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倆兒子參加悼念被抓走，母親跪求革命衛隊，3天后孩子回來了

我親愛的，我正坐在父母家的房間里，坐在我童年那塊深藍色地毯上。那是媽媽嫁妝的一部分。曾經，我四肢著地在這塊地毯上爬來爬去，也是在它的紋樣之間慢慢長大。這里溫暖、明亮，巷子里飄著橙花的香氣。

我卻坐立不安。內心像被許多個世界撕扯。電視里不知疲倦地重復著政權的話語。媽媽說，我們贏得了這場戰爭。她說，美國和以色列是伊斯蘭的敵人，我們會消滅他們。爸爸卻認為，這場戰爭只是革命衛隊和特朗普之間的爭斗，與普通人無關。和往常一樣，他覺得政治和戰爭就像一場足球賽，既虛假，又真實。自從哈梅內伊去世后，外公一直穿著黑衣，還把助聽器摘了下來，仿佛這樣就能什么都不聽。

我去了舅舅家。他是母親家族里第一個站出來抗議的人，也是那個始終走自己路、活得自由的人。他的兒子們如今都長大了。M十六歲，A十九歲。A說：“爸爸，我恨伊斯蘭。它讓我沒法過自己的生活。”舅舅平靜地回答：“伊斯蘭和你無關，傷害你的是人。”

傷害過他們的，正是革命衛隊的人。兄弟倆曾去參加一位朋友的悼念活動，那名朋友在街頭抗議中被打死。革命衛隊沖擊了那場集會，并把兩個孩子都抓走了。

在伊斯法罕讀大學一年級。因為戰爭，課程改為線上進行，他便回了家。弟弟M整天不安地抖著腿，也沒有胃口。我對他說：“給我看看你的畫吧。”他把我帶進自己的房間。桌上放著好幾盒藥。

我問：“這是什么？”他說：“治抑郁、焦慮、驚恐發作和失眠的藥。”我問M：“你有什么愿望？”他說：“沒有。我不在這個世界里。”我又問：“那以前呢？”他說：“像你一樣去旅行。離開這里。什么都不需要——不要錢，不要衣服，也不要鞋。”

我在他們家住了一晚，主要是為了陪他們的母親，也就是我的姨媽。她正在哀悼自己五十歲的弟弟。我問她：“你現在是什么感受？”她輕聲說：“我在等輪到我。”

她原本有七個兄弟姐妹，如今只剩下她和大哥兩個人。我問：“是什么樣的畫面一直支撐著你？”她說：“那年我八歲。村里的人突然慌慌張張地往一個地方跑，好像出了什么事。他們把一口蓋著伊朗國旗的棺材抬進了我們家院子。

我媽媽一邊扇自己的臉，一邊尖叫。”“棺材打開后，里面是我二十歲的哥哥。他左邊的頭部已經被毀了。”她沉默下來。過了一會兒，她接著說：“我對革命衛隊的人說，‘把我的孩子還給我。’我跪了下來。我說，‘我的兄弟們都死在了兩伊戰爭里，把我的孩子還給我。’”舅舅把她從地上扶起來，俯身在她耳邊低聲說：“他們會回來的，我向你保證。”三天后，兩個兒子回來了。

第二天早上，我叫醒M，讓他起來吃早飯。他猛地驚醒，問：“媽媽還活著嗎？”姨媽溫柔地回答：“別怕，我會一直活著。”

舅舅和姨媽都變了。他們不再把對政權的批評說出口。就像他們害怕孩子們再次反抗、再次走上街頭。兩個男孩自己也不談那次被捕的經歷。我問A：“你的愿望是什么？”他說：“離開。”我問：“去哪里？”他說：“去意大利。去一個沒人認識我、也沒人盤問我的地方。”隨后，他談起米開朗基羅，談起建筑，談起那些偉大的藝術作品。M則說：“可我喜歡日本。”

不久前，他們又失去了舅舅，也就是姨媽的弟弟。他的女兒在德國讀書。因為沒有航班，她沒能回來參加父親的葬禮。我已經厭倦了不斷聽到“戰爭”這個詞。是不是所有人都像我們這樣，整天談論戰爭？也許只有我們這樣的人，生活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人。

對我說：“你看起來像黎巴嫩女人。”我問：“這是好還是不好？”他說：“好。”我問：“你想去那里嗎？”他說：“想。但現在那里也在打仗。”我依舊坐立不安。我已經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知道自己在尋找什么。

在這里，我感到自己該離開“家”了。仿佛家已經不再系于任何一片土地。我問媽媽：“你的心里怎么能一邊裝著我，一邊又裝著一個殺害無辜者的領袖？”她把我的頭攬到她溫熱的胸前，輕輕撫摸我的頭發。她說：“別管我的心。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