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張辰極《金山的成色》到李安的《老金山》：在國族敘事之外

在國族敘事之外

自2024年簡體中文版出版以來，華裔作家張辰極的首部長篇小說《金山的成色》引發部分讀者的關注。這部以19世紀美國西部淘金熱為背景的華裔移民小說，在2020年入圍布克獎名單，并被李安選中改編為電影《老金山》（計劃今年開機）。然而，縱觀目前主流評論，對該小說的解讀路徑難免顯得單向——對華人被主流歷史抹殺的揭露，對排華法案等制度暴力的控訴，對少數族裔身份政治的重申。這些分析當然有合理性：任何一個讀到暴風雨夜“胡狼”搶走金子的讀者，看著“胡狼們的力量不在于他們偷走的金子，也不在于他們有槍，而在這張紙上。這張紙讓他們一家向往的未來胎死腹中……那項法規剝奪了所有并非出生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擁有金子或土地的權利”等字句，都不免對那段充斥不公的歷史心生恥辱與憤恨。

但筆者始終不能忘卻那個震撼人心的片段：薩姆與其他采礦工人在金子上刻下母親的姓名、河流的名字、部落的標記，奮力將它們拋入大海，讓土地守護它們并保存他們存在的痕跡；在人類歷史難以企及的某天，這些金子會被沖到岸上，作為他們存在過的證明。于是，小說向我們呈顯了國族敘事外的另一個向度——世界主義與自然主義。張辰極自己也在采訪中說：“放眼全球歷史上的人類遷徙，人類試圖定義‘原住民’和‘移民’群體究竟意味著什么——真的好蠢。然而，只要人類依然渴望劃分出群體，這些標簽就永遠不會消失。我不確定文學能做到什么。或許，能給出一種全球通用、能暫時抹去這些界限的‘通行證’吧。”

張辰極

本文可視為對這一解讀路徑的探索：首先，我們從《金山的成色》的文本內容出發，揭示小說內在的世界主義傾向及其與自然的深層聯系；緊跟此點，我們必須回應小說中多次對“技術促逼自然”的警示；隨后，我們從小說中反復出現的詞匯“歷史”著手，以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中的“歷史性”觀照小說對身份探尋與歷史性追尋的書寫；最后，我們將視野投向李安的電影序列，對即將上映的《老金山》作出或許并不成熟的預測。

世界主義視野與自然的回歸

小說中反復出現這樣的追問：“家之所以是家，靠的是什么？”在移民文學的外表下，小說中露西一家四口卻展現了“華裔”這一標簽難以完全統攝的身份圖譜：父親雖然是華裔移民，但從小在土著的營地中長大，實際的身份認同更接近美國西部的原住民；母親始終懷抱著對故土的鄉愁，“（心中）裝滿了大洋的眼淚”，那個“想象中的中國”構成了她永遠無法抵達的精神錨點，她想象歸鄉時萬分興奮，就好像她的父親沒有逝世，自己沒有被許配給老漁民一樣；而露西和薩姆出生在西部的土地上，她們的生命經驗早已與丘陵、溪流、荒漠的肌理交織在一起，以至于最后的逃亡路上，露西對這片土地心生出“近乎于愛的悲傷”。小說中“三個世界”的說法鮮明地展示了這種區隔：“她（露西）開始看到，在爸追求的世界和媽想要的世界之間，另有一個地方。爸的世界是失落的世界，注定讓現在和未來都失去光彩。媽的世界則狹隘得只能容下一人。但有一個地方，一片幾乎是新的土地，也許露西和薩姆能一同前往。”

這種身份構成的復雜性意味著，任何單一維度的歸屬（血緣、語言、土地、記憶、想象）都無法為“家”提供確定的答案。也正因此，露西無論身處何處都感到孤獨。小說中第一次明確出現孤獨是在露西抵達甜水鎮兩年后，“那如鯁在喉的孤獨感，喝多少水都無法澆滅”。作為甜水鎮這一“文明”社會中的異質存在，露西在被邊緣化的處境中感到孤獨似乎不難理解。第二次是小說結尾，露西成為性工作者后，在服務一位中國人時，她錯誤地以為能從他身上獲得某種對故鄉的歸屬感，結果身上被打出不少淤青。“即使身在長得像她的那群人中，她仍可能是孤單的。”這不由得讓我們想象踏上歸鄉路的薩姆的結局。未被中華文化浸潤的她，承載著母親對故鄉的虛假想象的她，真能如露西所想，在陌生的土地上“盡情施展自己”嗎？筆者對此不抱太大希望。“那片土地再遼闊，也已無她的容身之地。”

這對姐妹的孤獨當然具有地緣政治意義上“流散”的意味，但不能忽視存在論意義上的“無家可歸”。由此，小說的重心不在于“華裔如何歸鄉”，而是“在任何文化都無處容身的個體如何尋根”，這是跨越民族的、屬于全人類的關乎存在的困境。

在人類社會的維度以外，張辰極在文本中還穿插植入了大量無法被國族敘事收編的自然元素。主要表現為以下兩種特質：

薩姆畫的路線圖

其一是地理空間的模糊化、詩意化。小說有意避免使用具體的地名和清晰的路線圖而以露西和薩姆穿越的地貌——鹽灘、丘陵、荒漠、河岸——來呈現她們的流浪軌跡。讀者無法把她們的旅程還原為歷史地圖上的線段，卻能在想象中看見那些被視覺記憶儲存的景觀——被碎石堵塞的溪流、枯到可以吸血的野草、櫟樹的綠葉間游走的金光、在雨季咆哮的河流。諸多自然意象，如野牛的骸骨、老虎的爪印以“神話性景觀”的身份被展示給讀者。在父親的故事中，是野牛的蹄子耕開了荒蕪的土地，踩出溝壑從而生成溪流，它們的翻滾形成山谷，用腳步丈量這個國家的每一寸土地，也見證了慘烈的印第安人大屠殺。它們是死亡與消逝的象征，承載著厚重的美洲印第安人文化。而本不可能在美國西部出現的老虎也被創造性地置入自然圖景中，與兩只老虎的兒歌相呼應，作為血脈中的一部分，時刻準備噴涌而出。

其二是時間的源始化。小說拒絕使用鐘表時間，而采用“狼之時”“蛇之時”“貓頭鷹之時”“蚯蚓打洞之時”等說法，把時間從均勻流逝的可測量的現在序列，還原為生命對自然節律的主觀體驗。此外，每一部開篇用“XX62”來標識年份，有意虛化時間（當然也是為了貼合露西的主視角）。

空間的模糊化與時間的源始化一方面使小說偏離了單向度歷史敘事，另一方面也重建了人與自然的有機關聯。最能說明此點的莫過于這句話：“大雨傾盆而下，一落到地面便激蕩起白色的薄霧，仿佛形成了一片結界，給雨中的世界包裹上參差不齊的胎膜。”我們都是自然的孩子，在生存活動中了解她、親近她。唯有在熟悉的土地上，我們才能感受到“云朵圍繞著自己旋轉”“伸手碰到遠方那藍色的山”的歸屬感；相比之下，準確的地名、方位、精確到毫秒的時間反倒顯得陌生。正如張辰極自己所說：“于我而言，相比對土地本身更深層次的聯結，人為的各種標簽反而有點含糊不清。”與其說是自然回歸了我們，不如說是我們回歸了自然。

被掏空的金山

對自然的回歸并不單是浪漫主義的懷舊，問題在于：為什么自然需要被回歸？是什么將它從我們的生存體驗中被驅逐出去，以至于它的重新在場居然成為了一個值得關注的事件？這些問題指向了小說中多次出現的對“技術促逼自然”的批判。

海德格爾在《技術的追問》中說：“什么是現代技術？它也是一種解蔽……在現代技術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種促逼，此種促逼向自然提出蠻橫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夠被開采和貯藏的能量。”一方面，現代技術強硬地剝奪了事物的自身規定，把自然界的萬物理解成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持存物。萊茵河不再是荷爾德林詩中“最高貴的河流”，而是被預置為水壓的提供者、電力的來源、旅游業的景觀資源，被“訂造”入隨時被征用的資源系統中。另一方面，技術還將（也許正在）改造人理解世界的方式。在科技時代，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事就是從一切事物中獲取“最大可能的使用”。于是我們用基因工程去改造自然，渴望創造我們想要的一切東西。也許在未來某天，我們根據自己的需求筑造一個人的有機存在，對一切都不必有敬畏之心，并甘愿讓自己淪為“人力資源”。于是，主體和客體都喪失了自身。更進一步，海德格爾認為不是現代技術的產生改變了人的思維方式，而是“集置與促逼”的詮釋方式預先規定了我們：“作為如此這般受促逼的東西，人處于集置的本質領域之中。人根本上不可能事后才接受一種與集置的關系。”于是，我們自己鎖閉了另一種可能性：“更原初地參與到無蔽領域之本質及其無蔽狀態那里，以便把所需要的與解蔽的歸屬狀態當做解蔽的本質來加以經驗。”

《演講與論文集》的第一篇就是《技術的追問》

這樣來看，我們就不難理解小說中露西、薩姆、父親流露出來的對掘金者的或多或少的恨意。誰有權宣稱自己擁有這片土地，又像一群野狗一樣把她撕得粉碎？誰有權吸干她的力量，盜取她的美麗？誰有權堵塞河道、濫伐林木，過度捕獵導致動物滅絕，開采礦區導致山土像墨水般流走？誰都沒有。掘金者們受“金山”之名許諾的財富誘惑而來，以為自己是征服金山的主體，但當他們雙手的指紋在礦渣的腐蝕下消失，皮膚因汞中毒而布滿藍色斑點時，自己也成為淘金系統中可替換的零件。

在批判之余，張辰極在小說中隱約暗示著一種前技術的、與自然循環共生的生命倫理，集中表現在“尸體”“骨頭”等意象上。父親的尸體成為蒼蠅們的食物“慷慨地喂養了數不清的生命”；母親在懷孕極度饑餓時吃下蚯蚓、卵石、古老的枝條等，享受“來自土地的、潮濕的秘密盛宴”，并在后來喝下加有骨粉的水，將“幾個世紀沉積的生命注入寶寶體內”；露西從母親烹飪蛇的尸體學到“埋葬只是另一種料理”的生命哲學。這種“汲取”的態度與“開采”形成對照，重新承認了自然的優先地位。盡管如此，被掏空的金山還能回來嗎？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于是薩姆與那些被迫采礦的工人們一起，把閃耀的金子擲入浩瀚的海洋里，“以自己的方式，給這片土地一場像樣的葬禮”。

歷史、身份與生存的演歷

在展開對“歷史”的分析之前，我們不妨先回顧小說中關于歷史的一段有趣的敘述：黃金不是在四八年首先被發現的，而是四二年。父親和朋友比利首先摸到了黃金，但他們讓它從指縫間溜走。七年后，成隊的車馬和成車的炸藥向西部奔來，帶來了不計其數的毀滅。作為歷史親歷者的父親卻被“歷史”排斥在外，作為“外來者”被剝奪了對這片土地的所有權。

上述敘述展現了父親代表的原住民的沉默的、口傳的、與土地節律交織的歷史與白人（在小說中以利老師為代表）的書寫的、官方的、以“文明”為標志的歷史敘事之間的張力。

事實上，小說多次諷刺白人“文明社會”的虛偽。利老師有意制造學生間的等級秩序（例如在露西表現優異時讓她坐第一排），間接地實現了對學生心理的控制（每個人都想在老師面前表現出無辜、聰明、值得憐愛的樣貌）。他教導露西要互幫互助，自己卻在暴風雨襲來時拒絕幫助礦工們，在會客室內咀嚼他們的痛苦。他想要寫一本歷史學的專著，介紹華裔的生存狀態，卻在露西表示自己將要離開這片土地、無法完成采訪時勃然大怒，并在最后將她們簡化成“粗鄙的、幾乎無法辨認的東西”。更進一步看，教華人勞工語言，又何嘗不是權力的運作呢？他決定了什么值得被說出、什么應當被排除在官方敘事之外。淘金熱變成“文明界限向西邊的延伸”，白人的到來是“歷史”對“自然”的進入。當利老師說出“書寫過去之人，亦書寫未來”的時候，讀過《一九八四》的讀者也許會心有戚戚：“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除利老師外，露西在甜水鎮的遭遇也值得分析。在那里，文明意味著“沒有危險、冒險、不確定性”，“在這個缺乏野性的地方，一只假老虎的傳聞都能成為大事件”。露西在甜水鎮結交的朋友安娜只想要一個被馴服的、沒有威脅的露西，就像她花園里的植物：所有帶刺的植物都已被修剪，它們的根部被牢牢地深埋地下。

與利老師的滔滔不絕相對的是父親生前的沉默。華人父母的早逝，被印第安營地收養，邂逅母親，200人的慘案，老虎抓傷腿部，濃煙使母親嘶啞等經歷，直到他死后在第三部才通過風的語言被呈現出來。一方面，原住民的歷史在白人敘事中無處言說。另一方面，父親的身份本身就是被歷史夾縫擠壓的產物——華人的血脈、印第安人的養育、美國西部的生存經驗——他無法被單數的歷史敘事收編，即使是對最親近的妻子也無法說出自己從未有過對“中國”的記憶的真相。

當然，在這兩種歷史之外還包括母親的“想象的歷史”。露西的困境正誕生于這三種歷史敘事的矛盾、沖突之中，而她代表的華裔新生代對歷史多重文本的選擇成為了構建身份認同的關鍵。盡管她一開始被“井井有條的文明”吸引，卻最終忍耐不住“內心深處的干渴”，選擇擁抱那個以“咆哮、血液、心跳”書寫的狂野的歷史：她要跟著薩姆逃往“故鄉”。

盡管這場逃亡最終以露西留下做性工作者幫薩姆還債、薩姆獨自歸鄉結束，但小說最后仍然為露西留下了找到自身身份認同的渺茫希望。當金礦主決定送露西一樣禮物，放她離開時，露西最終想到了她出生的那片丘陵。露西最后的思考主要有兩個要點：其一是“永遠不知道金山的成色，也算是一種恩賜”。“成色”的本意指的是金屬的純度、含有的純金或純銀的比例，小說的名稱“金山的成色”（How Much of These Hills is Gold）首先是關于財富計算的問題：這片土地能產出多少金子？值得我為之賣命嗎？不去追問，意味著不再被這個問題俘獲，因為“我們愈是以追問之態去思索技術之本質，藝術之本質便愈加神秘莫測”（海德格爾《技術的追問》）。于是，露西眼中的大地是“無數生命在此誕生又在此毀滅，皆因它的慷慨與可怕”的場域，是“在你心里刻下動物般的歸屬感”的家鄉。其二是“只要他們還在行走，只要陸地還在展開，只要他們還在探索，他們就永遠是探索者，并且永遠不會真正迷失”。整部小說中露西和薩姆始終被“迷失”的焦慮籠罩——迷失在混雜的歷史敘事中，迷失在甜水鎮的排斥中，迷失在對“家”的追問中，迷失在身份的分裂中。如果以“抵達”為尺度，她們的流浪確乎是一種迷失。但當我們不再需要一個必須抵達的終點，當“行走”本身被理解成此在的本真存在的方式，便無所謂迷失與否。這與“動物般的歸屬感”“任何話語與法律都無法理解”相呼應：動物的歸屬不是對領地的占有，而是在領地中的活動本身——行走、捕獵、棲息、繁衍。這又讓我們聯想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關于歷史性的論述：“所以，從此在的源始性的時間性著眼，歷史的重心既不在過去之事中，也不在今天和過去的聯系中，而是在生存的本真演歷中。本真的演歷源自此在的將來。歷史深深扎根在將來中。”

由此，張辰極為華裔新生代的身份認同提供了不同于“融入”或“回歸”的路徑，既不在利老師的歷史中尋求承認，也不在母親的想象故土中尋找慰藉，而是通過行動向未來的可能性敞開。就像她自己說的：“外界噪音太多了。沒有哪本指導手冊能指導你如何應對復雜的身份認同。面對各種外部壓力時，最關鍵的莫過于堅守自我的真實。”

值得一提的是，在談到現代人的身份焦慮時，張辰極曾說：“當代人的身份焦慮在加劇，來自各方各面——國家、社交媒體、同齡人、市場營銷，還有對各種身份應該如何細分定義所帶來的焦慮。我對此早有困惑：我們是不是為所謂的社會身份耗費了太多文字和腦力？也許，我們過于沉迷于用詞匯去細分，反而忽略了生活的體感。糾結到某種程度，文字就退化成了一種文字垃圾。或許正因為如此，我最近讀了很多歷史書。人類總是如此執迷于自己的身份嗎？人們真的有大把時間去琢磨這個問題嗎？”正如她在小說中給出的答案：人不是先有一個固定的本質，然后去生活；而是在生存的演歷中把此在的曾在作為必須被“重演”的可能性，納入對未來的籌劃中。“如果她是水，就讓她成為水吧。讓她蕩漾。”

李安走向何處

和小說中的露西與薩姆一樣，李安自己也是“離散族裔”中的一員，他的身份認同同時被多種話語與文化所建構：“指導英文影片后再回去拍《臥虎藏龍》，我發現我的思維很大程度上變得西方化、全球化了。所以我必須想辦法回歸中國文化——我最早接觸的文化。”（卡拉·雷·富勒《李安訪談錄》）

就像薩義德在《知識分子的流亡：放逐者與邊緣人》中說的那樣，“作為流亡者的知識分子……學會用‘雙重視角’看世界。換句話說，‘一種觀念總是對照著另一種觀念或經歷，令它們常以全新的和不可逆料的方式同時出現’”，李安游走在中西方之間，獲得了超越民族邊界的視角。其電影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1992至1994年“家庭三部曲”時期，聚焦于儒家文化式微的大背景下，家庭倫理關系的崩潰與重建；第二是1995到2009年“文化翻譯”階段，李安將中西文化互釋，并在碰壁與修正中抵達了《色·戒》的對歷史性的消解，從而跨越了國族敘事；第三是2012年至今，李安走向了世界主義，關注極端困境下的人性以及非本真狀態下的個體對此在的感知與反思。（參考王圣《從文化沖突、文化翻譯到世界主義——論李安電影的文化邏輯》）

基于對李安電影的理解和對《金山的成色》的分析，筆者大膽地對《老金山》作出以下預測：

第一，《老金山》仍然會走向世界主義，而不會回到文化翻譯階段。筆者已在上文多次論述此觀點，不再贅述。

第二，《老金山》中會出現閃回、幻象、蒙太奇等片段，以突出敘事的不可靠性。一方面，小說中有大量的素材供李安改編：時間的虛化、由“金”“風”“骨”“血”“鹽”等意象串聯敘事、第三部中父親的鬼魂在風中敘述、200人慘案前后父親看到老虎橙色的身影并被抓傷等等。另一方面，自《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起（也許更早，從《色·戒》開始），李安便在敘述詭計上不斷探索。《少年派》中的四種故事——電影的情節、結尾處派的講述、作家的推測、沉船報告上的真相——迫使觀眾作出選擇。《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中大量出現戰場的閃回片段，以及結尾處“蘑菇”以幻象的形式出現。非線性的敘事模糊了物理上的時間，而人物的心理時間由過去的回憶、當下的體驗、未來的投射共同構成，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是存在本身展開了時間。

《比利·林恩》結尾的幻象

第三，《老金山》將會回應《色·戒》對歷史性的消解，由生存演歷重建歷史性。

張愛玲的原著《色·戒》“致力于拯救被男性主導的宏大敘事犧牲的女性經驗”，而李安也非常清楚在革命背后女性的犧牲，他在采訪中說：“他們（歷史學家）會向你講述那場光榮的戰爭（抗日戰爭），但他們不會告訴你殺人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他們會告訴你女間諜們勾引男人并殺了他們，但他們不會告訴你性。”故事中王佳芝父親拋棄女兒，鄺裕民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逼著女性犧牲貞潔與生命，長官老吳鼓勵學生冒巨大風險開展幼稚的刺殺行動，從不同側面展示了“父親”形象的冷血、虛偽、自私、殘暴，同時也諷刺了與父權共謀的民族主義宏大敘事。

筆者推測，隨著宏大敘事崩塌而來的也許是《金山的成色》中由生存演歷這一方式生成的模糊、帶有濃烈主觀色彩的“歷史”，正如第二點中提到的不可靠的敘事一樣。或許讀者會用《比利·林恩》和《雙子殺手》對技術的推崇反駁筆者的這一觀點。的確，李安曾說：“我們可能還沒辦法準確定義什么是前沿電影技術，但如果大家公認電影是造夢的機器，那么我們下一階段，就是用更清晰的方法做夢。”《少年派》使用數字和3D技術，《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是世界首部以每秒120幀拍攝的電影，而《雙子殺手》在上映時宣傳“120幀、4K、3D、數字人物”。然而，也許恰恰是對技術革新的強調導致了對劇本打磨的忽視，鑒于《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和《雙子殺手》票房都失利的事實，筆者推測李安下一部電影的重心應該會回到敘事本身。

第四，《老金山》會以更加直率的方式面對“死亡”及其衍生出的關乎存在意義的命題。

李安曾在自傳《十年一覺電影夢》里談道：“久而久之，在我的電影里，結尾都以悲劇收場、以死亡終結，似乎要追求到某種美感才能結束，《色·戒》也是一樣，走向死亡，成了我電影中主角的宿命，包括活著的人（易先生、俞秀蓮、羅小虎等）也要去體會逝者（王佳芝、李慕白、玉嬌龍等）的滋味。我是不是在追求一種絕對值，也在滿足一種求死欲望？對我來說，創作欲好像不是求生，而是求死，是自我解構的一個演化過程。”

其電影中的角色的確如他所說，人物的選擇與轉變和死亡密切關聯。《臥虎藏龍》中李慕白死前放下大俠身份，直率地表白心跡；《綠巨人浩克》中浩克以剔骨還父的方式接納了真實自我；《斷背山》中恩尼斯在杰克逝世后正視這段感情，向承載著二人情誼的襯衫發誓；《色·戒》中王佳芝與易先生在死亡的邊緣試探，并以一曲《天涯歌女》超越了家國大義；《少年派》中派多次與死亡擦肩而過，《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中比利在反思“蘑菇”之死的過程中意識到自身存在的意義在于戰場。

一方面，死亡的時間節點總體上呈現“不斷前移”的趨勢，《臥虎藏龍》《浩克》《斷背山》《色·戒》中的死亡靠后，《少年派》《比利·林恩》中的死亡威脅靠前；另一方面，死亡多次充當人物擺脫社會身份束縛找到本真存在的契機。

而小說中三次關鍵的情節轉折點都與死亡緊密聯系：父親在開篇已死，開啟了露西和薩姆的流浪；200人被火燒死的慘案改變了母親，并讓父親永遠無法說出“自己并非出生在中國”的真相；弟弟的死亡讓母親對生活徹底絕望，決定帶著僅存的金子逃離家庭。但對自身存在意義的感悟并不通過直視他人的死亡直接獲得，只有當露西直面金礦主對薩姆的死亡威脅，意識到自己有可能看見一個“沒有薩姆的世界”時，她才能做出本真決斷，讓渡歸鄉的機會，理解“家”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