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學在英國：從牛津教授到Alpha世代中學生的經驗

近年來，英國關于古典學的討論往往圍繞著危機展開。在大學經費收縮、學科邊界模糊，以及社會對“有用性”的反復追問中，“古典學”也頻頻被置于大眾的審視之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卻又不斷被重新定義的領域，它在當下的大學和社會中的位置是什么？又是誰在延續和實踐這一傳統？

在準備撰寫關于“古典學在英國”的文章時，我意識到，自己既無法，也不打算提供一種“自上而下”的鳥瞰式概覽。作為一名剛在英國結束博士生涯的學生，面前的學術之路還生死未卜。我深知自己無法為讀者展現Mary Beard或Tim Whitmarsh高屋建瓴的看法，也明白自己對這個領域的理解更多來自日常經驗。

因此，這篇文章選擇了一種“自下而上”的視角來呈現英國古典學的面貌。本文采訪了四位在英國從事古典學學習與工作的同行——他們分別是：一位在本科階段進入古典學、隨后轉向印度古典傳統的學生；一位從事跨文化研究、試圖重構古典學邊界的青年學者；一位在英國大學任教近二十年的教授；以及一位在中學系統中推廣古典學的教師。他們也許并不代表前沿的“英國古典學”，但正是這些看似普通的個體，構成了這一學科在當下的實際面貌。他們在訪談中提供的不是答案，而是一種正在發生的狀態：人們如何進入古典學、如何在其中停留或轉向，又如何在現實條件下繼續與之共處。

他們也是我在求學過程中認識的同學、同事與朋友，在這篇文章的寫作過程中，他們的支持和熱心回答是我最大的動力，在此對他們表示真誠的感謝。

一 、從語言課開始

QC：來自北京，在倫敦某大學古典學系讀本科，后轉向梵語和印度古典文學。

阿里斯托芬的《蛙》代表了QC同學對喜劇的興趣，從希臘羅馬到印度

幾年前，QC從美國的一所中學來到倫敦攻讀古典學學位。與許多英國本土學生不同，他在中學階段從未接觸過古希臘語或拉丁語。本科入學后，他需在第一年先學習其中一門語言，并在第二年開始學習另一門，經過三年本科，至少有一門語言已接受了完整的三年系統學習。“其實現在中學接觸古典語言的機會很少，”他說，“英國本地學生也不多。真有這類機會的，一般都去卷牛劍的入學考試了。”相比之下，一些來自歐洲的學生往往已有多年語言基礎，可以直接進入進階課程。因此，語言能力出現明顯的分層：在同一班級中，可能既有初學者，也有幾乎可以直接閱讀文本的學生。

為了加強語言基礎，他選擇上暑校強化語言能力。“三個星期學完一年的內容，”他回憶道，“上完以后都不知道自己學了些什么。”在新學期的文本課上，還會有更嚴峻的挑戰。每周一次兩小時的課程，需要學生自行消化大量內容。

“每次課結束后，得花一兩天時間把上節課翻譯的內容大概理解完，感覺一整個學期都是在回溯上一節課的內容。我們讀呂西阿斯演說辭，但我感覺學了語法之后其實根本沒法直接讀文本。文本里遇到的東西好像又特別不一樣。但到了第二學期讀米南德的《古怪人》(Dyskolos)，我慢慢地就跟上了，哪怕一次翻譯50行也可以。”他經歷的“從跟不上到逐漸進入”的過程，正是古典語言訓練過程中，最真實與常見的節奏。

但古典學對QC來說，并不只是一門語言。他喜歡逛舊書店，現在也經常在各地的二手書店搜羅一些與古典學有關的書。尤其讓他感興趣的是那些曾被使用過的古希臘語和拉丁語教材。在書頁之間，能看到前一代讀者留下的痕跡：抄寫的單詞、隨手的涂鴉，甚至是戰爭年代的回響——有一本上世紀40年代出版的希羅多德的《歷史》，上面畫滿了正在投擲炸彈的飛機。

“也許當時的希臘語課堂確實常常被空襲警報打斷。有些小孩的涂鴉畫得特別好，你快速翻頁的時候，那些畫上的動作會連貫到一起，動起來，甚至可以看到飛機轉彎。我覺得這些很有意思，因為你會發現，過去的學生其實和現在也沒什么不一樣，課堂上的走神和創造力都是相通的。”

受訪人收藏的課本涂鴉

在倫敦這個文化與政治中心生活久了，他開始意識到古典傳統的另一種存在方式。“學之前不這么覺得，但是古典學就像傳銷組織一樣，進去了之后就發現“安利”無處不在。”城市中的新古典建筑、街頭雕塑中各種古希臘羅馬的神、火車站附近的不列顛尼亞（Britannia），都在不斷提醒他，這些傳統是英國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并不只存在于泛黃的書頁和沉寂的展柜中。

這種對古典文化的追慕往往伴隨著某種看似荒誕的浪漫。QC在采訪過程中，分享了他所在的古典系樓下的“羅馬浴場”的故事。這座17世紀建的澡堂，長期以來被附會成羅馬遺跡。這種附會本身便是古典傳統在倫敦的一個注腳。古典系的Michael Trapp教授借此發起了一個項目，專門將錯就錯地展出這個“羅馬浴場”。他還與先鋒藝術家合作，在這個空間中增加了一些音樂裝置，以增強參觀者的沉浸感。很多古典學家并非堅守故紙堆的老學究，類似Classics Now的項目，也與當代藝術家保持密切合作，包括為學校大樓上的古典雕塑穿上現代的衣服。這種“制造偽遺跡”的行為和反叛的姿態，讓QC覺得，學校和英國社會眼中的希臘羅馬傳統不僅僅是一門學問，也是一種流動的、充滿幽默感的生命力。

本科畢業后，QC轉向了梵語與印度古典文學。但在他看來，這并不是一次“轉行”。“從方法上來說，我覺得兩門學科區別不大，主要是換了一門語言、一些文本，并不是進入了一個陌生的領域。很多早期的東方學家同時也是古典學家。我一開始就挺想搞印度的，也覺得有了古典學的經歷之后再看古典以外的世界還挺有意思的，不管是近東還是印度。”

這種“跨文化”的轉向，也來自他對學科邊界的警惕。“如果只研究一小塊領域，會變得很狹隘。”他回憶起本科一門古代史課程中，老師試圖加入中國和印度的內容，卻因缺乏背景而顯得不夠扎實。“我們的課上沒幾個亞洲學生，所以聽不出來。但我坐在那里，就覺得很不對勁。增加這些多元內容是好的，但研究者必須盡可能多做了解。”這樣的嘗試讓他意識到，跨文化研究不僅是擴展視野，也意味著責任。

二、跨文化古典學：從象牙塔尖尋找“絲綢之路”

Cynthia Liu現任牛津大學古典系講師，研究興趣集中在古希臘羅馬詩歌及其與其他文化的對話。目前，她是美國羅馬學院的獎學金訪問學者，在駐院期間的研究課題從耶穌會傳教士的文獻探討希臘羅馬與中國詩歌的互動和經典化模式。2023年，她創立了“雅努斯計劃”（Janus Project），致力于在不同文化和傳統中審視古希臘和拉丁語言與文本，尤其關注西方經典在東亞世界的接受與傳播。她以研討會、讀書會和學術會議的形式集結了許多在全球視野下關注古典學的師生。

Cynthia Liu

Cynthia目前的研究源自一次偶然的電話聊天。那天，她正和母親通話，不知怎么聊到了《詩經》。掛電話后，她隨手點開維基百科頁面，在最底部看到它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其中竟然包括拉丁文。這讓她非常驚訝，于是開始探究到底是誰把中文翻譯成了拉丁文，目的又是什么。由此，她逐漸找到了一個規模龐大的研究問題——希臘—羅馬古代世界與東亞古代文明之間的比較與關聯。這一看似“邊緣”的問題，很快發展成一個更大的研究方向。幾乎在同一時間，她的同事CharisJo也在思考中國與朝鮮新儒學的問題。兩人一拍即合，決定將各自的興趣匯聚成一個項目。2023年，她們決定申請經費，建立一個跨文化研究網絡——Janus Project。項目由Cynthia擔任首席研究員，Charis為共同研究員，并最終獲得牛津大學資助。

與傳統古典學研究相比，這樣的項目在學科內部并不算主流。Cynthia也坦言，來自古典學領域本身的支持“并不算多”，但支持者往往表現出高度的熱情。相比之下，更多的回應來自其他學科：歷史學、宗教學、早期現代研究以及現代語言研究等。

在她看來，這或許正是跨學科項目的基礎——它們往往需要在不同院系之間，甚至跨越機構與國界，重新搭建合作的結構。這種結構也塑造了一種新的學術經驗。她至今記得Janus Project第一屆會議的氛圍：研究相似問題的人第一次線下相見，甚至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與舊友重逢。“那種感覺非常強烈，”她說，“你會意識到自己并不是孤立地在做這些問題。”對她而言，這種“共同體感”是項目中最有回報的部分。

Janus Project第一次年度學術會議的與會者合影

如果說Janus Project展現的是一種新的學術可能，那么Cynthia對英美古典學學科本身的觀察，正揭示了這種新可能的潛力。Cynthia在美國與英國都接受過學術訓練。在她看來，英國古典學整體上“更傳統一些”，相較之下，對古典接受研究、比較路徑以及“全球古典學”的關注仍然有限——盡管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與此同時，英國在新拉丁文學以及中世紀至早期現代古典傳統研究方面，依然具有明顯優勢。但真正的困難，或許并不在學術機制，而在開展涉及不同經典傳統與文明互動的研究項目時找到合適的方法。對于那些試圖跨越不同文明與經典傳統的研究者來說，最直接的挑戰是如何在兩個領域之間建立起同時有效的解釋框架。Cynthia的學術訓練完全來自希臘羅馬古典學。這意味著在進入東亞文本與思想傳統時，她面對的是一整套陌生的知識體系：“最開始的時候，真的會被需要學習的海量新知識壓倒。”但這種壓力也帶來了另一種體驗——重新成為學生，以及由此產生的與其他學者的合作關系。她逐漸意識到，在跨文化研究中，“不懂”并不是缺陷，而是前提。因此，她給年輕學生的建議也顯得異常直接：盡可能不要過早下論斷，保持對學習與知識的饑渴，同時主動尋求合作。“在職業早期，不可能同時成為兩個領域的專家，”她說，“所以你必須依賴別人——而這其實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在她看來，正是這種建立在差異之上的合作，不僅使比較研究與跨文化研究成為可能，也使其變得更加扎實與犀利。

三、大學、市場，和“自己熱愛的事”

Emmanuela Bakola是筆者的博士生導師。她已從教近20年，研究方向為古希臘文學，尤其關注喜劇殘篇、埃斯庫羅斯，以及古希臘的宇宙觀和自然觀。Emmanuela一向熱情坦誠，讀博期間，筆者曾得到她的很多中肯建議和鼓勵，也很高興能在這次訪談中，與她一起回顧和思考作為英國古典學從業者的工作經歷。

Emmanuela Bakola

在華威大學任教的第十個年頭，Emmanuela愈發覺得自己開始享受學術界和教育界的工作：“如果你熱愛你的工作，那感覺就像一直在度假——當然沒有那么夸張。”當我問她，作為一名古典學者與大學教師，最讓她滿意的是什么時，她的回答也很簡單：“世界上很少有工作，能讓你做自己真正喜歡的事，同時還能養活自己。”在她看來，學術從來不是一個可以讓人致富的行業。但回顧自己在UCL（倫敦大學學院）、King’s（倫敦國王學院）和華威近二十年的經歷，她幾乎沒有參與過任何與自己興趣完全無關的課程或項目。

除了研究本身，她也提到一種更日常的滿足感：與同事之間的關系。她覺得自己被一群價值觀相近的人所包圍，“我們對政治、倫理、教育這些問題，看法大致相同”。她也沒有回避學術界的另一面——“大家的自我意識都比較強”——但仍然認為，自己在這方面是幸運的。真正的轉變發生在近十年：“我現在更多把自己看作一名教育者，而不僅僅是研究者。”她逐漸在教學中建立起信心，也越來越意識到教學與研究之間并不是競爭關系。相反，在她任教的幾所大學中，她都可以將自己的研究興趣直接帶入課堂，“高質量的教學完全可以和高質量的研究并行”。

在與學生分享新知識的過程中，她感到一種“讓自己保持年輕”的力量。“我現在快五十歲了，物質上不需要更多東西了，更重要的是一種個人的滿足感——見證和參與別人的成長。”如果重新選擇一次，她仍然會選擇教書、選擇現在的工作。

但這種滿足感，與另一種現實始終并存。當話題轉向“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時，她苦笑著承認：“就是很難平衡。”在學術界，工作的邊界是模糊的。她描述自己的日常，是一種不斷延續的狀態：一件事接著一件事，工作時間很容易超過八小時。“昨天是星期天，我和六位中學老師開了一整天的會討論古典學教學。從早上八點到晚上七點，我幾乎沒有見到孩子們。”

她知道這種狀態“并不太正常”，但又很難完全改變。即便在所謂的休息日，她也會反復查看郵箱。“今天本來想休息，但我已經查了三次郵件，而且現在還在這里，接受你的采訪……在‘平衡’這件事上我可能真的很失敗吧。我的工作就意味著很多犧牲，但另一方面，這些‘犧牲’給我帶來的都是很欣慰的感覺，比如跟你在采訪中回顧自己的經歷。所以你看，這件事這算是工作還是不算呢？”

她也意識到，對年輕學者而言，這種張力可能更為嚴峻。如今學術界的不確定性更強，而在她更年輕、孩子尚小的階段，這種壓力同樣存在——長時間工作與家庭責任之間的沖突，常常伴隨著愧疚感。“當然，這不只是學術界的問題，”她說，“很多工作都是這樣。”

在教學層面，她提到自己在華威的十年是進步最快的時期。她開設過三門課程：古希臘戲劇、古希臘神話，以及“古希臘文學與思想中的空間與地點”。其中，她認為后者最具原創性，是她最驕傲的一門課。這門課的開始與她當時正在構思的一本書有關，屬于教研結合的典型經歷。課程中包含了大量關于空間和環境的理論話題：宇宙與秩序（cosmos）、冥界（underworld）、圖景建構（cartography）、回鄉（homecoming）、邊界性（liminality）等等。“當然，也包括有關風的問題——這個主題最后成了我最喜歡的博士生的論文題目！這些最后都在我的書里有所呈現，所以這門課對我個人來說真的非常重要。”

與其說這是一門傳統意義上的文學課，不如說它更接近一種經驗與概念之間的往返。她特別強調，學生最感興趣的，往往不是抽象的理論，而是這些概念如何與現實經驗發生聯系。這種從“物質世界”出發的理解方式，使課程更具吸引力。學生們在課程中不僅寫論文，也制作動畫和視頻。這門課的選課人數也在逐年增加，Emmanuela正在考慮為其設置更多的學分。“最重要的是，這門課高度回應了學生們對世界的想象和經驗。這與古典學在20世紀以來所處的位置和人們對它的看法很有關系。這個世界并不是在19、20世紀由一些坐在書房里、很少出門的白男老頭學者想象出來的。有時候，對這個世界的實際體驗往往被一些抽象的學術傳統忽視。我們很多人原本是生活在與自然和土地非常親近的環境中的。唯物主義和物質性(materiality)是比較新的話題，但我覺得它很重要，也往往能確證我們很多人的個人觀察和生命體驗。比如說風——它不只是你在文本里的讀到的東西——我現在往外看去，樹枝在搖晃，馬上要下雨，這就是風。這是我的個人體驗，而這種經驗對研究同樣重要。”

談到學科環境的變化，她表示，最明顯的是近年來系里引入了許多優秀的年輕學者。這種更新不僅提升了教學質量，也直接影響了學生與潛在申請者的感受。“他們會覺得，這是一個可以讓人快樂、也能有所收獲的地方。”但她很快提到一個更宏觀的問題：大學教育的市場化。“我們越來越被要求把學生當作顧客，為他們提供‘性價比’。”在她看來，這種邏輯與大學原本的價值體系是沖突的。她希望自己首先是學生的教師與導師，而不是服務提供者。但現實中，大量時間被行政事務占據——填寫表格、準備文件，這些工作和真正的教學關系不大。她承認，這種變化在某種程度上提高了效率，但總體而言弊大于利。“大學越來越像一個私人企業，而大學不應該是私人企業”。

古典系老師制作的反大學市場化和經費削減的宣傳牌

面對人工智能的沖擊，她的態度相對平靜。人工智能確實改變了知識的傳播方式——“某種程度上，它是最高效的知識傳遞工具”。但她認為，這反而讓教師的角色更加清晰：培養學生的批判能力、想象力和共情能力。“古典學從來不只是知識本身，”她說，“它也關乎人與人之間的理解，我們從彼此身上學到的遠不止是知識。”

而當話題回到更廣泛的人文學科危機時，她提到經費減少、申請壓力增加、行政負擔加重，都在壓縮她與學生相處的時間。與此同時，她也注意到一種更普遍的懷疑，人們在不斷重新思考古典學的存在與現實需求的相關性。“很多家長會說，憑什么送孩子去讀古典學而不是生物學呢？”但在她看來，學生應該選擇自己真正感興趣的領域，而家長應當支持這種選擇。至少在英國，人文教育仍然被認為可以培養跨領域適用的能力。她也提到，古典學畢業生的去向并不局限于學術界，法律、商業、教育等領域都有古典學出身的人才。

古典系2026年的劇目：埃斯庫羅斯的《奠酒人》和《復仇神》。一年一度的華威希臘戲劇節是最受本科生和周邊中學生歡迎的活動之一

Emmanuela也特別強調本科階段的重要性。“我們的本科生，有些入學的時候還不滿18歲，幾乎還是孩子，還在成長的過程中。英國的本科學制也比較短，在這個從中學生到社會人的關鍵轉型期，他們能自由地學習，大量地閱讀，從古典學里得到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鍛煉想象能力、學會了解自己、對世界上的事有敏銳的判斷。這些能力并不是所有專業都能如此有效地提供的。”

采訪到最后，筆者問Emmanuela，在目前英國古典學現狀之下，如果她有根魔杖能改變一件事，她會改變什么？“錢——在現在的學術氣候之下，我們最擔憂的就是各方面對人文學科的支持在越來越少，政府層面在削減經費，個人層面，大家對人文學術的信念也在減弱，更多的人在考慮性價比。所以如果能改變一件事，那就是更多的經費支持吧，最終的希望當然是提高人文學科在大學教育中的地位。”

四、公立學校與alpha世代

如果前面三位受訪人提供的是英國高等教育體系內部對古典學的看法，本文最后為大家帶來的則是中學古典學教師Lorna和她的學生們與古典學的故事。Lorna任教的切尼中學（Cheney School）是牛津郡的一所公立學校，常年開設古希臘語、拉丁語和古典文明課程，其完備程度在英國政府資助的公立中學中比較少見。筆者與她在鄰里聚會上偶然相識，并了解到她與筆者的導師Emmanuela是博士期間的同窗。古典學界是個很小的圈子，那在高等教育界之外繼續耕耘古典學是怎樣的體驗，而古典世界對alpha世代的英國中學生又意味著什么？

中學古典學教師Lorna

Cheney School坐落在牛津市南公園盡頭的高坡上，從那里可以俯瞰牛津大學各個古老學院的塔尖和它們所代表的學術高墻。我在一個傍晚走進這所中學的校園，參加由Lorna主辦的關于古代克里特文明、線形文字和破譯密碼有關的文化節。學生志愿者把像我這樣的社會人員帶入會場，忙碌地穿梭于不同的展廳，延遲回家的孩子們帶著自己的家長和弟弟妹妹，在各個攤位前玩游戲、嘗試拓印、破解謎語。很多”攤主”都是來自牛津和倫敦的大學教師和研究者，對他們而言，設計游戲、讓孩子和公眾感受自己的研究，是工作的重要部分。

由Lorna運營的Iris Project在去年11月舉辦的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文化節海報

對Lorna而言，這種活潑的推廣方式是她職業生涯的重心。在牛津大學本科畢業并在倫敦大學學院（UCL）獲得博士學位后，她創立了公益組織“Iris計劃”(Iris Project)。這個項目的初衷就是在公立學校推廣古典學教學，因為公校很少開設相關科目，而她希望更多孩子能有機會接觸到這些讓她曾經受益匪淺的知識。

與許多私立學校不同，在Cheney School，盡管古典學的課程相對完備，但是拉丁語并不是必修課，Lorna也認為學生應該有選擇權。雖然不是必修，但古典學相關的科目在每年都能吸引不少對古代世界和古典語言抱有認真和好奇的學生。目前，GCSE (英國中學16歲階段考試)階段約有20人學習拉丁語、4人學習古希臘語。到了A-level (大學入學考試)階段，除了少數選擇語言課的學生，還有5人選修了涵蓋文化與文學、不含語言成分的“古典文明”課。Cheney的A-level課程甚至也吸引了校外的學生，他們會在放學后從附近一些沒有開設古典學的中學趕來，參加這里的補習。

Lorna對教書的熱愛，很大程度上源于她自身的中學經歷。六七歲時，她被一本關于希臘神話的插圖打動，至今還記得書中關于米諾陶、美杜莎等神話人物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圖畫。11歲時，她開始學習拉丁語，并很快愛上了這門語言的語法、語序和詞匯。在大約14歲、讀九年級時，她開始學習古希臘語。青春期的Lorna被《埃涅阿斯紀》中狄多的“情傷”深深打動，也在與《伊利亞特》的相遇中找到了她至今最喜歡的詩歌。

除了教師身份，Lorna也是三部長篇小說的作者，創作與教學對她而言是緊密相關的體驗。受奧維德《變形記》影響，她的第一部小說《鳥人》The Birder虛構了一個人們會通過“變形”轉化為其他生物的平行牛津。第二部小說《采花者》The Flower Gatherers則受到克里特文明的啟發，采用雙主角的線索，讓古代克里特女孩與現代研究者的命運彼此交織。課堂上講授的史前文明和青銅文化是她的靈感來源，而她也習慣在教學中融入創意寫作元素，試圖向學生展示古典學從考古到文學的多重趣味。在Lorna看來，古典學絕非孤立的知識，那些情節與主題在今天依然能與年輕人產生共鳴。能與他們在想法的交換中共同成長，是她眼中最美好的事。

就在筆者修改這篇文章終稿的前一個周末，Lorna最新的小說《樹精》Hamadryad出版了。這是一個融合了科幻、古羅馬宗教和反烏托邦敘事的長篇故事，設想了一個未來世界，人類與樹木在其中建立了生命綁定的關系。Lorna將新書發布會的地址選在牛津北郊Wytham森林的小木屋里，客人的孩子們在旁邊的活動區試著自己印年輪、給各種形狀的木片設計花紋和顏色。窗外的樹影和陽光參與著古典學者、中學老師和植物學家們的暢談。

在筆者發給Cheney學生的問卷中，有一道題詢問他們最想與哪位古代的歷史或神話人物見面吃飯。這些孩子們五花八門的回答反映了他們心目中古典世界的樣子，以及古典遺產的當代接受為他們造成的影響。有些人的愿望非常犀利，指向古典文學中留給人無數想象空間的問題。一位孩子寫道：“我想見到遇見埃涅阿斯之前的狄多，問問她在迦太基的生活是怎樣的。”

另一個孩子則回答道：“我想見到基爾克，因為她雖然身處孤獨的小島，卻對自然世界和魔法了解得如此之多。她是不死的神，活了很多年，一定見證了許多世代和事件。她應該也能告訴我，神是如何經歷時間的。只是希望她不要給我下藥，或者把我變成什么別的動物。”近來以希臘神話為靈感的小說創作大為流行，也顯然對中學生接觸并愛上古典學有重要影響。

Madeline Miller的小說《基爾克》（Circe）從這位女神的個人視角重述希臘神話，在中學生和本科生中有極大知名度

學生們想見的人、想要去的地方非常多，以下是另一些回應的截圖。這些被稚嫩的手寫下的文字，或許昭示著古典學在英國的發展方向。在學術圈的經費緊張、生存危機之外，古代地中海世界的魅力一如既往地影響著年輕的心靈，也在流行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獨特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