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衛星｜“主官”犯罪和刑事辯護，有幾個共通的基礎邏輯

“主官”“副官”看著只差一級半級，但在職權和影響上區別很大。有人通俗的形容：“主官和副官的區別，實際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區別。”

這種區別體現在好的方面，就能由主官真抓實干、腳踏實地，帶領一個單位甚至一個地區獲得更快更好發展。但如果體現在壞的方面，主官涉嫌職務犯罪的，數額也相對較大。

對好的方面，通俗的講，叫“火車跑的快，全靠車頭帶”。就壞的方面，時髦的講，叫“嚴重破壞生態和風氣”。

就官方通報和審判結果看，主官涉嫌職務犯罪的，動輒幾百萬、幾千萬，甚至過億。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主官職權重，可以操縱整個組織程序。

“提拔和調用干部，一紙紅頭文件；花錢用物，一句話。……”主官的職權覆蓋整個組織程序。副官相對要弱很多，對于“人財物”這些核心事項，主要還是建議權。

所以，主官犯罪數額相對較大，主要是源于他們對組織程序的整體調動。“拿著一個組織的職權謀私，沒有不發大財的道理。”

刑事辯護和主官犯罪，看著風馬牛不相及，實際上支撐二者運行的基礎邏輯是完全一致的。

比如：刑事案件一發，當事人和家屬最關心能不能取保。有的甚至問律師：“能不能保證幾天取保出來？”

取保有很嚴格的組織程序和辦案程序，至少要經過公安機關內部偵查部門和法制部門會商形成一致意見；多數情況下，還要征求檢察院意見。哪個方面就辦案程序，矛盾化解，追贓挽損等提出些不同意見，取保都實施不了。這種組織程序，不是律師能夠操縱的。

我此前多次說，律師著眼于“從根本上化解矛盾”提出辯護方案和意見。具體到申請取保上，就是要把上面說的組織程序進行充分考慮，從捋順各方面矛盾的角度，提出意見。單從自己對法律的紙面理解，以“沒有人身危險性”、“社會危害性不大”這些泛泛的理由，交一頁申請書，不會獲得批準。

很多時候，矛盾化解了，各方面意見捋順了，犯罪又不是“性質惡劣、情節嚴重”的，無需律師申請，辦案機關也就依職權取保了。

反過來，矛盾仍根深蒂固，意見沖突很大的，天天申請，也不會取保。因為，“誰取保，就等于把責任引到了自己身上”。

上面是第一個例子，較為淺顯，但不夠直觀。另一個更直觀的例子是：

社會上總有些人，對律師有錯誤的認識和過高的期待。“給了你錢了，怎么人還不給我放出來？”“律師費付高些，能不能判無罪？”

這些觀點把律師誤解成了“可以整體操縱組織程序和辦案程序的神秘力量”。

制度上如果賦予律師這個職權，那就等于把公權出售給律師。“出錢多的，我就給他蓋戳放人；出錢少的，我就多關幾天，判的重些。”哪個國家會這么做？誰敢這么干？

律師在刑事辯護中的作用，主要是緊盯住把自己的意見通過各種方式納入組織程序，在組織程序內從根本上化解矛盾，從而爭取對當事人最有利的結果。

主官犯罪，之所以數額相對較大，主要是有組織程序的依托。律師辯護，之所以會有效，主要是因為意見納入了組織程序。同樣，律師不能承諾結果，承諾就是欺騙，也是因為這種承諾失去對組織程序的考慮和依托。

人都喜歡熱血沸騰和“腦子一熱”。但回想一下，能夠讓你一下子就“上頭”的，不是陷阱，就是情緒。而這些，恰恰是處理復雜矛盾和利益的障礙。不利于成事，反而會壞事。

上面的話，聽起來有些“喪氣”，但這是實際。只要用腦子一想，就能清晰判斷：涉及利益的事，哪會那么簡單？“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要難。”而且難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