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盜嬰”案：對女政治犯“去母存子”，送給無子嗣高官收養

導語：阿根廷“盜嬰”案秘聞眾所周知，阿根廷同其他一些南美國家一樣，在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軍人政權統治，統治者肆無忌憚地迫害反對派。案發后，阿根廷前總統及前政府高級官員們也因涉嫌“盜嬰”案而被送上法庭。

1976年3月，阿根廷陸軍司令魏地拉發動軍事政變，推翻庇隆夫人的政府，開始了長達7年的獨裁專制統治。在軍政府統治期間，阿根廷約有3萬人被指控為“左翼激進分子”，他們被當局逮捕、監禁、拷打甚至慘遭殺害。后來，人們把這7年軍人統治稱為“罪惡的戰爭”時期。

1977年是阿根廷軍人政權統治最嚴酷的時期。那時候，當局將位于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海軍機械師學校改成臭名昭著的地下審訊所，對左翼持不同政見者施加各種駭人聽聞的刑罰，其中懷孕婦女的命運尤為悲慘。

據披露，這座地下審訊所內設有一間秘密牢房，專門關押懷孕的女政治犯。當局對這些女囚進行殘酷迫害，直至殺人毀尸。在臨產前，她們被蒙上眼睛押送到軍事醫院，并在生產后立即被殺害。然后，她們的尸體被扔進大海或投入焚尸爐燒毀，不留任何痕跡。她們生下的孩子則被偷偷運出，送給無子嗣的軍政府高級官員和軍界的醫生們收養。

據說，統治者的這種殘忍而畸形的“盜嬰”行為是為了使遇害者的后代免受“激進”分子的影響，并讓這些嬰兒們成長為軍人政權的衛道士。

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約有200至500個被“盜養”的嬰兒已經長大成人，他們中多數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少數知道親生母親遭遇的人也成了當年統治階級利益的維護者。

比納斯案就是一起經過審理并且公之于眾的著名案例。當時，一名叫做比納斯的婦女和她的丈夫一起作為政治犯被關進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地下審訊所，不久夫妻兩人雙雙失蹤。他們的兒子被一名前政府高官收養，直到他20歲時才從親子鑒定結果中得知自己的親生父母是何人。

另一名叫席韋亞·昆塔拉的婦女懷孕4個月時被捕，隨后被轉送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那座秘密關押所。她像其他懷孕女囚一樣，產后被秘密殺害，她的兒子被軍醫羅伯托·比安科收養，現已成為21歲的青年，但他拒絕承認自己另有生身父母。

“盜嬰”案震驚阿根廷全國。主犯是1976年至1981年軍人政權總統豪爾赫·魏地拉。他于1998年6月被捕，被指控為“盜嬰”罪行的始作俑者。他的罪名如果成立，將被判處終身監禁。

1998年初，阿根廷法庭曾下令逮捕魏地拉，11月24日又將前海軍司令梅塞拉關進監獄。這兩個人在1985年就因“非法剝奪人身自由和侵犯人權”罪被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判處終身監禁。盡管阿根廷總統梅內姆于1990年赦免了魏地拉和其他前軍政府領導成員，但是一位阿根廷法官宣布，赦免對象并不包括“盜嬰”罪犯。為此，魏地拉的律師為他多方交涉，力圖改變法官的這一決定，但無濟于事。魏地拉已被軟禁在家中，而且對他的預審聽證會也在進行。

魏地拉和梅塞拉的律師宣稱，他們的委托人在1985年的審判中就被指控犯有“盜嬰”罪，但事實最終證明了他們與此案無關，因此屬于特赦的范圍。法官們卻表示，這一次他們掌握了許多在1985年審訊中沒能找到的關于“盜嬰”的證據，于是決定將兩人再度押上法庭，將他們繩之以法。

1982年6月上臺的阿根廷前總統比尼奧內有一個綽號，叫“最后一位獨裁者”。1983年12月，阿根廷舉行全國大選，比尼奧內按照選舉結果讓位于文人政權。

不久，比尼奧內也接到傳票，要求他到法庭為“盜嬰”案作證。他對此斷然拒絕，并搶先一步指控對此事進行調查的巴格內斯科法官曾發表過“帶有偏見”的言論。根據阿根廷司法程序，巴格內斯科法官必須首先應訴，這樣對比尼奧內的傳訊將不得不推遲進行。

蘇皮什奇是第三個因“盜嬰”罪被捕的前軍政府高級官員。1979年5月到1980年3月，蘇皮什奇一直擔任布宜諾斯艾利斯地下秘密審訊所所長，并慘無人道地殺害懷孕的女囚犯。但蘇皮什奇在法庭上對所有對他的指控一概予以否認。他堅持說，他任職期間沒有任何女囚犯在獄中生產，他也不知道有一個專為懷孕女囚犯而設立的秘密牢房。

在“盜嬰”案的預審聽證會上所出示的證據使許多阿根廷人目瞪口呆。民意調查顯示，現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有74%的市民要求追究魏地拉等3人在“盜嬰”過程中所犯的罪行。憤怒的人群聚集在魏地拉的住所外聲討他們的殘暴行徑。

后來，西班牙負責引渡智利前總統皮諾切特的加爾松法官也向阿根廷政府提出引渡魏地拉和梅塞拉的要求。魏地拉等人被懷疑在軍政府統治期間迫害過西班牙公民。

當年，阿根廷軍人獨裁政權的險惡用心是通過“盜嬰”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但帶給阿根廷人民的卻是心靈上的創傷。

的確，“盜嬰”給許多人造成的傷痛是難以治愈的，其中最痛苦的莫過于那些死難者的孩子們，他們被稱為“失蹤者的后代”。

20年后，這些人做夢也沒想到，他們除了現在的家庭，還有一個把自己帶到這個世界上的血親家庭。

令男青年帕普勒·比安科苦惱的是，他的軍醫父親羅伯托·比安科被指控主導了多起“盜嬰”案，并親自盜養了兩個嬰兒，一個是他自己，一個是女青年卡羅萊娜·比安科。而他父親老比安科卻在牢中。

在1997年夏季的一次電視采訪中，卡羅萊娜雙眼噙著眼淚說道：“人們說我和帕普勒是被盜養的，這不是真的，他們沒有任何證據。我們并不關心魏地拉做過什么，我只要他們把我們的父母放回來。”

對此，帕普勒·比安科的生父阿貝爾·馬達耶戈表示理解與同情，他說：“我知道他們的內心充滿矛盾。面前的事實意味著他們所深愛著的長輩一直在對他們撒謊。然而，正是這些長輩們參與了害人奪子的陰謀活動。謊言毀掉了他們。”

當然，也有的孩子幸福地回到了親人的懷抱。在伊連娜·格里那瑞絲10歲那年，一位法官揭示了她的身世。借助血親鑒定，她被祖母和叔叔領回。21歲的伊連娜與親人的感情很好。她慶幸自己擺脫了那個由兇惡的警察和其夫人組成的家庭。在她生命的前10年里，養母對她吹毛求疵，動輒以拳腳相加。

伊連娜現在非常渴望了解生生父母的所有情況。她的愿望從保存下來的70年代的報紙和圖片上得到了滿足。她常常花費幾個小時來研究這些有關父母生前的資料，想象著他們那時的裝束、他們談論的話題等。她對親生父母的崇敬之情與帕普勒和卡羅萊娜形成鮮明的對照。比安科兄妹在談及他們的生身父母時總不免采用“顛覆分子”這樣的詞匯。

現在，伊連娜同比安科兄妹一樣，對前總統魏地拉、比尼奧內以及比安科醫生等制造的“盜嬰”案懷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恐懼感，盡管造成這種恐懼的原因并不相同。收音機里不斷播出預審聽證會的證詞，當伊連娜得知自己的母親是在被拷打、捆綁和蒙上雙目的情況下生下自己時，她不得不把收音機關掉，并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緒，避免使自己的精神在這種悲痛的想象中崩潰。

在聽證會上，一位當時的接生員在證詞中清楚地回憶起一位媽媽在分娩后與自己的新生嬰兒訣別的一幕。

年輕的媽媽對剛出世的孩子說：“親愛的寶貝，這是我們今生今世所見的唯一的和最后的一面。”之后，接生員把嬰兒抱走，而這位母親在第二天就被處決了。

當年的軍醫院的護士、接生員和其他醫務人員回憶起這些孕婦是如何被鐵鏈綁在產床上進行分娩，以及孕婦們如何懇求親手抱一下和親一親自己的孩子時，聽證會上許多人都忍不住流下同情的眼淚。然而，醫務人員接著說：“她們的要求統統遭到了拒絕。”

這些法庭證詞強烈地震撼著阿根廷人的心。

18歲的朱利葉·帕特羅已經知道她的養父母是當年軍醫院的醫生和接生員。她在接受采訪時說：“當警察把我從家里帶走的時候，我被嚇呆了。”新聞媒體的宣傳更使她感到不安。當她看到一家報紙將她的照片和那些準備認領她的親人們的照片一同刊登出來時，她反而產生了一種不知所措的恐懼感。

隨著聽證會的進行，電臺、報刊等傳媒也在不斷地把聽證會上的證詞公之于眾，因此“盜嬰”案成了人們議論的熱門話題。

后來，一些“盜嬰”罪犯已被押上法庭，害人者將受到應有的懲罰，道義和良知回到了阿根廷，但“盜嬰”事件的后遺癥是短時間內難以消除的。不少被害者的子女在復雜的感情沖撞中面臨著痛苦的選擇。

同伊連娜和比安科兄妹一樣，幾乎所有被盜養的青年都被這場審判推到了十字路口：要么回到血親家庭，要么繼續留在養父養母身邊。

一個名為“梅歐祖母”的組織引導那些親生父親尋找他們在“罪惡戰爭”時期失蹤的孩子。目前，借助血親鑒定手段，已經有41名被“盜養”的孩子回到了他們親人身邊。

“梅歐祖母”堅持認為被“盜養”的孩子應該回到自己的血親家庭。然而，孩子中卻有相當一部分人表示寧愿與養父母一同生活。

席韋亞·昆塔拉的丈夫阿貝爾·馬達耶戈僥幸在“罪惡的戰爭”中活了下來，他一直在尋找自己孩子的下落。他終于發現了一個與已故妻子長相酷似的21歲的青年，并認定他就是自己的親生骨肉。然而這個名叫帕普勒·比安科的青年不僅拒絕去醫院進行親子鑒定，而且公然將其生父拒之門外。比安科在接受電視臺的采訪中說：“我有自己的父親，不必認其他人做父親。”為逃避血親鑒定，帕普勒·比安科和卡羅萊娜·比安科甚至逃到鄰國巴拉圭。

朱利葉·帕特羅已經知道她的養父母是軍醫院的醫生和接生員。她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只希望我的親人們不要再纏著我”，“我媽媽(養母)為我做了一切，我相信她的話，我不是‘顛覆分子’的后代”。與比安科兄妹不同的是，她同意去做血親鑒定。

一些被“盜養”的孩子自發地組織起一個團體。這個團體認為，受害者的親人，特別是那些被“盜養”的孩子的親人，應該得到合理的補償。但還有一部分被“盜養”者將自己封閉起來。卡洛斯·埃利娜就是這樣一個寧愿把自己封閉在痛苦的孤獨之中的孩子。她乞求媒體和想要認領她的人給她時間，替她保密。卡洛斯和所有被“盜養”的孩子們必須去面對一個他們毫無所知但卻無法逃避的過去。

實際上，全體阿根廷人民何嘗不是處于這樣一種困境之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