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制：一個民族的精神寄性蟲，文化閹割器！

很多人有一種錯誤的認知，那就是認為君主制不然是存在皇帝的，而事實并非如此。君主制的本質是一群凌駕于法律之上的權貴利用權力汲取一個民族的財物，因此君主制的特征就是：統治者的集權性，官僚階層的屈膝性，百姓階層的愚昧性。君主制的本身就是寄生蟲，一方面它的寄生讓宿主失去直覺變得所向披靡，另外一方面它也在掏空宿主的認知和思維，從而讓其徹底成為一具行尸走肉的干尸。而君主制并不等于帝制，比如漢唐雖然是帝制，但整個民族思想、文化是獨立的，哪怕漢朝獨尊儒術也是一種治理方針，而不是通過暴力的方式強迫大家必須學習儒術。當然主體雖然不是君主制，但也有君主制的表現，比如明明是漢武帝用人不當讓李陵腹背受敵，他卻把鍋甩給了李陵投降匈奴。

其實客觀來說，君主制就是指明清兩朝，這一時期的特點就是君主的利益凌駕于民族的利益之上，百姓成為了明清君主圈養的“寵物”。一方面他們對不利于自己統治的書籍利用權力封禁。而另一方面他們對于文學學習的書籍進行刪減和修改，這就是一種文化閹割。因此文字獄和閉關鎖國就成為了標配，一個王朝為了自己所謂的長治久安，可以犧牲一個民族的大義。這便是君主制的特征：權貴可以為了他們的利益犧牲民族利益，卻還大言不慚的要求百姓以大局為重。

因此對于明清其本質就是一樣，為了利益公然在薊州殺害戚家軍，為了美化一個王朝公然修改歷史。很多人都知道靖難之役，但不知道有一本書叫南宮縣志，它里面記載了朱棣為泄私憤對燕京以南的地區進行劫掠和屠夫，以至于白虎在田野隨處可見。明朝如此，清朝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從八旗圈地時任意屠戮百姓到施瑯遷海令為了逼迫百姓遷移而讓騎兵在百姓后面射殺。說實話，清朝的歷史對我而言，我連一個標點符號都不信。因為就連餓殍遍地，吏治腐敗結黨營私的康熙時期都能被描繪成盛世時，這樣的史書又有什么什么可信度呢？

其次，君主制的本身就是奴隸產生器。他的本質就是為皇權培育一批精神宦官，律法以上皆壞人，律法以下皆奴隸，這是對君主制最為形象的說辭。而這樣的結果就是一個民族的精神開始腐爛，而更為可怕的是這套服務于君主制的人情世故不會隨著君主制的滅亡而終止。而再完美的制度在這套人情世故里都會被腐蝕的破敗不堪，如果將其稱為民族發展“百草枯”一點都不為過。明朝有個笑話，朝廷花費五萬兩從荷蘭人手里買了一批火器和大炮，然后這批火器運到朝廷花了五年時間。

這不是荷蘭人不出力，而是荷蘭人每到一個地方，當地就用魚頭朝向的最高利益借貸他們。當人情世故成為日常，這也就意味著辦事的人少了，混日子的人多了。同樣是變法圖強，為什么明治維新能夠立竿見影，而洋務運動所一地雞毛呢？因為明治維新是真的在認真做事，而洋務運動是吆喝的人多，辦事的人少。當企業的管理者用人情世故討好洋務派官僚時，當洋務派用人情世故討好老佛爺時，當大家都陷入到虛偽的內耗中時，誰又能認真做好一件事情呢？誰又只敢認真做好一件事情呢？

最后，君主制會抽干一個民族求真務實的品德，讓一個民族變得很虛偽急功。比如清朝末年走向強大，他們單純的妄想用火器和發展洋務運動就讓大清走向強大，這又何嘗不是急功的表現呢？當大清四面楚歌時，臣子卻用四海承平的謊言來自欺欺人，這難道不是一種虛偽嗎？更可怕的是，這種虛偽是會讓一個王朝走向滅亡的。比如潼關之戰前崇禎與大臣商議是應該防守還是出擊，結果臣子各種阿諛奉承，然后崇禎以為自己行了就否定了大臣防守潼關的建議，其他建議防守潼關的臣子一看風向變了，也符合崇禎應該出潼關擊敗李自成。

大明朝最后的軍事力量就在一個敢說，一個敢信的虛假中走向了滅亡。而當時不只是臣子，百姓也是為了迎合皇帝而虛與委蛇，而歷史上看到這個行為的人是王陽明，于是他提出了知行合一。但在世人皆醉的王朝里，清醒本身就是一種罪。因此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注定會以失敗而告終，臣子虛與委蛇是為了利益，百姓虛與委蛇是為了生存，而當這種虛與委蛇的假消息傳到皇帝耳中，對于臣子和百姓來說又是一場災難，因此這其實就是一場無解的思維邏輯怪圈。

在虛假的謊言里，真理才是最大的謊言。明朝嘉靖重用嚴嵩和處理朝政失當，除了嘉靖所有的人都知道問題所在，但卻沒有一個人敢說，而周彥儒說了卻被嘉靖活活打死。對于嚴嵩黨羽來說，周彥儒擋了他們的才路，對于徐階黨羽來說，明哲保身才是他們的最優選擇，對于嘉靖來說，周彥儒就是在匪幫和抹黑自己，而對于百姓來說，周彥儒不識時務的結局只能成為他們茶余飯后的談資，甚至他們也認為周延儒活該是咎由自取。而在所有人粉飾太平的背后卻幫著君主制里最大的自私和短視。比如輕徭薄賦的劉邦被大家責罵，而像項羽一樣喜歡屠城的人卻被稱為英雄，而這又何嘗不是一短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