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威脅退出北約，盟友增軍費討好全沒用，這回真得靠自己了

北約還能保住嗎？自從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一再貶低這個聯盟，隨后又威脅要徹底退出以來，越來越多人這樣問我。

我的回答是：能。但不會是過去77年里人們熟悉的那個北約。要扛住來自美國的猛烈抨擊，一個截然不同的聯盟必須盡快出現。

特朗普對北約抱有敵意，并不讓人意外。幾十年來，他一直貶低美國的安全同盟。早在1990年那次廣為人知的《花花公子》雜志采訪中，他就要求盟友為美國提供的安全保護付費。作為房地產大亨，特朗普一直認為，擁有盟友帶來的負擔大于收益；當上總統后，他的看法也沒有改變。

2017年，他入主白宮時就宣稱北約“已經過時”。最近，他又把北約說成“紙老虎”“沒用的東西”。如今，北約盟友拒絕加入他對伊朗的攻擊，甚至有些國家不允許美軍使用本國領空和基地，特朗普的表態也進一步升級。

在特朗普看來，伊朗戰爭是對北約的一次考驗，而北約沒有通過。“我們會記住的。”他說，并堅稱“我們會去救他們，但他們永遠不會來救我們”。本月早些時候，當被問及是否會考慮退出北約時，他表示，這件事“已經不是重新考慮的問題了”。

不過，許多評論人士認為，沒有國會授權，特朗普無法兌現這一威脅。的確，2023年通過的一項法律——由時任參議員、現任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等人共同推動——禁止總統在未經參議院三分之二多數同意，或未經國會立法批準的情況下退出北約。而這兩種情況都不太可能發生。

但這項法律本身是否合憲，其實存疑。美國總統過去就曾退出條約，包括喬治·沃克·布什在2002年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以及特朗普本人在2019年退出《中程導彈條約》。如果特朗普真的退出北約，而國會因此起訴總統，最高法院也極不可能在總統行使行政權的問題上作出對他不利的裁決。

首先，他一系列負面表態——包括錯誤指責北約盟友永遠不會在美國遭襲時出手相助，盡管“9·11”之后所有盟友都曾付出巨大代價和犧牲支持美國——已經讓外界對他是否履行集體防務承諾產生懷疑。

此外，他還可以下令削減部署在歐洲的美軍兵力和能力，讓美軍退出北約指揮體系——包括最高軍事職位。自1950年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將軍首次擔任這一職務以來，這個位置一直由美國軍官出任。他還可以拒絕參與北約內部磋商。這樣一來，凡是需要盟友一致同意的決定，實際上都會陷入停擺。

至于《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它規定，對任何一個成員國的武裝攻擊都應被視為“對全體成員國的攻擊”。但同一條款也明確寫道，每個盟友可以“采取其認為必要的行動”。照字面理解，哪怕只是送去頭盔或夜視儀，也算符合這一定義。

換句話說，削弱北約，或者至少削弱美國對集體防務的承諾，辦法有很多。這就是擺在美國盟友面前的現實。

他們一直試圖讓特朗普明白，北約為何重要——不僅對歐洲重要，對美國同樣重要。他們試過恭維，試過增加軍費，試過頻繁通話和訪問……但都沒有奏效。

這意味著，盟友現在面前其實只有幾種明確選擇。第一種，是熬過特朗普任期，寄望下一任美國總統重新確認美國對北約的領導地位和承諾。特朗普第一個任期時，這種做法曾經奏效；但這次是否還行，已經很難說。某些更根本的東西已經被打破了，其中就包括歐洲對美國的信任。

第二種選擇，是走向自力更生，在北約之外建立一套真正屬于歐洲自己的防務和威懾體系，以確保在戰略上擺脫對美國的依賴。但這是一條走不通的路。無論是現有的還是新建的純歐洲架構，都不具備組織集體防務所需的作戰、后勤和制度經驗。

這樣一來，剩下的就只有第三種選擇：繼續依靠北約——這個自1950年以來一直主導歐洲集體防務的聯盟——但正如我前面所說，必須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北約。

過去75年里逐步形成的這個聯盟，不只是由美國主導，更是以美國為中心。美國提供的軍事、情報和外交支持，就像支撐整個聯盟站立和運轉的骨架。

要把這個美國核心替換掉，當然不容易，但也并非不可能。

歐洲和加拿大擁有足夠的整體資源、軍事經驗、生產能力、技術基礎，以及越來越強的政治決心，足以取代美國，成為聯盟體系新的核心。

北約國家已經承諾把國防開支提高到接近冷戰時期的水平。它們正通過不同形式的征兵來擴大兵力，也在以過去40年未見的速度提升國防生產。雖然它們在創新和技術上仍落后于美國，但正在追趕，尤其是通過與烏克蘭企業開展合作研發。烏克蘭企業在全球防務創新和生產方面，已經走在前列。

這些國家也在推進一些不隸屬于北約、但能與北約形成互補的合作項目。比如由英國主導的“聯合遠征軍”；再如歐盟出資的“歐洲安全行動”計劃，鼓勵聯合采購歐洲制造的裝備；還有法國決定與歐洲盟友展開雙邊討論，探討將本國核威懾延伸至歐洲盟友。

北約盟友現在最需要的是時間，把決心和資源真正轉化為軍事能力。問題在于，這樣的時間要按年計算——可能需要5年甚至更久，而不是幾個月。更何況，這場成功轉型能推進多快，還取決于美國愿意配合到什么程度。美國越配合，變化就越快；反之亦然。

盡管如此，一個更加歐洲化的北約早就該出現了。遺憾的是，推動這場轉型的，偏偏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反北約總統。但從長遠看，這對歐洲和北約都會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