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員把主人二字還給中國勞動者

1886年，芝加哥工人用鮮血為八小時工作制開啟序章，1950年起，新中國用一系列法律法規，終結了雇主對勞動者予取予求的黑暗歷史。

同樣是勞動者，不同的國家卻走出了不同的路。

有的用流血換來一紙空文，有的用法律護住了資本家的根基，有的把節日變成了狂歡，中國勞動者則從奴隸翻身做了主人。

今天是小長假的第一天，我們就簡單聊聊五一勞動節的起源、各國勞動者為爭取權益做過什么、教員又是怎樣為勞動者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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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5月1日，數萬工人走上美國芝加哥的街頭，唱著《八小時》的歌，向美國資本家提出一項要求——

每天工作八小時，不能再多了。

當時的美國工人，每天工作時間普遍在十四小時左右，而且工廠里遍地童工、衣食無人負責、受傷自己承擔。在這樣的背景下，工人只能用自己的方式，為自己爭取權益。

然而，八小時工作制是今天的普遍慣例，百余年前卻是讓資本家視為大逆不道的荒唐言論。

于是在罷工開始不久，警察便在芝加哥麥考密克農機廠門口，向工人開槍，兩名工人當場死亡。隨后，工人在干草市場廣場進行抗議，不知是誰在人群中扔出一枚炸彈，警察隨即向人群猛烈開槍，死傷無數。

這就是干草市場慘案，五一國際勞動節的起源。

可以說，勞動節就是從反抗和屠殺中誕生的。

節日出現了，但如何保障勞動者的權益，各國的做法都不相同。

資本主義國家的方式是妥協讓利。

芝加哥的干草市場慘案之后，工運組織被扣上“無政府主義暴徒”的帽子，迅速瓦解，新的領導層隨即放棄了改變雇傭制度的目標，開始在漲工資、降工時方面發力，絕口不提政治。

不過，美國政府和資本家通過這一事件，見識到工人的力量，不想再和工人發生暴力對抗，便在工人退讓一步之后，緊跟著也退了一步，逐漸出臺了最低工資、八小時工作制、禁止童工等一系列法律。

美國政府、資本家、工人形成一種微妙的平衡。

這種方式，其實是用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剝削，而不是消滅剝削本身。

法國也是類似的路徑。

1891年5月1日，法國工人在紡織重鎮富爾米集會，要求實現八個小時工作制，但法國軍隊直接開槍，當場打死9人，其中有2名兒童。這一事件，讓工人對法國政府和資本家的幻想破滅，由此開始了三十年的漫長斗爭。

最終，法國政府將八個小時工作制寫入法律，五一成為帶薪假日。

和美國、法國相比，英國工人爭取權益的道路則更為漫長。

從十九世紀中期的憲章運動起，英國工人就開始組織工會、組織工黨、參加議會，一步步從立法層面拿回權利，試圖 通過爭取政治權利來解決經濟問題 。但到了1945年工黨執政，英國才逐步發展成全民醫療、全民保險、全民教育的福利國家。

蘇聯做為社會主義國家，則走向另一種極端。

1918年，蘇俄政府出臺了八小時工作制、帶薪產假等法律法規，福利政策在當時冠絕世界。

在蘇俄的制度中，因為資本家已經被物理消滅，工人便不需要和資本家再做博弈。但問題在于，私人資本被消滅以后，國家資本取代資本家，包辦了工人的一切，而掌握國家資本的官僚，又牢牢掌握著工人的命運。

和以往相比，以上這些國家的勞動者確實有了權益，但以“人”的身份來看，這些權益還是遠遠不夠的。

2

如果說西方工人爭取權益，是在政權內部討價還價實現的，那么中國勞動者爭取權益，便是通過打破政權的既定規則來實現的。

20世紀初期的中國勞動者，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壓著，命運非常凄慘。他們想爭取權益，也因為無組織、無方向而無從下手，只能忍受剝削，被三座大山聯合鎮壓。

中國勞動者改變命運，是從1922年的江西安源開始的。

那年，教員策劃了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并派劉少奇、李立三深入礦井，和萬余名工人同吃同住，向他們傳遞著一個道理：

剝削你們的不是天生的命運，是黑暗的制度，而制度是可以改變的。

當然，要想改變黑暗的制度，不能盲目襲擊、不能以卵擊石，必須通過嚴密的組織、有策略的斗爭才能實現。經過教員的縝密策劃，罷工進行到第四天，資方就被迫走向談判桌，簽下十三項協議，承諾補發工人欠薪、改善工人待遇、保障工人權益。

“未傷一人、未敗一事”，這是教員交出的第一份答卷。

而安源的火種一旦點燃，便再未熄滅。

此后二十余年，中國的勞動者深度參與了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冒著槍林彈雨，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變成了紅旗飄揚的新天地。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勞動者，交了世界各國勞動者都望塵莫及的血稅。

正因如此，1949年10月1日，教員站在天安門城樓，用一句“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向世界宣告，那些在革命戰爭中出生入死的工人、農民、在礦井里睡貓耳床、在工廠里挨打的人，都將受到新中國的保護，享受新中國的權益。

3

站起來，說的容易，那怎么才能做到呢？

教員不可能親手幫助每一個人，但他能建立制度，讓站起來這三個字，落到每個人的飯碗、鋪床和地板上。

教員做的第一件事是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給了勞動者一把維護自身權益的尚方寶劍。

法律的第一條就寫道：

“工會是工人階級自愿結合的群眾組織，凡在中國境內一切企業、機關和學校中以收入為其生產資料之全部或主要來源之體力、腦力雇傭勞動者及無固定雇主的雇傭勞動者，均有組織工會之權。”

這種法律對于勞動者而言，重要的不是給了他們多少福利，而是給了他們一種權力——

可以自發團結起來，維護自身的權益。

從此以后，勞動者有了發聲的渠道、合法的組織、保護自己的制度武器，不再是抱頭挨打的弱勢方，而是坐上談判桌的強勢方。

教員做的第二件事，是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給勞動者編一張兜底的安全網。

在這部法律法規的保障下，勞動者不用交一分錢的保險費，全部由單位負擔。因為教員認為，勞動者創造了財富，財富理應返還給勞動者，不必再掏第二次腰包。

而這部法律法規的保障內容，覆蓋勞動者的整個生命周期——

因工傷殘、完全喪失勞動能力且需人扶助者，按本人工資的75%，按月發放撫恤費。

無需人扶助者，發60%。

生育、疾病、養老，全部納入保障范圍。

單位須興辦療養所、養老院、托兒所。

可以說，從出生到死亡，勞動者所有擔憂的事，都被一張制度大網給兜住了。在那個百廢待興、財政緊缺的年代，教員能做這樣的事，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教員做的第三件事是用工資制度，抹平勞動者和干部之間的鴻溝。

教員主導建立的“八級工資制”，有個現在看來很不可思議的特點，那就是勞動者的工資和干部的工資，差距小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以包頭鋼鐵公司為例，行政級別最高的干部，月工資是77元，而一個中級冶煉工人的月工資就有61.76元。

是有一些差距，但這種差距大嗎？

并不大。

這樣一來，官僚階級就無法通過經濟途徑滋生、蔓延開來，勞動者也不會因為職位高低、權力大小而對干部卑躬屈膝。

什么是善政、仁政？

這就是。

如果說前三件事解決的是物質保障，那么教員做的第四件事，便是試圖解決生產關系的問題，把勞動者變成工廠的主人。

中國開始工業化的時候，工廠制度學的是蘇聯的一長制，即廠長說了算、技術專家說了算，工人是被管理的齒輪，政治地位和失業工人沒有本質區別。

教員認為，這種生產關系是黨政官僚和技術骨干的統治，屬于三座大山的殘余，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勞動者徹底解放”的根本承諾。

于是在1960年3月，教員親自批示，將鞍山鋼鐵公司勞動者總結的管理經驗，正式命名為“鞍鋼憲法”，號召全國學習。

鞍鋼憲法的五項基本原則是堅持政治掛帥、加強黨的領導、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開展技術革命，其中最核心的便是第四項，兩參一改三結合。

兩參 ，即干部參加勞動，不能脫離一線工作，勞動者參加管理，可以決定重大事務并選舉領導班子。

一改 ，隨時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

三結合 ，勞動者、干部、技術人員結合起來，政治地位不分高下，工作性質不分貴賤，經濟收入沒有明顯差距，以一體三面的形式共同管理、共同生產。

隨著鞍鋼憲法出臺，勞動者不再是領工資的被管理者，而是掌握有管理權、決策權、有尊嚴的主人。這一劇烈變化，導致鞍鋼業績大幅提升，某些長期難以攻克的技術難題，迅速解決。

即便是多年以后，訪問鞍鋼的外國人，都被勞動者、干部、技術人員間沒有隔閡并肩工作的場景震撼。

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引進鞍鋼憲法，也高度評價說，兩參一改三結合是貴國的先進管理經驗，我們學習運用后，效果很好。

4

我們現在看五一勞動節，不應該只看到一個假期、看到商場的打折促銷，更應該看到，五一勞動節是全世界勞動者為爭取權益而用鮮血鋪成的來時路。

然而，美國工人用抗爭換來法律底線，底線之上資本依然橫行。法國工人用三十年街頭抗爭換來八小時工作制，又沒有跳出既有框架。英國工人搭建了最嚴格的福利制度，工人卻永遠是客體。

只有曾經的中國，走出了一條不同的路。

安源大罷工的勝利，證明了組織和紀律的力量。《勞動保險條例》，消滅了勞動者的后顧之憂。八級工資制，抹平了階級不平等的最后溝壑。鞍鋼憲法，把權力還給操著工具勞動的人。

這背后的一切，都來自教員的那個信念——

用勞動創造世界的人，理應是這個世界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