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緯度：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何以實現“自主引領”

四十多年開放歷程，中國從“引進來”到“走出去”，從加入WTO到主動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或許有人問：對外開放還有多少新文章可做？“十五五”規劃給出了明確答案：

這一輪開放，不再是簡單的“打開大門”，而是在新質生產力條件下的系統性躍升——從要素流動型開放轉向制度型開放，從“被動融入”到“自主引領”，從“跟跑”到“領跑”。

制度型開放、自主開放、貿易投資升級、“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全球治理參與……每一項部署都指向同一個戰略目標：以高水平對外開放，為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保駕護航。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站在新的十字路口。高水平對外開放不僅是中國的需要，更是世界的機遇。

它以自身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動力，以制度型開放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全球治理變革，為人類文明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本文將從開放邏輯的歷史躍遷、制度型開放、自主開放、貿易投資合作、“一帶一路”、全球治理、以開放促改革七個維度，解碼這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戰略邏輯。

2026年3月10日，在山東港口青島港，外貿集裝箱碼頭作業一派繁忙（無人機照片）。新華社 圖

一、開放邏輯的歷史躍遷：從“被動融入”到“自主引領”的根本轉變

理解“十五五”規劃關于對外開放的戰略部署，核心是把握一個歷史性變化——中國對外開放的邏輯，正從過去的“被動融入”實現向“自主引領”的根本轉變。

要讀懂這一轉變，需回望四十多年開放歷程，其清晰的三次重大躍遷，正是這一邏輯轉變的生動注腳。

第一次躍遷（1978—2001年）：以“引進來”為標志的“被動融入”。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資本匱乏、技術落后，策略是“打開大門請進來”——設立經濟特區，以優惠政策和低成本吸引外資。

這一時期的核心是“單向開放”——我們作為國際規則的“接受者”，依托外部市場推動工業化，角色本質是“跟跑者”。

第二次躍遷（2001—2012年）：以“接軌國際”為特征的“主動參與”。

加入WTO是標志性轉折。中國大規模清理修訂法律法規，從“發展加工貿易”轉向“對標國際規則”。

這一階段實現“引進來”與“走出去”雙向發力，深度嵌入全球產業鏈、成長為“世界工廠”，角色也從規則被動接受者，轉變為主動學習、運用和參與規則談判的參與者，實現從“跟跑”向“并跑”的跨越。

第三次躍遷（2012年至今）：以“制度型開放”為特征的“自主引領”。

進入新時代，中國從資本匱乏國發展為重要的資本輸出國。

面對外需波動和全球治理重構，單純“對標”已不足夠。

中國主動推動自貿試驗區建設，發起“一帶一路”倡議，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開放重心從商品和要素流動，轉向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角色也從“融入全球化”升級為“主動塑造開放新格局”，正式從“并跑”邁向“領跑”。

三次躍遷的演進路徑清晰：開放重心從要素流通向規則對接躍升；開放動力從利用外部資源向主動塑造制度環境轉變；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角色從加工制造承接者、規則接受者，成長為規則制定參與者和全球治理變革的推動者。

三次躍遷回答了三個時代命題：第一次回答“要不要開放”，第二次回答“如何參與全球化”，第三次回答“如何塑造全球化”——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從規則的“遵循者”轉變為“共建者”乃至“引領者”。

這就是“十五五”規劃的戰略方位。

把握這一方位，既要立足中國對外開放的自身歷史邏輯，更要放在全球發展大格局中審視——這一躍遷，正是“新質生產力”（生產力拐點）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生產關系與全球格局拐點）雙重疊加下的必然結果，是歷史性的躍升。

兩個拐點疊加，決定了中國對外開放必須從“被動融入”走向“自主引領”。

其獨特在于：它不是全球化常規節點，而是在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特征的新型全球化上邁出的重要一步——從過去作為全球化的“路徑補充”，升維為以我為主、主動運籌的系統戰略，從規則“接受者”轉向治理“共建者”。

這一躍遷的本質，是從“融入既有格局”轉向“塑造未來格局”。

這種轉變既是中國自身需要，也為世界提供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新范式，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方案。

站在“十五五”起跑線上，中國以更自信的姿態擴大自主開放、深化制度型開放，這份大國擔當，正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注入更多穩定性與確定性，也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踐寫下開放篇章。

二、制度型開放：從“要素流動”到“規則對接”的躍升

如果說開放邏輯的三次躍遷，明確了中國從“被動融入”到“自主引領”的方向，那么制度型開放，就是這一躍遷的核心支撐。

制度型開放，是從根本上改變開放的性質與層次——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轉向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標志著對外開放進入更高階段。

過去四十多年，中國開放的核心是要素流動——降低關稅、吸引外資、擴大出口，解決的是“能不能進”的問題。

但當中國成為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后，僅靠要素流動已不足夠。

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際規則從“邊境上”延伸至“邊境后”，即從關稅等傳統貿易壁壘延伸到國內市場規則，涉及數據流動、競爭政策等國內規制領域。

中國必須主動對標、穩步接軌，才能在新一輪規則博弈中爭取主動。

制度型開放的核心，是推動國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與國際高水平規則相通相容。

它不是單一領域的政策調整，而是系統性工程。具體包含四個層面：

規則對接，在產權保護、政府采購等領域實現制度銜接；

規制協調，加強數字經濟等重點領域的規制協調；

管理創新，從重審批輕監管轉向輕審批強監管；

標準互認，從標準接受者向標準引領者轉變。

“十五五”規劃綱要將制度型開放列為自主開放的核心任務，明確提出促進國內國際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相通相容”。

其本質不是簡單降低門檻，而是通過制度創新，對外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對內以開放倒逼深層次改革。

規劃從三個維度部署：

制度層面，主動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擴大自由貿易區網絡；

實踐層面，以自貿試驗區、海南自貿港為“試驗田”，開展更深層次制度型開放試驗；

監管層面，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

這是中國從“規則接受者”邁向“規則共建者”的歷史性跨越。

過去，我們是規則的適應者；今天，我們不僅主動對接，更在數字貿易、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參與甚至主導規則制定。從“跟跑”到“領跑”，從接受規則到塑造規則——制度型開放，正是中國對外開放從量的積累邁向質的躍升的集中體現。

三、自主開放：以服務業為重點的深層次開放新格局

自主開放，是“自主引領”開放邏輯躍遷最直接的體現。

“十五五”規劃綱要將“積極擴大自主開放”單列一章，核心要義在于以我為主、主動運籌，立足自身發展需要決定開放的目標、路徑與節奏，標志著中國開放從“應勢而為”轉向“主動塑造”的根本轉變。

綱要部署自主開放，遵循“點—線—面”相結合的系統邏輯：以重點領域和區域為“點”率先突破，以制度監管為“線”提供支撐，以全局布局為“面”形成新格局，三者相互支撐、有機統一。

在“點”的突破上，以服務業為重點有序擴大開放領域和區域。

綱要明確推動電信、互聯網、教育、醫療等領域擴大開放，實施增值電信、外商獨資醫院等開放試點。

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穩慎拓展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穩步建設自主可控的人民幣跨境支付體系。

同時對最不發達國家和潛力大的經貿伙伴擴大單邊開放，主動打開深層次開放新空間。

在“線”的支撐上，構建與高標準經貿規則相銜接的制度和監管體系。

自主開放并非“各自為政”，而是主動對標國際高標準規則，推動國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與之相通相容。

綱要部署健全知識產權保護機制，推動重點產品規則標準國際互認，試行相關國際協定，本質是以開放倒逼國內深層次改革，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

在“面”的布局上，優化區域開放布局，以“試驗田”推動自主開放落地。

高標準建設海南自貿港、實施自貿試驗區提升戰略，統籌布局重大開放合作平臺，推動各類開放載體管理制度創新，加速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全面開放格局。

自主開放絕非“關起門來”，而是在更高水平上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

它以服務業為重點、以制度對接為保障、以開放平臺為試驗田，既為自身發展注入新動能，也為世界提供新機遇，正是“自主引領”躍遷在開放領域最生動的實踐注腳。

四、貿易投資合作：從“規模擴張”到“質效并重”的升級之路

自主開放打開了大門，制度型開放校準了規則，但開放的最終成效要落到貿易投資合作的實績上。

“十五五”規劃綱要將“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專章部署，其核心邏輯是從“規模擴張”轉向“質效并重”——不再簡單追求進出口總額和引資數量的增長，而是推動貿易結構優化、投資效益提升、產業鏈合作升級。

推動貿易創新發展：從“大進大出”到“優進優出”。

過去，中國外貿的競爭力主要來自成本和規模。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轉向創新驅動。

綱要從三個維度部署：

一是優化升級貨物貿易，推動市場多元化，拓展中間品貿易，促進加工貿易提檔升級；

二是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放寬跨境服務限制，發展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提升服務貿易標準化水平；

三是創新發展數字貿易、綠色貿易，支持跨境電商等新業態，優化海外倉布局。

同時，合理調整進口關稅，擴大國內急需的先進技術設備和優質農產品進口，持續辦好進博會、廣交會、服貿會等重大展會。

這一布局的邏輯在于：以創新提升附加值，以服務拓展新空間，以數字綠色引領新賽道。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從“招商引資”到“招商選資”。

在全球跨國投資低迷的背景下，中國吸引外資的邏輯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不再“撿到籃里都是菜”，而是聚焦高質量發展需要，引導外資投向先進制造、現代服務、高新技術、節能環保等領域。

綱要從三方面發力：

一是全面落實外資企業國民待遇，清理與外商投資法不符的文件法規，落實好“準入又準營”；

二是發揮標志性外資項目示范效應，支持外資企業在華設立地區總部、研發中心；

三是精心打造“投資中國”品牌，拓展利用外資方式，完善外資并購管理。

其本質是以優質營商環境吸引優質外資，以高水平開放促進高質量發展。

促進國際產業與投資合作：從“單向外投”到“雙向賦能”。

中國企業“走出去”已從早期的資源獲取、市場開拓，升級為產業鏈供應鏈的國際合作。

綱要明確：

健全海外綜合服務體系，支持互聯網平臺、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企業拓展海外應用場景；

健全涉外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加強海外利益保護；發揮境外經貿合作區作用，促進與境內園區協同發展；

健全境外投資風險防控機制。

這一部署的核心邏輯是：以我為主、互利共贏，在更廣闊的國際空間中配置資源、延伸產業鏈，同時為東道國發展注入動力。

從貿易到投資，從“引進來”到“走出去”，從規模擴張到質效并重——這一升級之路，本質上是將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產業配套優勢與全球創新資源深度對接，在更高水平上實現貿易與投資、進口與出口、貨物與服務、引資與對外投資的動態平衡。

這正是“十五五”規劃賦予貿易投資合作的新使命。

五、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從“硬聯通”到“心聯通”的系統深化

“十五五”規劃綱要第二十三章開宗明義：堅持共商共建共享、開放綠色廉潔、高標準惠民生可持續的指導原則，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深化基礎設施“硬聯通”、規則標準“軟聯通”、同共建國家人民“心聯通”。

這一部署，揭示了“一帶一路”從“大寫意”到“工筆畫”之后的再次躍升——從物理聯通邁向規則協同與民心相通的系統性深化。

深化發展戰略對接：從“項目合作”到“規則協同”。

過去合作更多體現為具體項目落地；進入“十五五”，對接重點從項目層面向戰略層面躍升。

綱要明確：加強與共建國家、國際組織政策溝通和戰略對接，強化合作規劃統籌管理。

發揮“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引領作用，強化能源、稅收、減貧、智庫、媒體等領域合作平臺建設，深化治國理政經驗交流，拓展共贏發展空間。

這是從“硬聯通”走向“軟聯通”的核心支撐。

完善立體互聯互通網絡布局：從“大動脈”到“多元通道”。

“硬聯通”內涵不斷擴展。綱要在傳統鐵路、港口、航空之外，推進空間信息走廊建設合作。

提升中歐（亞）班列發展水平，積極參與跨里海國際運輸走廊建設，高質量建設中吉烏鐵路、匈塞鐵路等項目；推進“絲路海運”港航貿一體化發展，推動空中絲綢之路提質增效。

“積極推進中國標準海外應用”，標志著“硬聯通”正從產品輸出升級為標準輸出。

深入推進新疆、福建“一帶一路”核心區建設，使國內開放高地與跨境通道更緊密聯動。

全面提升務實合作質效：從“大工程”到“小而美”。

過去“一帶一路”以重大標志性工程為人所知；進入“十五五”，務實合作更加注重多元化和精細化。

綱要明確：持續擴大貿易投資合作，高標準建設“絲路電商”合作先行區；拓展綠色發展、人工智能、數字經濟、衛生健康、旅游、農業、氣象、北斗應用等領域合作新空間。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統籌推進重大標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項目建設”——合作重心正下沉至普通人的獲得感。

完善多元化、可持續、風險可控的投融資體系，支持亞投行、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發揮作用。

拓展文化、教育、考古、體育等領域人文交流渠道。

“硬聯通”鋪路，“軟聯通”架橋，“心聯通”鑄魂。

從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到規則標準對接，再到民生項目與人文交流，“十五五”規劃的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部署，正在推動這一倡議從“謀篇布局”走向“精耕細作”。

它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以互聯互通推動新型全球化、以共贏合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引領，也是中國為世界貢獻的開放合作新范式。

六、全球治理參與：從“參與者”到“引領者”的角色躍升

如果說貿易投資合作是“硬實力”的體現，那么全球治理參與則是“軟實力”的彰顯。

“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中國貢獻。

這一部署，標志著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角色正在從“參與者”向“引領者”躍升。

積極參與和引領全球經濟治理。

過去，中國更多是國際規則的“接受者”和“適應者”；今天，中國開始主動參與甚至引領規則制定。

綱要從四個維度部署：

一是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全面深入參與世貿組織改革，堅決反對保護主義、濫施關稅等做法。

二是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高質量實施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并推動擴員，推動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落地實施，積極推動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

三是積極提出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綠色低碳、外層空間等新興領域國際規則的中國方案。

四是強化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推動二十國集團發揮國際經濟合作主要論壇作用，推動擴大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等合作機制影響力。

這套“組合拳”，既有對傳統多邊體制的維護，也有對高標準規則的主動對接，更有對新領域規則制定的積極參與。

從“跟跑”到“并跑”再到“領跑”的躍遷清晰可見。

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

中國倡導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

綱要從三個方向展開：

一是深化周邊發展融合，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

二是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維護大國關系總體穩定。

三是深化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支持全球南方聯合自強。

同時，打造多層級多領域文明對話交流機制，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

這一布局表明，中國不再僅僅是國際關系的“參與者”，而是致力于成為新型國際關系的“塑造者”。

提供更多國際公共產品。

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跨國犯罪、網絡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恐怖主義等全球性問題上發揮更多積極作用。

綱要明確：

一是積極參與全球安全規則制定，建設性參與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政治解決。

二是促進全球減貧合作，加大援外力度。

三是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從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到全球發展倡議落地，從對外抗疫援助到糧食安全合作，中國正從國際公共產品的“受益者”轉變為“提供者”。

從接受規則到參與制定規則，從融入體系到塑造體系，從自身發展到貢獻全球——全球治理參與的角色躍升，是中國綜合國力增強的必然結果，也是中國對世界承擔更大責任的時代擔當。

這不僅為中國式現代化營造了更有利的外部環境，更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貢獻了不可或缺的中國力量。

七、以開放促改革：在深層次改革中釋放制度紅利

從制度型開放到自主開放，“十五五”規劃對外開放的全部部署最終指向一個更深層的命題：開放不是目的，改革才是歸宿。

以開放倒逼深層次改革，在改革中釋放制度紅利，正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戰略落腳點。

以開放促改革，是四十多年積累的寶貴經驗。

加入WTO后大規模清理修訂法律法規，自貿試驗區率先探索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每一次重大開放都伴隨著制度變革。

高水平開放借助外部規則“壓力測試”，倒逼國內破除體制性障礙；內部深層次改革又為更高水平開放鋪平道路。

二者相互激發，共同塑造了中國發展的獨特路徑。

制度型開放的本質，是以制度對接倒逼國內制度升級。

主動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將外部壓力轉化為內部改革動力:

在規則層面，在知識產權保護、政府采購等領域開展壓力測試；

在規制層面，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加強公平競爭審查；

在管理層面，推動政府職能從事前審批向事中事后監管轉型。

這一過程將開放壓力轉化為激發市場活力、提升治理效能的內生動力。

制度紅利，是高水平開放釋放的最寶貴紅利。

過去的高速增長依賴“政策紅利”——通過關稅減免、土地優惠等吸引要素集聚。

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可持續增長必須來源于“制度紅利”——通過完善產權保護、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基礎性制度，激發各類經營主體的內生創新活力。

與政策紅利的局部、短期、碎片化不同，制度紅利以其全面性、穩定性、可預期性，為市場提供長效“定心丸”。

服務業擴大開放、自貿試驗區制度集成創新等，正是通過制度變革降低交易成本、釋放要素活力。

以開放促改革的歷史性意義，在于為新質生產力培育更有利的制度生態。

從規則引入到制度迭代，高水平開放正在重塑中國制度優勢。

它既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更持久的制度能量，也為世界提供了開放與改革協同驅動的發展新范式。

在穩定的制度環境中構建長期預期，正是高水平開放的真正紅利所在。

八、以高水平對外開放護航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

從開放邏輯的歷史躍遷到制度型開放，從自主開放到貿易投資升級，從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到全球治理參與，再到以開放促改革——“十五五”規劃的對外開放全部部署，歸根結底指向一個根本命題：以高水平對外開放，為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保駕護航。

“護航”二字，道出了對外開放在中國式現代化中的戰略定位。

它不再是經濟增長的“輔助手段”，而是現代化建設行穩致遠的“制度保障”。

在新質生產力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雙重拐點交匯處，對外開放承載著三重使命：

為高質量發展注入外部動能。

通過制度型開放對接國際高標準，以外部競爭倒逼國內產業升級；

通過自主開放擴大服務業市場準入，以全球優質資源提升供給質量；

通過貿易投資質效升級，鞏固出口優勢、擴大進口空間，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內外需良性互動。

為新型全球化貢獻中國方案。

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從“硬聯通”到“心聯通”的系統深化，全球治理參與從“參與者”到“引領者”的角色躍升，都在向世界傳遞一個明確信號：中國不是現有秩序的顛覆者，而是完善者、建設者。

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愿景，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中國正在為全球化走出困境提供新范式。

為深層次改革釋放制度紅利。

以開放促改革，是中國四十多年積累的寶貴經驗。

在高水平開放中引入外部規則壓力，倒逼國內產權保護、公平競爭、政府治理等領域制度升級，使制度紅利替代政策紅利成為增長主導動力。

站在“十五五”的起跑線上，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大國現代化的內在要求；不是被動應對，而是主動塑造發展新格局的戰略抉擇。

當開放與改革同頻共振、中國與世界深度交融，中國式現代化這艘巨輪必將在新征程上劈波斬浪、行穩致遠。

這正是“十五五”規劃對外開放戰略的深層意涵。

（“經緯度”系澎湃新聞打造的經濟評論IP，用主流媒體新表達助力中國經濟話語和中國經濟敘事體系建設。本文作者為上海高校智庫·復旦大學政黨建設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