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上海召開的高規格座談會，釋放的信號不一般！

文/識局智庫研究組

據新華社和央視新聞報道，昨天（4月30日）上午，核心高層在上海出席加強基礎研究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

在這場高規格會議上，發言的人里不僅有科技部、教育部等部委負責同志和上海市委書記，更引人注意的是，還有北京大學數學家劉若川、浦江實驗室AI科學家喬宇，以及西部超導的首席科學家張平祥。

核心高層在會上講了一句不同以往、分量極重的話：基礎研究是“整個科學體系的源頭”，是“所有技術問題的總機關”。

“總機關”三個字，在中國的政治語境里，向來是用來形容最核心、最要害、最不可替代之物的。把基礎研究提升到這個位置，淺見以為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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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座談會的選址本身就耐人尋味。

整整一年前的同一天，2025年4月30日，總書記也是在上海，主持召開部分省區市“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座談會。

那次談的是宏觀規劃、新質生產力、區域布局；這次談的是基礎研究、原始創新、科學家主體。

從“十五五”藍圖到技術“總機關”，從省市負責人匯報為主到一線科學家面對面建言，聚焦的主題在一年之內完成一次意味深長的切換。

這種主題切換很大程度源自外部環境倒逼的結果。當某超級大國筑起的“小院高墻”越來越高，技術封鎖從高端芯片蔓延至AI基礎框架，一個越來越清晰的共識浮出水面：在別人的地基上蓋摩天大樓，一旦地動，塌的將不是某一層，而是整座樓。

上海是什么地方？是中國對接全球創新網絡的橋頭堡，也是國際科技博弈的前沿陣地。把兩場座談會都放在這里，或許正是要向世界釋放一個清晰的姿態：中國科技發展的邏輯，正在從“跟隨融入”轉向“以我為主的布局和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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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機關”這個提法，比“卡脖子”更深了一層。“卡脖子”是被動的、局部的、可以靠攻關來緩解的；“總機關”則是主動的、全局的、關乎長遠競爭力的。

它顯露出一個判斷：當前科技競爭的本質，不是某幾項技術的優劣，而是科學體系底層能力的自主性。

座談會上，劉若川、喬宇、張平祥三位科學家先后發言。這個陣容很有看點：一位搞純數學的，一位搞人工智能的，一位搞超導材料的——從“0到1”的理論探索，到“1到10”的技術突破，再到“10到100”的產業轉化，三個人恰好覆蓋了從基礎研究到成果轉化的完整創新鏈條。

核心高層在聽取發言后強調，要“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要“主動融入全球創新網絡”，還要“積極參與全球科技治理”。

這三句話放在一起，有一種微妙的張力。“融入”是開放姿態，“治理”是長遠抱負。

當中國說要參與全球科技治理時，潛臺詞是：我不想只做規則的接受者，我要成為議程的設置者。而要做到這一點，前提是你得掌握“總機關”——也就是基礎研究的源頭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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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披露了一組數據：我國基礎研究經費從2012年的499億元增至2025年的近2800億元，占全社會研發投入比重突破7%。

7%是什么概念？主要科技強國的這個比例通常在15%到25%之間，我們仍有明顯差距。

但比數字更值得關注的是核心高層對評價體系的強調：要“健全符合基礎研究特點的分類評價體系”。這句話的指向非常明確——現有的評價方式，與基礎研究的規律之間存在不小的錯位。

長期以來，科研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沿用著追趕到發展階段的慣性：周期考核、指標分解、論文導向。這套機制在目標明確、路徑清晰的追趕期效率很高。但到了需要在無人區摸索的階段，它就很可能成為制約。基礎研究的規律往往是“十年冷板凳，一朝驚天下”，它需要容錯，需要寬容失敗，需要一種不急于要求產出的信任與投入。

所以，真正的瓶頸從來不只是錢，而是“耐心資本”的稀缺。沒有評價體系的真正改革，7%不過是個數字；形不成鼓勵長期深耕的制度環境，再大的投入也難以濺起期待中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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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上還有一句話值得細品：“鼓勵和規范發展新型研發機構”。“鼓勵”在前，“規范”在后，政策的著力點其實在后兩個字。

過去幾年，從深圳到蘇州，從合肥到重慶，新型研發機構大量涌現。它們掛著“新型”的牌子，但部分機構的運轉邏輯還帶著明顯的舊有慣性：過度依賴財政撥款、行政化管理模式、考核周期偏短。

座談會上特意點出“規范”，意味著國家層面將推動這類機構進入優勝劣汰、制度定型的新階段。那些“掛牌式創新”“換湯不換藥”的運作方式，恐怕會面臨調整。

而浦江實驗室的喬宇能夠坐在座談會上發言，本身就是一種示范：新型研發機構的標桿，應當是科學家主導、市場導向、全球視野的有機融合。不是簡單地靠行政指令組織科研，而是讓科學家找到真問題，讓市場檢驗真需求，讓制度提供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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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的上海座談，是為中國發展繪制藍圖；一年后的上海座談，是為這幅藍圖加固最底層的根基。

從“新質生產力”的宏大敘事，到“總機關”的源頭追問；從地方負責人的規劃匯報，到一線科學家的現場建言；從“適應形勢變化”的從容，到“打牢地基”的緊迫——兩場座談會的對比，勾勒出一個正在深刻轉型的中國：不再滿足于做全球科技革命的跟隨者和受益者，它要在源頭處、在最底層、在“總機關”上，擁有屬于自己的那一把鑰匙。

這個轉型的代價是巨大的。它意味著更多的沉沒成本，更長的回報周期，更大的不確定性。但昨天的座談會傳遞出一個清晰的態度：決策層對此已有準備。

當某超級大國還在封鎖與開放之間搖擺時，中國選擇了一條更艱難但也更扎實的路——在圍墻之外，另筑根基，深挖地基。

這不是關上大門搞研發，而是一種更高層級的開放：只有當你具備了不可替代的原創能力，你才有資格真正坐在全球科技治理的牌桌上。

昨天這場座談會，釋放的信號確實不一般。

它不是一次普通的政策宣示，而是一份需要長期堅守的行動綱領。它指向的，是讓科研評價的尺子符合基礎研究的規律，讓企業真正站在創新鏈條的出題位置上，讓青年人才敢于把十年光陰押注在一個不確定的方向上，讓開放合作的方略始終不變。這些事沒有一件能立竿見影，但哪一件都繞不開、拖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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