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齡修：懷念謝國楨先生

1982年9月4日晚10時許，謝國楨先生與世長辭了。謝老因患膽道結石，臥床已經數月。高齡患此重癥，謝老的身體急遽地衰弱下來。8月20日，當我從南方返京后去醫(yī)院看望他時，盡管那時他病情平穩(wěn)，體溫正常，但我所看到的謝老，不再像昔日那樣精神矍鑠、談鋒勁鍵。我仿佛覺得，他的豐腴的身體都縮小了許多，輕聲緩語，與從前判若兩人。我們進行了簡短的交談。謝老念念在心、幾次提到的只是黨中央領導同志對他的健康的關懷，使他得到了最好的治療。我知道，謝老曾興致勃勃地準備參加在廈門召開的鄭成功研究學術討論會。由于他未能成行，我本想比較詳細地向他介紹大會的盛況。但是，他似乎已勻不出多余的精力來顧及這件事了。所以我除了轉達傅衣凌先生的問候外，對大會便沒有再涉及。看到謝老健康的這種狀況，我的心中充滿了哀傷。我總期待著謝老能跟以往一樣化險為夷，而不幸的是，這次探望竟然成了我見到這位可敬的老學者的最后一面。

我認識謝老，是在1958年我剛到歷史研究所工作的時候。從那時到謝老去世，整二十四年。把這二十四年分為兩半，前十二年我和謝老接觸不多。一開始謝老還按照傳統(tǒng)習慣，稱我為“何先生”。我委婉地請他喊我的名字。謝老立即接受我的意見，改喊我“小何”,后來又喊我“老何”。這件小事說明謝老為人是平易的，不難接近。但是，我們之間年齡、地位等等的不同，畢竟造成了我們相互關系的隔膜；大概誰也沒有想到要打破它。所以除了所內的共同活動，我只偶爾向謝老請教過一些問題。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種種共同的患難，填平了謝老與中、青年職工之間某種無形的鴻溝。所內同志們公認，近十多年來謝老在思想上、生活上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他主動、熱情、廣泛地向中、青年靠攏，接觸面顯著擴大。他真正生活在職工群眾中了。我們也開始頻繁地去他家里看望他。有時我們怕過分打擾他，有意把間隔時間拉成一個月或更長一點，他就會念叨起來：某某人怎么好久沒有到我這里來了?或某某人我好久沒有同他談話了。接著他就會捎信或面囑去他家里。我們在一起談業(yè)務上的問題聽他講學術界掌故，從中獲得許多具體知識。有時候，他還就一些個人事務征詢我們的意見。記得有一次他說起他身后要捐贈自己的藏書，有幾家圖書館都想要，讓我替他參謀。我說，我是歷史所的人，理應建議捐贈本所圖書室，但實事求是地說，所里書庫擁擠，設備缺乏，對保管不利；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保管條件比本所優(yōu)越，而且服務熱情，圖書利用率較高，我認為捐贈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最好。謝老聽了，頻頻點頭。后來他經過再三考慮，還是把書捐贈給了本所圖書室，但他告訴我他是鄭重地考慮過我的意見的。在同謝老接近的過程中，我更加經常地向他請教，把我寫的一些稿子拿去請他指正。謝老審讀得很仔細，每篇稿子都寫下一兩頁紙的意見，有批評，有商榷，也有鼓勵，并且著重指出史實上的錯誤和遺漏，列舉進一步閱讀的書目。由于高齡，前幾年所領導叮囑謝老平時不要來所，有事派車去接。但他堅持每周步行到所一兩次，參加活動，看看大家。看到他拄著手杖、拎著書包踽踽而行，那情景確實是很感人的。謝老藏書很富，尤多明清稀乘。1979年，我們創(chuàng)辦《清史資料》，慘淡經營之際，謝老給了我們以最熱情有力的支持。第一輯上刊載的，大半為謝老珍藏的篇什。這一輯出版后，大受讀者歡迎。六千多冊書，迅速銷售一空。謝老還主動把自己的藏書介紹和出借給我們閱讀，親自動手或從旁指點我們搬動書堆，檢出所需要的書來。據我所知，許多其他單位的同志也從他那里借書看。謝老反復強調，同中青年朋友的交往，給他高齡時期的生活注入了活力，他自己也越活越年輕了。這些事實，確實反映了年逾古稀以后謝老的風貌。

謝老是國內有數的古籍版本、目錄學專家和明清史專家。就清史而論，自清朝的封建史家以后，中國清史學科的發(fā)展，已經歷過三、四代。孟森、朱希祖、蕭一山、鄧之誠等各位先生屬于第一代的清史學家。他們中除蕭一山先生外，并不專治清史，而且治學方法不盡相同，成就也各不一；但他們的歷史觀都是唯心主義的，他們在清史方面都寫出了一些有影響的、有的是影響很大的著作，如孟森的《明清史講義》《明元清系通紀》《明清史論著集刊》,朱希祖的《明季史料題跋》,蕭一山的《清代通史》《清代史》,鄧之誠的《清詩紀事初編》《中華兩千年史》(第五卷明清史)等等。商鴻逵、王鐘翰、莫東寅等各位先生是第二代的清史學家。他們在1949年前已開始對清史的研究。他們正當中年的時候，全國解放創(chuàng)造了適當的政治、思想條件，使他們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接受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運用階級分析方法，探索為他們的前輩史家所忽視的社會經濟史、階級斗爭史等領域，研究社會經濟形態(tài)的發(fā)展、變化，研究農民戰(zhàn)爭中的問題。王鐘翰先生的《清史雜考》(首二篇)、莫東寅先生的《滿族史論叢》和他們三位先生的一些論文，是這方面的代表作。鄭天挺先生、謝國楨先生從年齡和治學兩方面說，是第一、二代清史學家之間承先啟后的學者。他們繼承了以往的成就，又學習和應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所以他們的著作已具有新的內容、新的面貌，如鄭老的《探微集》《清史簡述》,謝老的《明末清初的學風》《南明史略》和他們的一些論文，在從一種舊史觀過渡到科學的唯物史觀，以指導清史研究的過程中，是有篳路藍縷的功績，對后來的清史研究工作者富于啟迪作用的。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他們相繼謝世，結束了清史學科發(fā)展的一頁。他們的死是清史學界的重大損失。

清史資料汗牛充棟。任何勤奮的清史研究工作者窮畢生之力，都只能研讀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歷史研究的本身，則要求搜集盡可能多的資料。這是一個嚴重的矛盾。從根本上說來，這個矛盾只有在研究的先進的“社會主義大機器工業(yè)”時代才能解決，即只有依靠社會主義大協(xié)作并運用電腦等一系列先進技術設備才能解決。但是，任何誠實的學者都不能在史料的運用上任意取舍。在研究的“個體小手工業(yè)”時代，前輩學者被迫探索用自己的方法，試圖解決這個矛盾，以完善自己的研究。于是在這方面也就留下了不同的傳統(tǒng)：一種是以孟森先生為代表的傳統(tǒng)，主要是精讀“正史”,分析、比較正史的記載；一種是以朱希祖先生為代表的傳統(tǒng)，特別重視野史筆記稗乘所提供的史實；還有第三種傳統(tǒng)，即主要利用檔案、契約文書等研究清史，如李光濤先生等人可以作為這方面的代表。當然這樣的區(qū)分不是絕對的。但他們在史料的研究和運用上所表現的不同傾向，則是很明顯的。

謝老是繼承朱希祖先生的傳統(tǒng)的。他充分估計到了野史筆記稗乘的史料價值。他寫道：“我們研究明清以及近代史跡，從這些野史稗乘的記載中，可以揭露歷史上各方面的情況，豐富歷史的內容。這種資料的價值，也就如研究殷商時期之有甲骨文字，研究兩周歷史之有銅器銘文，研究兩漢之有西北出土的簡牘和漢代古畫，有同等的重要性。”連野史中“不可盡憑”的事實，他也給予了肯定。他說：“明清時代的史學界黃宗羲、全祖望也說過：‘野史不可盡憑。'可是沒有說過‘不足為憑’,同時筆記稗乘是出于每個朝代作者之手(當然有許多是出于統(tǒng)治階級士大夫之手的),它涉及了社會情況的各方面。統(tǒng)治階級所謂‘不可盡憑’的事實，安知不是揭露封建社會黑暗惡濁的一方面?所以越到現在，野史稗乘越為人們所注意。”這些估計也許并不是完全沒有爭辯的余地的，但卻突出表現了謝老重視野史筆記稗乘的程度。他數十年來孜孜不倦地在野史稗乘之林中發(fā)掘、爬梳、整理、研究，終于獲得了累累的史學碩果。

目錄學是謝老畢生治學的著力點之一。他廣搜博覽，寫成了一系列有關明清史籍的目錄學著作。他年青時就寫出《清開國史料考》,著錄已知和未見清開國史料約二百三十種(中外近人著作除外)。自《清開國史料考》刊成以后，半個世紀過去了，研究清開國史所使用的資料，很少越出《清開國史料考》的范圍。這一事實反映了謝老這部著作的功力。后來，他又有《明清筆記談叢》、《明清筆記稗乘所見錄》等相繼問世。在他年已垂暮時，他仍然風塵仆仆，帶領助手和學生兩下江南等地訪書，寫成《江浙訪書記》約三十萬字。

《增訂晚明史籍考》一書，是謝老對明清史研究的重大貢獻。它的出版，為謝老在目錄學史上的地位奠定了牢固的基礎。這一煌煌巨制，著錄各種有關明末清初史事的書目一千一百四十余種，未見書目六百二十余種，標舉其書名，確定其作者，羅列其版本，開載其度藏，說明其內容，疏證其源流，辨別其異同，評介其價值。凡研究明末清初的黨社活動、農民起義、抗清斗爭、鄭氏、三藩、史獄、文學、人物和南明諸政權，都可以按圖索驥，獲得所需要的資料知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是史學的靈魂，而目錄學知識則是史學研究的一個鑰匙。掌握包括目錄學知識在內的鑰匙，就可以打開史學的大門，通向廣闊無垠的史學領域。柳亞子先生譽《晚明史籍考》為“研究南明史料的一個鑰匙”。柳亞子先生這句話是從研究南明歷史的角度說的。柳亞子先生當然知道，這部書不限于研究南明歷史。所以他又說：“全書史料，雖多不涉于南明；但談南明史料，亦不能外此書而旁求其鎖鑰矣。” 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晚明史籍考》和《清開國史料考》合在一起，在數十年中引導和幫助了每一位研究明末清初歷史的史學工作者，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它們不會失去這種作用和價值。

任道斌同志作謝老的著作年表。從謝老的著作年表可以看出，他對歷史問題的研究，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政治和階級斗爭方面，他的論著有《明季奴變考》《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南明史略》和《明末農民大起義在江南的影響 ——“削鼻班” 和 “烏龍會”》等論文多篇；一是學術文化方面，他的論著有《彭茗齋著述考》《張南垣父子事輯》《顧亭林學譜》《黃梨洲學譜》《孫夏峰李二曲學譜》《叢書刊刻源流考》《清初東北流人考》《陳則震事輯》《平景孫事輯》《明末清初的學風》等多種。其中有傳統(tǒng)的研究題目，但是，更多的題目是創(chuàng)新。

特別應該指出，1925 年，謝老二十五歲時就寫作了《明季奴變考》，研究階級斗爭領域的問題。謝老指出，“奴變一事是在吾國社會史上，很重要的問題。” 他堅持認為，“明季奴變有索賣身契，和只許一代相統(tǒng)的事，這顯然含有民族階級運動的意味在內”。這就對奴變的地位和性質做了一個初步的科學的規(guī)定。這在當時還是很難得的。他在文章中分析明清蓄奴之風轉盛的原因，認為這是受元代蒙古族奴隸制度的影響。謝老問道：“蓄奴在民間既成了風氣，為什么吳中為勝，而北方反少呢？”

他又從社會經濟發(fā)展方面做了分析和解答，認為："社會上發(fā)生了奇異的狀況，那于社會經濟的背景，有必要的關系。”他在文章中分門別類地敘述了奴變的種種歷史事實。《明季奴變考》說明，謝老對階級斗爭論的認識盡管是不深刻的，不徹底的，甚至有錯誤，但他畢竟是國內較早用這樣的眼光去觀察和研究被壓迫階級斗爭歷史的學者之一。通過對明季奴變的研究，謝老體會到，“歷史上的事情，往往在人們不注意的地方，我們細心去研究，可以得到不少的收獲，所以古代的風俗，和社會的情狀，常常在極小的地方可以發(fā)見。吾盼吾國的歷史學家，在‘高皇典則’的地方，固可以注意；但是社會上瑣屑的地方何妨拿一點比較，和整理的方法，研究一下呢!”謝老這個體會非常重要。他呼吁歷史學家不僅要注意廟堂，而且要研究社會。這是一種帶方向性的意見。從這里可以看出，當時的青年史學家謝國楨先生治史的旨趣和識見。他的這篇著作對后來的學者是有影響的。我們不太費力就可以找到后來的學者在研究同一歷史問題時受謝老啟發(fā)的痕跡。我們也可以發(fā)現，謝老本人從這里出發(fā)，通向1949年后研究明末清初農民革命斗爭史的更廣闊的道路。

《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清初東北流人考》等著作，都各分析和描述了當時政治斗爭的一個側面。明清之際的黨社運動，是謝老以前和與他同時的學者研究過的題目。但謝老撰寫這部著作有更明確的目的。他說："我寫這篇文字的宗旨：因我昔年，讀全謝山《鮭琦亭集》,我感到明季掌故的有趣。我覺得明亡雖由于黨爭；可是吾國民族不撓的精神卻表現于結社。其間又可以看到明季社會的狀況，和士大夫的風氣，是在研究吾國社會史上很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寫這篇文字，就以黨爭和結社為背景，來敘述明清之際的歷史，以喚起民族之精神。”因此，謝老這部十三萬字的著作，詳盡地分析了黨社運動的因果，敘述了各地黨社活動的歷史情況，著重表彰了正直的士大夫和老百姓對黑暗的封建勢力的抗爭，以及“他們會文的事情，一變而為革命的豪舉”,即社會名流勇敢、壯烈地抗清活動。這部著作一出版，就受到魯迅先生的稱贊。魯迅先生指出：“謝國楨先生作《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鉤索文籍，用力甚勤…"”《清初東北流人考》是謝老以前的學者未曾措意的問題。謝老鉤玄發(fā)微，揭露了清初許多湮沒不彰的實行殘酷思想統(tǒng)治的歷史事實，論述了當時許多謫戍東北的地主文人對發(fā)展東北文化事業(yè)的作用。范文瀾同志對謝老這本書研究了人們所忽視的方面的做法，給了肯定的評價。范老說：“這本小冊子，能說明清初統(tǒng)治者所施行統(tǒng)治人民思想的政策，大興文字獄的一個側面。”謝老研究彭孫貽、張漣、陳夢雷、平步青等的篇章，也是填補歷史研究空白的著作。

《南明史略》出版后，曾招致比較激烈的批評。這是不奇怪的。傳統(tǒng)對人的束縛是很頑強的。舊史觀的改造是一個長期的、痛苦的過程。一本書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和錯誤，引起批評和爭議，是好事，不是壞事。謙虛的作者只會從中得到啟發(fā)和鼓勵，成為繼續(xù)前進的動力。謝老這本著作的特點，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在于“把南明的歷史作了簡單平實的介紹和評價”。簡單平實，沒有任何嘩眾取寵的東西，把夢如亂絲的抗清斗爭歷史，整理得有條不紊，做出完整的介紹；這就決定了這本書的生命力。明顯的事實是，二十五年來沒有任何一本新的南明史出版，以取代這本書。出版家通知謝老，把這本書修改一下，重版印行。這不是證明《南明史略》既從批評中得到了進步，又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嗎？

至于謝老在搜集和保存明清史籍、漢魏拓片方面的成績，更是人所共知的。謝老一生纂輯資料(包括叢書)多種，如《北京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收明代邊防史乘十二種)、《清初史料四種》(收清朝開國史料四種)、《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收明清筆記稗乘十種)、《清初農民起義資料輯錄》、《明代農民起義史料選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同他的史學論著比較起來，纂輯資料已是他治史的余事了。

謝老在世時，曾就他自己的治學方法做過一個概括。這個概括包括三個要點。一是治史應有靈魂。他說：“我認為歷史是一門科學，它與政治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而總的說是與政治分不開的。因此，研究歷史必須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具體事實作具體分析。”二是論從史出，要廣泛搜集歷史資料，加以考證和鑒別。他說：“又因為歷史是一門科學，那就要有一套研究的程序和方法，‘論從史出’,掌握了足夠而可靠的資料和證據，然后才能得出符合事實的結論。所謂研究的程序和方法，首先要具備某些歷史學的基本常識，所謂‘胸有成竹’,然后才能識竹，這樣才能具有對搜集到的資料進行考證、鑒別輯佚和辨?zhèn)蔚墓Ψ颉Ｒ簿褪钦f，對于史料要‘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得出正確的結論，才可提供給史學界探討。”三是要用唯物辯證法分析、研究資料，找出事物的內在聯(lián)系，得出符合客觀實際的結論。他說：“我認為光是運用這引起形式邏輯的方法還是不夠的，還要采用辯證唯物論的方法進行分析研究，古人說得好：‘讀書得間’,就是從空隙中看出它的事實來，從反面可以看出正面的問題，讀正史外，還要從稗官野史中搜集資料從事訂補考證，這猶如陽光從樹林中照在青苔上，斑駁的光亮可以多少反映出客觀的現象，從而得出這些事實的一個側面，然后取得內在的聯(lián)系，積累了許多的專題研究，然后才能寫出不是陳陳相因、抄撮成書的作品。”

這個概括是符合謝老的史學實踐的。他一貫重視史料的收集、整理，從可靠的史實中得出結論。他重視研究歷史的社會意義；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他又力求遵循這一理論的指導。他自己這樣做，并用這樣的治學方法和路線教育他的學生。據我所知，謝老認為，當世的史學家們在研究和表彰明末清初的杰出學者方以智方面，是有重大貢獻的，但是也出現了一些不盡切實的論述，以至改鑄了古人的面貌。因此，謝老力主他的研究生任道斌以方以智為研究專題，從纂輯《方以智年譜》入手，研究方以智的畢生活動，在這個基礎上，一分為二地分析方以智的表現、成就和局限性，給以符合其本來面目的歷史評價。這樣一整套做法，反映了謝老治學方法上的特點。

從表面看來，謝老給自己做的概括似乎沒有多少新鮮之處。但是，認真地實行他的概括中的三個要點，卻并不容易。我們很容易在某一點或某些點上犯錯誤。我們中年的、還有青年的史學工作者可能犯急性病，在沒有掌握足夠的史料和論據時，就輕率地下結論，甚至滿足于從一些二手材料引出結論，我們也可能輕視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指導，把考證當成整個史學，以弄清事實為滿足，或者以搞繁瑣考證而自得其樂；我們又容易顛倒認識路線，喜歡閉門造車，在腦子里構成“體系”,找?guī)讞l史料加以填塞，以搞出似是而非的體系沾沾自喜。我們由于理論學習不夠，知識面不廣，研究工作經驗不足，而又急于求成，很容易犯這些錯誤。所以我覺得，讀讀謝老的這個概括，對我們還是有啟發(fā)。

列寧說：“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用這根尺子衡量謝老在學術活動中的成績，謝老提供了很多他的前輩沒有提供的新的東西，在這點上他是無愧于他高齡的一生的。一個人總有他的錯誤、缺點和不足的方面。謝老在學術上的表現也是這樣，造成這些錯誤、缺點和不足，既有個人作風不夠細致等等純粹個人的原因，也有時代的限制。謝老畢竟是一位從舊時代過來的知識分子，在思想上不能不帶著那個時代的烙印，領會和掌握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任務不能不更艱巨、更困難。我們要采取歷史主義態(tài)度，“要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而且這些錯誤、缺點和不足的方面，也是完全不能掩蓋謝老通過兢兢業(yè)業(yè)的勞動所取得的成就的。

1949年至今三十多年，謝老勤勤懇懇、老老實實地工作，有勞無怨，服從黨的領導和組織的安排，從不以專家、學者的身份驕人。他在晚年經常解剖自己。他幾次主動地同中、青年人講述自己的歷史，分析政治經歷上的曲折，總結個人的經驗、教訓。他公開發(fā)表文章，指出自己“為了掙扎、要強、爭面子，養(yǎng)成極端個人主義思想，而做了些爭名逐利的事情，甚至犯了很大的錯誤”。在打倒“四人幫”以后，謝老能夠這樣自覺地、勇敢地解剖自己，這種精神是很可貴的。它突出地表現了謝老在政治思想上的進步。

謝老在學術上取得顯著的成就，不是偶然的。

他治史對自己要求比較嚴格，能隨時代前進，不抱殘守缺，固步自封。1925年，他寫作《明季奴變考》,顯然接受了五四運動以來新思潮的影響。1949年后，他也能比較自然地學習和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他的新著出版，除贈給專家、學者、老朋友外，也分送中、青年朋友，征求意見。每次他都在扉頁上親筆題字，以示鄭重。舊著重版前，更廣泛、誠懇地征求意見。前兩年，上海準備重印他的《清初農民起義資料輯錄》。我告訴他，我在使用這本書時，發(fā)現幾處標點錯誤和理解錯誤，過幾天我寫出來給他送去。這本是一件小事。不料第二天他竟拄著手杖到所里找我來了。可見他是多么認真。在他身上，沒有那種一字千金的派頭。他的文稿有時也拿給我們提意見，甚至要我們動筆修改。他為自己的許多論著寫的前言、后記，對了解謝老的治學態(tài)度是很有用的材料。敝帚自珍，幾乎是人皆不免的。他寫的《清初東北流人考》后記，也表現了這樣的思想情緒。但他仍對自己這部重要的著作做了批判性的分析。他說：“這是我三十多年前的一部舊稿……強調了清初得罪清廷遭文字獄充軍謫戍到東北去的地主文人、知識分子，對于開發(fā)東北學術文化事業(yè)上所起的作用，而忽略了或者寫少了勞動人民，對于他們‘走關東’發(fā)展農工商業(yè)，繁榮社會經濟的偉績，寫的不夠全面，頗不滿意。”這種分析說明，謝老在學術上對自己做過的工作是不滿足的，他既有對歷史問題的新認識，又對自己的舊著提出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要求。

他在《我的治學經歷》中對自己的學術活動做了更嚴格的剖析。他一開頭就說自己“做起事來粗枝大葉，錯誤百出”③。謝老曾以刊登這篇文章的《書林》雜志相贈。我初讀這一段時，就對謝老在談論自己時的嚴格和直率感到吃驚。全篇平實無華地講述了他自己治學的歷程。盡管他著作宏富，聲名顯著,但他沒有把自己寫成不平凡的人物，相反，普普通通，接受師長的教誨，努力工作，擠時間讀書。這樣一種描述使人倍感親切。現在謝老離開了我們，我重新展讀這篇文章，止不住潸然淚下。我深感《我的治學經歷》是這位老學者遺留給后人的一面鏡子。我們完全可以經常拿它照照自己，發(fā)現、從而撣試掉我們身上的很多臟東西。

謝老是一位異常勤奮的學者。他有一種奮斗精神。他說：“我從二十五歲一直到年垂八十，風里來，雨里去，不怕跌跟斗，頭上跌了包，撫摩著傷痕，爬起來再往前走。這就是我的治學經歷。”他又說：“魯迅先生說：弄文學的人，只要（一）堅忍，（二）認真，（三）韌長，就可以了。不必因為有人改變，就悲觀的。’我覺得研究歷史的人尤其是應該這樣，我們應該效法魯迅先生。”所以，他治史，如同一位辛勤的農民治隴畝一樣，躬耕不輟，死而后已。他不斷地讀書，積累素材，開拓新的研究領域，發(fā)表新作；至于舊著,則利用再版的機會，反復修訂，使內容有所改進，或具有新的面貌。這樣做是符合科學本身發(fā)展的規(guī)律的。謝老晚年經常要接待許多的來訪。我們到他家去，常常碰到外單位的、外地的、甚至個別外籍的同行或其他人員同時來訪，聯(lián)系業(yè)務，詢問問題。這是他的社會工作和業(yè)務工作的一部分。這些工作耗費了他很多寶貴的時間和精力。他從來沒有抱怨，沒有試圖限制。盡管如此，他還是抓緊時間，伏案寫作。他晚年寫的僅《江浙訪書記》一種，即洋洋灑灑，約三十萬言，可見他的工作量之大。“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沒有這種精神，謝老不會取得他已有的那種成就。今年5月，謝老入院治療前夕，本室陳祖武同志去探望他。他正在校看稿件。祖武同志見謝老兩足浮腫，關切地勸他休息。謝老指著案頭積稿，連聲說：“我不能休息，我不能休息。人民出版社正等著要看稿子呢!”謝老可算是戰(zhàn)斗到最后一刻。這是何等地感人肺腑！

今年4月21日，謝老以新版《增訂晚明史籍考》一冊相贈，并題句道：“時同客首都，共硯春明。文章何堪與世爭，胸懷遼闊自崢嶸；不求秦宓虛譚論，俯首工農作老兵。”這首詩是謝老后半生的自我寫照。短短四句，寫出了謝老謙虛的性格，寬廣的胸懷，求實的精神，學習工農、為工農服務的志向。謝老可謂善于總結自己。他把這首詩題寫在一些給中、青年朋友的贈書上，以此勉勵后學。他的用意是深長的。這里面凝聚著一位畢生致力于史學事業(yè)的老學者對后繼者的殷切的期望。也可以說，這是謝老留給我們的一份遺囑吧。

謝老逝世了。他再也看不到我們的《清史論叢》《清史資料》了，再也看不到我們的工作了！但是，我們將永遠記住他。我們要學習他的長處，努力工作，為推進清史研究工作貢獻自己的力量。這是對謝老的最好的悼念。

1982年10月3日謝老逝世一周月之際屬草，同月28日改定（原載《清史論叢》第5輯，中華書局，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