教宗的存在，《拉特蘭協約》的命運并未隨法西斯政權的覆滅而終結，因為締結條約的主體是教廷與意大利政府，該協約得以延續至戰后的意大利共和國。直至1984年，梵蒂岡與意大利共和國簽署《瑪達瑪莊園協定》，作為對《拉特蘭協約》的修訂，正式結束了天主教在意大利的國教地位。

除了法西斯意大利，庇護十二世還需應付德國納粹政權。為了平衡與軸心國之間的關系，教宗庇護十二世在元首和領袖之間形成了錯綜復雜的關系——彼此利用，又相互怨懟，充滿糾纏與張力。如果說庇護九世是“梵蒂岡的囚徒”，那么庇護十二世堪稱“法西斯的囚徒”。自擔任教宗起，庇護十二世便選擇謹慎路線，始終保持中立，尋求“正義的和平”，致力于維持教會與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之間的互利合作。

教宗和群像人物的刻畫

大衛·科澤將教宗庇護十二世塑造成一位膽怯、多慮、謹慎、保守的外交家，而非簡單構建一個純粹好的或壞的宗教領袖。科澤通過庇護十二世戰時的講話呈現其模糊形象，他的理解是，教宗的“晦澀的神學語言”和“道德主義的陳詞濫調”，在“滔滔不絕的演說”中“穿插讓雙方都認為是支持他們的觀點”（458頁）。在本書的記敘中，庇護十二世上任之初曾夢想扮演調停者的角色，但其召開國際和平大會的意圖仍需征求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意見（51頁）。1943年5月，教宗在其戰時廣播中重申主題，即“撫慰戰爭的苦難”與“對世界恢復真正和平的呼吁”（274頁）。1944年，戰爭爆發五周年之際，教宗發表全球廣播，表達對意大利和羅馬遭遇的控訴（421頁）。直至1945年圣誕演講中，庇護十二世終于發表了對極權主義國家的明確譴責（449頁）。

《戰時的博弈》的一大亮點是對重要事件參與者的群像刻畫。這些人物包括：庇護十二世的國務卿路易吉·馬利奧內；兩位副國務卿多梅尼科·塔爾蒂尼和喬瓦尼·巴蒂斯塔·蒙蒂尼（后來的教宗保祿六世）；意大利駐梵蒂岡大使貝爾納多·阿托利科；墨索里尼的女婿、時任外交部長加萊亞佐·齊亞諾、意大利瑪法爾達公主和瑪利亞·何塞王妃。大衛·科澤還利用新解密的多國檔案，描繪各國駐梵蒂岡大使的日常見聞。他們每天都會從梵蒂岡城發回報告，記錄他們與教宗身邊人士，或偶爾與教宗本人見面的經歷。這些人包括德國菲利普·馮·黑森親王、意大利駐教廷大使拉斐爾·瓜里利亞、法國駐教廷大使德·奧爾梅松、美國羅斯福總統私人特使麥倫·泰勒等。透過這些重要配角與教宗及教廷人物的接觸，作者得以從非教宗、非元首與領袖的“第三視角”重塑那段歷史。大衛·科澤在采訪中比喻自己對人物的描寫像“萬花筒”一般。在這個維度的敘事中，一個斡旋于各國間的教宗形象變得更加清晰可見：他期望扮演調停者的角色，但實際上被動卷入大戰，受制于德意法西斯政權的桎梏。在這些群像眼中，教宗努力維持“獨立的角色”（210頁），而“梵蒂岡最關心的是如何在風暴中生存下來”（341頁）。

瑪利亞·何塞王妃

這種群像解讀基于多國、多邊、多人物檔案材料的收集。大衛·科澤常年在不同國家的檔案館、圖書館收集資料，據其稱，僅電子檔案就已閱讀八千多頁。書中不僅運用了梵蒂岡的檔案，更利用多邊材料敘述同一歷史場景，涉及英國戰時內閣、外交部；法國外交部、法國的羅馬宗座檔案；德國外交部、德國駐羅馬—梵蒂岡代表檔案；意大利國家中央檔案館、羅馬國家檔案館、公共安全局、意大利駐宗座大使館；美國國家檔案館、羅斯福總統圖書館等。就本書講述的歷史本身而言，雖然已是大眾熟知的故事，但從材料來看，隨著各國每年不定期更新開放的國家檔案，科澤在書中運用了許多首次面世的新材料。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種敘事結構的弊端在于，在多樣化的檔案中，梵蒂岡和教會的檔案相對被弱化，時常會在書中看到用他國參與者的評判代替教宗本人的意見。如果仔細對比書中腳注，科澤敘述某一事件時的引用材料，多為教宗身邊人士或相關親歷者的他者檔案，而少引用庇護十二世本人對相關事件的材料。在多邊材料的互證中，主角的聲音反而被淹沒了。

余論

《戰時的博弈》再度揭示了教宗庇護十二世在歐洲至暗時刻的艱難處境，它既沒有像約翰·康威爾那樣抨擊庇護十二世為“希特勒的教宗”，也不同于邁克·赫澤曼（Michael Hesemann, The Pope and the Holocaust: Pius XII and the Secret Vatican Archives, Ignatius Press, 2022.）筆下那位為猶太人挺身而出的教宗形象。大衛·科澤在書的結尾作出“最后的思考”，認為庇護十二世的沉默動機是避免軸心國對教眾采取行動，從而造成教會的分裂。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本書敘述了一個成功的故事，即教宗實現了他的目標，以某種方式拯救了羅馬天主教會，使其免受納粹侵害，也保全了永恒之城羅馬。如果用三個問題審視庇護十二世的戰時角色：他做錯了什么？他沒有做什么？如果他做了，歷史將會如何？具體而言，如果庇護十二世對希特勒（受洗為天主教徒）進行絕罰，公開譴責納粹主義及其侵略罪行，尤其是大屠殺，會發生什么？科澤對這個假設性問題的判斷是：“如果從戰爭時期為保護羅馬天主教會的機構利益而采取行動來評判庇護十二世，那么有充分的理由認為他的教宗任期是成功的”（463頁）。回到問題本身，對庇護十二世的歷史評價必須超越二元對立，從更長的時段、二戰的局勢和帕切利的初心出發考察。本書的遺憾之處也在于此，庇護十二世在逆境和挑戰中的掙扎和焦慮未能充分體現在本書里。為了維護天主教會的普世利益，面對法西斯政權的侵略擴張，教廷不得不做出某些妥協，對戰爭遇害者使用委婉措辭，表現出外交上的遲滯，也許現實是教宗“不能”，而非“不可以”。

1929年墨索里尼簽署《拉特蘭協約》

必須指出的是，具有猶太背景的大衛·科澤無法脫離猶太人的天然視角來審視這段歷史。其父親莫里斯·科澤是1944年盟軍的猶太隨軍牧師，盟軍進入羅馬后，他與羅馬的首席拉比在猶太會堂舉行了第一次禮拜（468頁）。科澤幾乎是聽著這段故事長大的，因此在書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個性化的諷刺勾勒：“在教宗看來，有壞法西斯和好法西斯，納粹政權也有好人和壞人”，“區分好人和壞人的是他們對教會的態度，尊重和加強教會地位的是好的，威脅教會影響力和活動則是壞的”（461頁）。此外，本書的另一個問題在于遺漏了教會內部和意大利國內的反法西斯主義。它未呈現完整的羅馬天主教會治理與政治敘事，未提及基層教區、神職人員和信眾在動蕩政治環境中的適應過程和他們自己的態度。相反，作者始終對教士群體抱有偏見：“為了讓領袖高興，作為意大利教會的宗主教，教宗完全不阻止意大利最知名的教會人士對軸心國戰爭表示公開支持”（207頁）。科澤全然將教宗與教廷、教會與政府、神職人員與平信徒畫等號，忽略了其中的反法西斯力量。事實上，當時不乏神職人員發出呼吁，比如美國耶穌會士文森特·麥考密克神父，以及后來的若望二十三世教宗。這種偏見同樣體現在作者對意大利史的敘事中，意大利以軸心國身份參戰過程中，“抵抗運動”（Resistenza italiana）作為一支重要民族力量未在書中被提及。無論是盲從的信眾，還是游擊抵抗的普通人民，都說明應從更廣闊的視角加以考察。

《戰時的博弈》對當代教會的啟示意義在于，它彰顯了一種世俗中的牧者形象。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后，在意大利社會的世俗化浪潮背景下，羅馬天主教會向現代化的自由轉向，可以被視為對法西斯政權時期教會保持沉默的補償。自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62-1965）起，羅馬天主教會開啟現代化改革，頒布文件《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作為正視這一歷史問題的起點。此后，天主教會相繼設立“與猶太人宗教關系委員會”，并陸續發布三份官方聲明，以回應教會內長久存在的反猶主義問題。然而，要回應基督宗教在二戰期間對納粹屠猶的歷史責任，以及反猶主義問題的歷史包袱仍然沉重，很難一蹴而就。其中，《我們要銘記：對大屠殺的反思》正式回應了二戰期間天主教會對猶太問題態度的重大歷史遺留問題，明確了教會在納粹屠猶中的歷史責任。二戰時期教廷與法西斯政權的復雜歷史，與戰后教會現代化轉型共同實現了對歷史的反思和道德的回應。在不同歷史情境中，宗教權威在政治外交與公共社會的夾縫間，仍舊面臨持續的結構性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