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的日本女人，究竟能“瘋狂”到什么樣？說了別不信超乎想象

1937年9月，日軍進攻上海的戰斗正酣。大阪一位名叫井上千代子的21歲新娘，在新婚之夜用裁縫剪刀割開了自己的喉嚨。她在遺書里寫道：親愛的丈夫，我為國家獻出生命，請你安心去中國打仗。

第二天，她的丈夫捧著染血的遺書走進征兵站，全日本報紙都在頭版刊登了這個故事。昭和天皇的褒獎令追到她靈前，她被封為“昭和烈女”，照片貼滿了全國每一所學校和工廠的墻壁。

這只是冰山一角。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日本女性集體表現出來的那種狂熱，今天翻看史料仍然讓人后背發涼。

千代子自殺之后，日本軍方發現了一個巨大的動員富礦，用女人的血來刺激男人去戰斗。報紙反復宣傳“婦人之死”的崇高意義，電影院在正片之前加映千代子的短片。

全日本掀起了“仿效千代子”的風潮，數名年輕女子在征兵站門口服毒，遺書公開表示希望自己的死能換來更多的士兵。

日本政府順勢成立了“國防婦人會”，到戰爭結束時會員接近2000萬人，幾乎把全日本所有成年女性都卷了進去。她們在街頭發傳單、送慰問袋，甚至在工廠里把頭發剪下來捐給軍工廠生產引信。

這還只是明面上的。1943年之后，東京街頭出現了成排的“非國民舉報箱”，專門用來舉報對戰爭不夠熱心的人。誰家在黑市買了米，誰嘀咕了一句前線傷亡太大，誰晚上偷聽盟軍廣播，都會被鄰居的太太悄無聲息地投進舉報信。

家庭主婦成了舉報最積極的群體，整個列島被織進了一張全民告密網。

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部分日本女性自愿申請去前線當慰安婦。她們認為這是在為戰爭出力，國家需要維持軍人斗志。

這種申請被軍方默許并制度化，慰安所門前排隊的日本本地女子和從殖民地被強征來的女性隔著同一道簾子。前者覺得自己在為國獻身，后者因被欺辱在哭。

1945年，美軍逼近沖繩，日本本土防衛進入倒計時。政府頒布《義勇兵役法》，把全國十五歲到四十歲的女性全部編入“國民義勇戰斗隊”。

訓練課上，年輕姑娘們舉著竹槍反復練習刺殺稻草人，教官告訴她們：美國人高大，刺胸口不容易死，刺喉嚨。

海灘上還成立了“伏龍特攻隊”，女隊員身上綁滿炸藥，訓練科目就是潛入水中，等美軍登陸艇經過時拉動引信。

當年南京大屠殺爆發后，東京銀座和心齋橋的大街上，數萬女性身穿節日盛裝走上街頭，舉著紙燈籠和太陽旗，排成隊伍齊聲高呼萬歲。同樣的場面在上海淪陷、武漢陷落、香港陷落的夜晚反復上演。

她們不是在慶祝一場戰爭的結束，是在慶祝一座中國城市被踏平。那種發自內心的笑容，后來被定格在很多老照片里，成為整場戰爭最讓人發冷的一幀畫面。

1945年8月15日，天皇宣布投降。在宣布投降的前夜，多支義勇女子隊的隊長把隊員集中到操場，發給每人一顆手榴彈或一包氰化物，然后自己先做示范。她們不是軍人，沒有戰俘待遇，但她們以軍人的方式完成了最后的瘋狂。

一群被軍國主義洗了腦的日本女性，既是最狂熱的戰爭推動者，也是戰爭最徹底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