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陳出新，涼州（武威）文人必讀文章：傅彥長《藝術教育》

傅彥長（1891—1961），原名傅碩家，湖南寧鄉人，中國現代著名文藝評論家、音樂教育家及翻譯家。出身書香門第，早年畢業于上海南洋公學，曾游學日本、美國。回國后活躍于上海文壇，曾為新月社成員。學貫中西，研究領域橫跨文學、哲學、音樂及美術，曾任教于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并主編《藝術界》《前鋒月刊》。代表作有《西洋史ABC》《藝術三家言》《音樂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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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20年代中期，中國經歷著從傳統史觀向現代民族國家觀念過渡的劇烈震蕩。在當時的知識界，如何重新定義“國民性”并夯實文化底蘊，成為各方矚目的焦點。在此背景下，傅彥長重新審視了藝術教育在民族生存中的地位。

作者在文中展現了超越時代的平民視角，敏銳地剝離了藝術教育身上那層超然世外的精英外殼，轉而將其視為一種全民參與的文化自覺。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圣賢之徒對民間藝術的壓制，以及對鄉土方言及民間音律的漠視，正是導致民族凝聚力渙散的根源。他主張藝術教育不應是高人雅士的世外消遣，而應體現在劇場里的秩序、對敦煌遺珍的守護，以及對民族遺產的共同捍衛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關心的不僅是審美的改良，更是民族生命力的挖掘。他試圖在冰冷的教科書之外，為普羅大眾建立起一套有尊嚴的精神生活。這種將文化根系深植于民間的做法，在當時頗具前瞻性。正因如此，本文已不僅僅是美育思想平民化轉向的記錄，更成為那一代知識分子試圖通過文化自救來重塑民族魂魄的時代先聲。

本文刊于《申報》1926年9月6日［0023版］

《藝術教育》

文｜傅彥長

藝術教育是什么，藝術教育并不是要大家都來學音樂、繪畫、雕刻、建筑，也不是要大家都成為小說家、詩家、戲劇家。

藝術教育所要求的，是一個民族總有他們的藝術文化。這藝術文化要是在危急而將滅亡的時候，應該由全體民族聯合起來而一致地來保護著。但是一個民族用什么方法來曉得他們自己所有的藝術文化呢？這就是藝術教育所要努力的事業了。

英國人寧可失去無窮寶藏的印度，而不愿世界上忘記有莎士比亞這樣的一個人；希臘是藝術文化的鼻祖，而念念不忘荷馬是世界上的第一大文豪。其實拿我們讀圣經賢傳的眼光來看，莎士比亞不過是一個戲子，他的作品是不是他自己作的，到現在還沒有論定；荷馬不過是叫化子式的賣唱者，他本人的存在到現在還是一個問題呢！但是以民族為對象而不理睬圣賢的希臘人與英國人，覺得這是民族的藝術文化，應該大家來保護著。這理由似乎很簡單，但是我們中國人到現在對于此層還沒有十分弄清楚。所以在藝術文化上面很重要的《詩經》是民眾的至寶，而圣賢之徒一定要用什么“后妃之德”一類的話來解釋者，就是為此了。圣賢之徒根本否認民族有藝術文化的存在，是藝術家所最痛恨而要反對的。

一個民族，當然不必人人成為藝術家，但是每個藝術家應該對于他自己的民族負擔一種藝術教育的使命。這怎么說呢？建筑家應該告訴他自己的民族，說哪一種建筑物是偉大的、美麗的，大家應該保存啊！要是這民族有了這種藝術教育的話，敦煌石室絕不會有王道士盜賣古寶的事情，山西大同的石刻佛像到現在還應該好好地保存著了。文學家應該告訴他自己的民族說，我們的民間故事、民間傳說、民間詩歌，都應該用方言寫下來的。音樂家應該告訴他自己的民族說，民間音樂像小調之類是無上上品，都應該記錄下來的。試問我們中華的民族除幾部圣經賢傳之外，民族的藝術文化有些什么？這所以一旦有外侮的時候，我們的民眾除想保全性命之外，什么樣的卑鄙無恥，都要發現了。

有人以為受了藝術教育之后，大家都應該披發佯狂，離開城市的生活，而到深山叢林中去隱居，這種思想在我們中國自以為詩人的，尤其如此。有許多人先讀圣賢書，后來做官，到末了告老回鄉，雖不一定要做狂妄的行為，然其結果一定要離開都會，而作優游林下的生活。這實在都不是藝術教育所許的。藝術教育所要求的人，要他們永遠做民間的一個人。既不許他們在民間特別優待地做圣賢，也不許他們在民間離世絕俗地做高人雅士。所謂高人雅士不過是一種不負責任的人，并不是藝術家。要是藝術教育的結果，只造就了這樣的一類人，那藝術教育對于民眾，真是罪大惡極的東西了，要它來做什么。

我們偶然在美國戲院門口，看見他們魚貫而行地買票，未免要大吃一驚。其實這不過證明美國人能夠享受藝術文化的態度，受了一點點藝術教育而已。假使在上海的民眾，居心要享受藝術文化的實益，這一點點在秩序方面的藝術教育，是上海的市民誰都應該受的。類乎這一類的藝術教育多得很，略舉一二來說罷：譬如在戲院里面應該靜坐，才能夠領受舞臺上的藝術趣味。但許多人到戲院里面，并不當它是一件正經的事，所以要想出消遣的方法，于是吃西瓜子、聲震瓦屋地談天、呼朋引類地跑東跑西、當倌的巾把子在你的視線面前飛來飛去、碰茶壺蓋、小販高聲的喊賣零碎閑食，沒有一件事可以使你靜坐著來享受藝術文化，豈不倒霉之至呢？

一個民族當然不必人人成為藝術家，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但是一個民族至少要全體受些藝術教育。我在前面說起美國人魚貫而行地買戲票，這的確是民族全體都受了一些藝術教育的證據。如果我們所寫的詩歌、小說、劇本之類的藝術作品，要是都用了方言來寫，至少可以使全體民眾對于這種藝術文化，能夠有了解與同情，因愛惜而保護了。不然的話，民間只好永遠做“敬惜字紙”的行動而已。

從前面幾段所說的話來看，所謂藝術教育不過是很平常的一種事業，誰都可以做，誰都應該做。并不是要什么哲學家的話來捧場面，也不要拿什么歷史的眼光來考問它怎樣地萌芽、怎樣地發展、怎樣地成功了。只要大家問，我們的民族里面有些什么東西可以誘示于人？結果想到了藝術文化是一個民族的至寶的時候，自然會想到怎樣去享受、怎樣去愛惜而保護了。而且要記著，這種興致是完全發生于民眾里面的。所謂圣賢之徒，對此決不會有同情與了解。我們要說，圣經賢傳里面對于民眾的藝術文化，似乎只充滿了“防微杜漸”的方法的話，不見得太過分罷。

一個民族的民眾，要是不受藝術教育的話，不能夠享受藝術文化的好處，是不用說了，其他必定有下面所說的幾種惡果：一是自己民族的生死存亡，不想負其責任；二是生活狀態永遠在下賤的方面；三是即使有許多形式的道德行為，以無藝術教育的修養，致成為虛詐、不熱烈、懦怯無恥、無同情心的國民性，其害真是不可救藥。

上面所說的三種惡果，有心人試就中華民族的現狀來看一看，是否這樣，要是不幸而竟如此，那我們熱心于藝術文化的人，應該怎樣地來努力呢？

（民國）十五（年）九（月）四日

傅彥長畫像，陳抱一 繪

（圖片源自網絡）

編者｜吳紫怡

本文消息來源：中國高等藝術教育研究院

本文原標題：《【溫故】傅彥長： 藝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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