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日本人一邊喊“反戰”一邊接受右翼史觀？要從東京審判說起

李姐那個在日本留過學的侄子回國探親，家里長輩問他：“日本人到底反不反戰？”他想了很久，說了一句讓所有人愣住的話：“他們反的是‘戰爭帶來的痛苦’，不是‘發動戰爭這件事’。”

這句話，恰好點中了問題的核心。

202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80周年。這場歷時兩年半的世紀審判，曾以國際法的形式將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送上絞刑架，將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罪行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然而八十年后的今天，日本正加速推進修憲議程，取消武器出口限制，高市早苗政府公然將臺灣問題與所謂“存亡危機事態”相聯系。本該是正義清算的東京審判，為何沒能阻止這一切？為何日本民眾普遍持有的“反戰”意識，能夠與右翼史觀輕易共存？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研究員石田隆至給出了一個深刻的答案：因為日本的“和平主義”并非源于對侵略戰爭的反省。

東京審判有著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它與紐倫堡審判一道，首次依法追究了發動侵略戰爭的決策者個人的責任，確立了“侵略有罪”的國際法原則，并促成了《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的訂立和國際刑事法院的設立。法庭用4336件證據、419名證人的證言，將南京大屠殺等暴行牢牢釘在歷史定論之中。

然而，這場審判的“不徹底”，從一開始就為后來的歷史修正主義埋下了禍根。

最大的缺憾，是天皇被免于追究。美國出于冷戰政治考量，在開庭前就決定不予起訴昭和天皇。曾在內閣會議上決定強征中國人服勞役的岸信介，雖被指定為甲級戰犯并逮捕，卻未被起訴，獲釋后不到十年便出任首相，成為安倍晉三的外公。日軍731部隊的石井四郎等人，更以人體實驗資料為交換，得到了美國的庇護。

日本學者石田隆至一針見血地指出：東京審判雖在一定程度上裁決了日本的侵略戰爭，但并沒有成為促使其與軍國主義全面決裂的決定性契機。數百萬參與過戰爭犯罪的軍人，大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屬于違反國際法的罪行，便度過了戰后歲月。

更關鍵的問題在于：東京審判讓日本社會產生了一種錯覺——戰爭責任已經被“處理完畢”了。

日本通過“舊金山和約”接受東京審判判決后重返國際社會，國民誤以為問題已經得到了清算。石田隆至將這種心態稱為“祓除”——一種違背本意接受的侵略責任，仿佛走過一個“凈化儀式”，罪過就被洗掉了。

正因如此，日本的“反戰”意識并非源于對侵略戰爭的反省，而是一種抽象的“厭戰”情緒。日本民眾反的是戰爭帶來的苦難——東京大轟炸、廣島長崎核爆、陣亡士兵的家屬，這些“受害者敘事”才是日本反戰意識的核心。至于南京、慰安婦、731部隊——那些日本加害的實情，大部分國民在戰后基本不了解。

石田隆至發現了一個令人警醒的現象：由于東京審判未能充分追究戰爭責任，對于日本社會而言，反而成為一種“成功經驗”——只要表現出最低限度的反省姿態，就能重新融入國際社會。這種“成功經驗”讓日本社會長期缺乏內在的懺悔動力，也為右翼主張“東京審判是勝利者的審判”提供了土壤。

當“反戰”與“不反省”在同一社會中并行不悖，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一些日本人一邊喊著“和平”，一邊對侵略歷史選擇性失明。

石田隆至還揭示了另一個深刻的悖論：在戰爭反省問題上，中美兩國分別代表兩種不同的路徑。東京審判由美國主導，在冷戰格局下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清算“半途而廢”；而新中國則通過審判和改造，讓千余名日本戰犯真正認罪悔罪。

“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的成員，在蘇聯戰場被俘的日本戰犯并未認罪，而在新中國接受審判和改造的戰犯，卻流著淚承認了自己犯下的罪行。石田認為，這是因為新中國在審判前讓戰犯經歷了長時間的學習和反省，使他們真正理解了侵略戰爭的反人類本質。

這些被新中國改造的戰犯回國后，遭到了日本社會的排斥甚至辱罵。他們被貼上“被洗腦”的標簽，家人遭受就業歧視，社會視他們為“異類”。石田寫道：“普通的日本民眾帶著偏見歧視心態，對歸國戰犯投以‘異類’的眼光。” 一個連認罪者都無法容納的社會，又如何真正完成歷史清算？

石田隆至并不悲觀。他指出，在日本社會中，總有愿意正視侵略歷史的人逆流前行。歷史學者松野誠也二十年如一日自費研究731部隊史料；新一代的年輕人繼承“中歸聯”的事業，繼續推動還原史實的反戰活動。

在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的今天，歷史的“未竟之業”依然擺在眼前。石田隆至說：“我愿意為那些探求真相者繼續點亮前行之燈，這也是歷史學者的使命所在。” 認清這一使命的，不僅僅是日本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