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年首次大修！監獄法迎5大修改，藝術矯治讓重犯率降為0%！

時隔31年，監獄法迎來首次大修。4月27日至30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將對監獄法修訂草案進行三次審議。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施春風介紹，審議稿擬作五個方面主要修改，當中包括進一步加強有關提升罪犯教育改造工作質量方面的規定，推進教育改造工作科學化、專業化、社會化。

這一立法調整，直面監獄治理的現實需求。今年以來，多地監獄招錄崗位向藝術類專業開放，引發了廣泛討論：“藝術專業也能當獄警？是去給罪犯表演節目嗎？”

爭議背后，折射出輿論對監獄功能認知的局限性。

多位監獄系統民警及監獄學領域學者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現代監獄制度的目標并不是單一懲罰，而是“懲罰與改造相結合”。當有藝術類專業背景的民警參與到教育改造工作后，無論是組織罪犯排演一出音樂劇，還是指導他們制作一件玉雕，對于過往經歷的反思以及品行的校正都會滲透其中。

而這一切的嘗試，都是為了實現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的目標。

改造的工具

1月以來，全國多地陸續發布公務員招錄公告。在湖南監獄系統，有18個崗位招錄藝術類相關專業的畢業生。

一些省份對專業有更明確的細分，例如山東濟南濟滕監獄2025年發布的招錄公告中，教育改造崗位明確要求音樂學、音樂表演、舞蹈表演等專業背景。

類似崗位的招錄，引起了輿論對合理性與職責匹配度的討論。一些聲音質疑為“蘿卜崗”，也有人擔心監獄管理出現“娛樂化”，是在“放松管理”。

湖南是較早探索招錄藝術專業人才的地區之一。相關工作人員介紹，自2004年起，湖南省監獄系統開始有計劃地引入藝術專業人員進入教育改造警察序列。招錄結構中，法學、醫學等仍屬于核心專業。藝術類崗位通常在此基礎上根據實際需求動態配置，比例并非固定，各監獄可根據專業結構、年齡結構及崗位需求靈活調整。

多位監獄系統人士指出，這類崗位主要參與藝術矯治工作。需要強調的是，擁有藝術專業背景，并不意味著入職后即可直接從事藝術矯治工作。湖南省監獄系統民警胡艷介紹，新入職民警通常需經歷約兩年的警務技能、法律規范、監管執法及教育改造能力培訓，在具備規范執法能力后，才會結合專業特長逐步參與藝術矯治相關項目。

中國犯罪學學會理事、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暨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副教授蘇明月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藝術矯治本質上是一種結構化干預工具，是以藝術為媒介的結構化教育與心理干預體系。通過音樂、繪畫、戲劇、舞蹈、書法、傳統工藝等形式，促進罪犯情緒調節、認知重建、行為規范化與社會復歸能力提升。

上海市監獄管理局教育改造處一級調研員楊國強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在“懲罰與改造相結合，以改造人為宗旨”的工作方針下，教育改造既是提升改造質量的重要抓手，也是維護監獄安全穩定的重要支點。藝術矯治，正是在這一體系中逐漸形成的一種重要輔助路徑。

“藝術的力量在于，它繞開了說教式教育的對抗性”， 蘇明月解釋，許多罪犯存在憤怒、焦慮、羞恥或創傷經歷，藝術提供了非對抗性的表達渠道。很多人可以拒絕講道理，但很難拒絕旋律、節奏與創作帶來的情感觸動。合唱、排練、共同創作天然要求協作、守時、傾聽和規則意識；在戲劇創作中，要理解角色、體會他人處境；在工藝制作中，要學習耐心與延遲滿足。“這些，都不是娛樂，而是行為訓練。”

這對參與藝術矯治的監獄民警提出了更復合的要求。除監管與風險識別的底線能力，還要具備課程與項目設計能力、心理溝通與危機干預能力、將藝術訓練轉化為行為目標的能力。

從“監管者”到“引導者”

在部分公眾認知中，藝術矯治容易被簡單理解為“興趣班”。“這其實是一種誤解”， 蘇明月強調，藝術矯治并非“興趣選擇”，而是納入管理流程的結構化項目，有明確對象篩選、階段目標、紀律要求與考核機制。

上海市監獄管理局教育改造處處長蔡曉領對中國新聞周刊特別提出，參與藝術項目并不意味著管理標準降低。所有罪犯在監管要求、勞動要求、行為規范等方面標準一致，藝術矯治活動主要利用業余時間開展。

上海女子監獄的民警通過戲劇排演，引導女性罪犯在藝術創作中感悟生命價值、審視過往經歷（圖/受訪者提供）

胡艷大學學習的是音樂表演專業，她曾帶罪犯排練了一出名為《媽媽，您在天堂還好嗎？》的情景劇。舞臺中央，罪犯娟子（化名）朗讀寫給已故母親的信；管教民警全程關注其情緒反應；后排區域，負責排演的民警持續觀察演員團隊的協作狀態。

這一項目源于一次母親節主題教育活動。娟子在寫給母親的信中吐露了自己的懊悔和思念，母親為了給她籌錢看病積勞成疾，娟子又為了籌錢給母親看病走上犯罪道路，母親最終不治。

“這些年，她一直覺得，是自己把母親拖垮了”，胡艷說，情感創傷、自責心理與價值錯位，在娟子身上交織在一起，具有強烈的共鳴教育潛力。在對娟子的情感觸發點、表演意愿和潛質等多方面進行評估后，胡艷決定以她為原型創作一部情景劇，“這在個體心理修復與群體警示教育上，具有雙重效應”。

確認可行后，監區成立創作小組，由民警主導，吸納有創作表演興趣的罪犯共同參與。由于案例可能會因回憶往事引起罪犯情緒波動，排練同步引入心理干預機制，一旦觸及強烈情緒點，心理團隊立即進行情緒緩沖與風險評估，避免情緒失控或二次創傷。

演出結束后，娟子告訴民警，讀完信的那一刻，“像把壓在心里很多年的石頭吐出來了”。此后，她在集體活動中的參與度明顯提高，與他人更融洽，改造的心態變得積極。

在上述民警看來，這種變化不僅來自情緒宣泄，更來自過程本身——按時排練形成紀律約束，角色分工強化協作意識，反復打磨訓練耐心與延遲滿足。

如果說戲劇類項目更偏向情緒表達，那么工藝類項目則強調長期穩定訓練。

畢業于同濟大學寶玉石材料及工藝學專業的倪力立是上海青浦監獄的一名民警，他因具備藝術特長被調入玉雕車間，逐步參與相關教育改造工作。

在上海青浦監獄，民警倪力立指導罪犯開展玉石雕刻藝術矯治（圖/受訪者提供）

清晨，工藝室鐵門打開，30多名罪犯已在工位前就位：有人打磨玉料邊角，有人反復修改素描線稿，兩名企業駐點技師逐一檢查圖紙、糾正線條角度。

在這里，每一道工序都被拆解成可以量化的訓練任務：上午實操雕刻，下午集中修正問題，晚上回到監房后，還要完成約一小時的基礎素描訓練。民警每周固定檢查一次作業，不合格的必須重做。

倪力立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在監獄系統內部，常有“服刑兩頭難”的說法——入監初期最迷茫，對未來缺乏方向感；臨近釋放階段則容易焦慮，出現度日如年的狀態。藝術矯治往往正是在這兩個階段發揮緩沖作用。

類似的項目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共有14個，包括太極拳、烙鐵畫、江南絲竹、掐絲琺瑯、葉雕、竹編、蛋雕、木雕、非遺制扇、墻繪、銅絲畫等類型。

上海市寶山監獄則在2015年成立了紫砂壺制作培訓班。相關負責人介紹，2023年至2025年間，14名罪犯陸續通過考核，獲得了由“全國輕工業聯合會”頒發的“陶瓷燒成工”職業技術證書，其中4人獲得中級等級，為回歸社會就業打下了基礎。

在實踐中，藝術矯治如何選擇項目、如何匹配人員，是推進工作的關鍵難點。蔡曉領介紹，項目設置主要基于兩方面考量。一是穩定長刑期罪犯改造心態。繪畫、雕刻等精細化項目對專注度和耐心要求高，長期重復訓練有助于情緒控制與行為穩定。二是銜接就業技能。例如墻繪學習門檻較低、應用場景廣，有助于罪犯刑滿釋放后盡快實現就業過渡。

除主動報名外，民警也會篩選適合不同項目的罪犯。蔡曉領指出，監獄民警會綜合評估，包括背景情況、改造表現、刑期及罪名等因素。例如，年紀輕的、性格外向的適合表演類；暴力犯、重刑犯則鼓勵參與學習周期更長的雕刻類。在參與方式上，“老帶新”成為常態。多數罪犯零基礎入門，由少數有基礎人員帶動學習；不具備興趣或不適合項目者，不強制參與。

需要專業人才

監獄系統內部，也統計了部分項目的長期數據。上海青浦監獄數據顯示，該監獄開展玉雕項目30年以來，參與的罪犯重新犯罪率為0。

“如果數據證明，參加項目和不參加項目的人在重新犯罪率上沒有區分度，那么相關項目就需要重新評估存在意義。”楊國強直言，藝術矯治最終必須服務于預防和減少重新犯罪這一目標，如果能顯著降低再犯罪風險，則可以作為進一步推廣方向。

在蘇明月眼中，當前藝術矯治面臨的難題，并不是“是否應該存在”，而是“如何更專業”。

專業人才不足是一大難題。現實中，具備藝術專業背景的監獄民警比例仍然偏低，不少監獄更多依賴外聘專業人士維持項目運轉。

湖南省監獄管理局教育改造處負責人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外聘力量往往階段性介入，難以保證持續性、穩定性。相比之下，長期參與日常管理與改造工作的藝術類民警，在行為觀察、情緒跟蹤和個體引導上更具優勢。

更深層的問題，則指向社會協同不足。多名一線民警提到，社會機構參與類似項目的意愿有限，往往是監獄主動對接社會資源。這一方面源于風險顧慮，另一方面也與社會層面對罪犯的刻板印象有關，接納度低，甚至不愿購買他們制作的產品，認為是“晦氣”，由此也影響罪犯出獄后的就業問題。

“一言以蔽之，藝術矯治是一種更精細的治理方式，在安全底線之上，為人提供重新開始的可能。”蘇明月表示，藝術類民警首先是監獄人民警察，他們必須具備執法與監管能力。藝術，只是輔助他們開展教育改造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