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陳伯達是怎么樣一個人？

說起來，陳伯達這人挺有意思。他是我黨當年最好的理論家，一度排到第四號人物。

可您知道他底下人怎么叫他嗎？他不讓叫“部長”，也不讓叫“首長”，得叫“教員”。

這話擱現在聽，覺得挺謙虛。

可底下人伺候他好幾年，最后發現，這位“教員”除了教他們怎么更周到地服務自己，好像也沒教別的。

1950年代，李景如被領導派去陳伯達家當公務員。

頭一回見面，他恭恭敬敬喊了聲“陳部長”。

陳伯達擺擺手說：“我這里不興叫首長，你以后叫我陳教員。”

李景如愣了好半天才改過口來。

一個開國元勛，不圖官稱，愿意讓人叫“教員”，這姿態在當時挺稀罕。

可接觸久了，李景如慢慢品出味兒來——這位“教員”教他的，不是怎么提高思想覺悟，是怎么打飯、怎么送衣服、怎么貼膏藥。

陳伯達吃的是“特灶”，跟家里人分開吃。

每天李景如要走半里路去食堂打飯，冬天還要給飯盒套上棉套子保溫。

他手里攥著一張特別通行證，每月換一次，過時不候。

中午晚上三菜一湯，算是節儉。

早上一個饅頭、一碟青菜、一塊豆腐、兩個雞蛋。他愛吃海鮮，魚蝦螃蟹都喜歡，還愛清燉母雞、肉絲炒米粉。

但不吃黃鱔，不吃辛辣，不吃大蒜，不吃甲魚。

有一回李景如打了清蒸甲魚，陳伯達一看，臉拉下來：“王八魚，退掉！”李景如趕緊端著飯盒又跑了一趟食堂。

陳伯達最怕感冒。秋冬天戴干部帽或鴨舌帽，夏天戴網眼帽。

不洗頭，頭發癢了就用篦子篦，去頭屑。

在家睡覺也得戴著帽子，起初是頂破棉帽，后來老伴給弄了頂正經睡帽。

您看那些年新聞照片，陳伯達永遠戴著帽子，原因就在這兒。

有一回天氣轉涼，他急著出門，翻不到那件常穿的薄毛衣，看看手表，時間來不及了，抬腳就走。李景如后來找到毛衣，估摸他八成是去毛主席那里，趕緊騎上自行車追到勤政殿。

他把毛衣交給門口的工作人員，叮囑送進去。

第二天陳伯達把他叫來，劈頭蓋臉一句：“以后不要往那里送衣服！”李景如這才明白，在偉人面前，陳伯達寧可哆嗦，也不愿讓任何人覺得他嬌氣。

李景如后來學會了開車，成了陳伯達的臨時司機。

每次去毛主席那兒，他說“勤政殿”；去周總理那兒，說“西花廳”。

陳伯達規定過，只要是毛主席來電話，不管幾點，哪怕他正睡著，也必須馬上叫醒。

一聽說主席找，他風風火火就往外走。

可對自個兒底下人，他很少問“吃了沒有”“冷不冷”。

他覺得給黨工作就是光榮，照顧好他就是為人民服務。

這話聽著沒錯，可日子長了，李景如心里頭總缺點什么。

陳伯達在穿著上不講究。平常就穿藍色或灰色中山裝，腳蹬布鞋。布鞋都是李景如給買的。

只有“五一”“十一”上天安門，或者見外賓，才穿那身有料子的衣服，配上唯一的一雙黑皮鞋。

穿之前他會吩咐李景如：“把皮鞋擦亮點。”

李景如勸他再買一雙換著穿，他知道陳伯達常有稿費，經濟不緊張，可陳伯達搖搖頭：“一雙夠了。”他不抽煙，只喝一點點葡萄酒。

客人來了若抽煙，等客人一走，他立刻開窗通風，一點煙味都聞不得。

他腰不好，常讓李景如去買狗皮膏藥，貼腰上也貼膝蓋上。

平時的愛好就是練毛筆字，寫完了就撕，不給人題字，怕惹麻煩。

最愛的還是看書，或坐或躺，看到高興處搖頭晃腦，兩腿直抖，嘴里念著福建腔。

李景如聽著，像在唱歌謠。

他怕吵，特意讓人裝了一扇厚窗戶。

他的書桌和床挨著，桌上攤的稿紙，誰都不許碰。

他很喜歡逛舊書店，淘古書。每次去都坐車到附近，然后自己走過去，不讓任何人跟著。

司機和警衛遠遠等著，他就一個人鉆進書堆里，一待半天。

冬天，他常跟毛主席去杭州，待到來年開春才回北京。

那段日子，李景如覺得最輕松，可也最提心吊膽。

輕松的是不用面對他那張嚴肅的臉，提心吊膽的是怕照顧不周。

陳伯達很少過問工作人員的生活，他的要求很具體：飯怎么打，衣服怎么送，哪個地方不能跟著。李景如后來回想，覺著那不是什么“陳教員”，更像一位精密的機器操作員，按部就班，一絲不茍，唯獨不跟操作機器的人多說一句閑話。

1980年審判時，陳伯達坐在被告席上，頭發花白，帽子還在。

旁聽席上有人認出了他，小聲說：“那不是陳伯達嗎？”他低著頭，聽法官念完判決書。

17年。他沒有太多表情，像當年看書看到乏味處，平靜地合上。

李景如后來早就調走了。

他聽說老“教員”被判刑，沉默了很久。他說不清自己心里是啥滋味。

陳伯達一輩子靠筆桿子發跡。

文采斐然，思想敏銳，可他的溫情只存于紙面，不落到人間。

對毛主席，他隨叫隨到；對底下人，他公式化到近乎冷漠。

他忘了，那個大雪天騎著自行車給他送毛衣的年輕人，也是人民的一分子。

為人民服務，不光是讓你服務，還得看見服務你的人。

帽子戴了一輩子，防住了感冒，卻沒防住人心里的那堵墻。

晚年他想起這事嗎？也許想了，也許沒來得及想。

歷史翻篇了，留下一些毛毛雨般的細節，打在后來人臉上，涼颼颼的。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