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萬星標！張雪峰.skill爆火，AI壓縮人類經驗成文件

去世的張雪峰，被“復活”了。

4月，在全球最大的代碼托管平臺GitHub上，出現了一個名為“張雪峰.skill”的開源項目。此后，越來越多的“張雪峰.skill”出現了。

調用張雪峰.skill，提問“我孩子今年高考，560分，河南的，想學金融，你怎么看”，屏幕上很快跳出一段回復：“停停停，你先別急著說金融。我問你幾個問題。家里是做金融的嗎？爸媽在銀行、證券公司、基金公司？”語氣、節奏，甚至那種先打斷再分析的咨詢套路，都和張雪峰生前的風格高度相似。

把自己做成skill

花叔是最早把張雪峰蒸餾成skill的開發者。

他今年37歲，是一名科技博主，也是獨立開發者。“同事.skill”項目在GitHub上線之后，花叔一直在思考：既然人可以被蒸餾，那為什么不去蒸餾一些更偉大的人？

于是，三個小時后，“女媧.skill”誕生了，這個項目可以蒸餾任何公眾人物。花叔從張雪峰生前的5本著作、十余篇深度采訪和30多條一手語錄中，提煉出他的咨詢風格、決策邏輯和表達習慣，打包成一個可以隨時調用的skill。

除此之外，他還蒸餾了喬布斯、馬斯克、芒格等13個公眾人物。花叔告訴南風窗，他選擇蒸餾他們是因為“好奇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認知框架是什么樣的。”與普通人相比，花叔認為，了解他們的思維框架“更有價值”。“通過這些skill，我可以問喬布斯普通人應該如何在AI時代賺錢，或者如何看待AI時代科技產品的競爭，它能給我一些符合我預期的‘喬布斯式’的回答，達到與前人對話的效果，給我一些建議或者靈感。”花叔告訴南風窗。

除了蒸餾別人，花叔還非常熱衷于蒸餾自己。

和花叔差不多，大學生楊維也把自己“蒸餾了”。楊維今年22歲，在南京大學計算機學院讀書，今年春天，他進入一家量化公司實習，日常工作是搭建AI agent，以及跟各種各樣的skill打交道。

用楊維的話來說，skill更像一份說明書：“對于人來講，人都有一定的技能。比如一個收銀員的技能是熟練地把用戶的商品掃碼、登記、算價、收錢，這一整套流程就是一個skill。對大語言模型來講也是一樣的。”當這套經驗被AI提取、封裝之后，它就變成了一個不依賴個人存在也能運轉的模塊。

被“蒸餾”的打工人

這個原本只在技術圈被人熟知的AI專用術語，在近段時間引發了廣泛討論。有人發現，skills不僅可以描述一項工作流程，還可以描述一個人。

“同事.skill”項目上線五天，就在GitHub收獲了超過6600顆星。截至4月初，星標數已逼近7萬。作為參照，登頂星標榜首的OpenClaw，星標數為25萬。

“同事.skill”的風頭還沒過，“老板.skill”又上線了。

“老板.skill”的工作模式與“同事.skill”類似，但不同的是，“老板.skill”的開發初衷不是裁掉老板，而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老板。開發者在主頁這樣介紹skill：“用老板的標準評判項目、方案和執行，復現老板開會、評審、追進度時的風格，教你如何向上匯報、如何提方案、如何要資源、如何報壞消息。”

過去，人們談論AI焦慮，更多是在討論某些機械化的崗位會不會被替代。但“同事.skill”的出現把這件事往前推了一步。它不僅能夠完成流程化的工作任務，甚至能模仿具體的人的邏輯、語氣、判斷方式和思維模式。跟大模型相比，這種以某個人為原型的skill更接近數字分身。

楊維坦言，他和同事們私下其實討論過“同事.skill”引發的就業焦慮。每次在GitHub上看到有人又被蒸餾成了skill，大家的反應通常是笑一笑，然后劃走。“我覺得這些skill的娛樂屬性更強，畢竟在工作當中，我們不會真的把同事蒸餾然后用skill代替他，畢竟skill不能代替人做決策，也不能處理突發事件。”他說。在職場中，更常見的做法是，他們會把各自工作中常用的流程整理成skill，彼此共享，以此提高工作效率。

“至少現在明面上沒有人焦慮，”他想了想，補充道：“但我覺得大家私下里肯定都會想，明天自己的工作會不會就被AI給替代掉了。”

skill的權力屬于誰？

對于蒸餾本身引發的“AI可能會替代人”的趨勢，花叔既不樂觀也不悲觀：“我只是覺得我看到的就是這樣一個事實。AI能大規模地去輔助工作，提高效率減少企業對人力的需求，這個事情一直在持續地、穩定地發生。”

楊維提到，如果公司要蒸餾他，他的態度取決于條件。“如果賠償金給的足夠多的話，那我說不定也會心動。這樣能把我的工作經驗傳遞出去，讓新人更容易上手，我覺得還是蠻光榮的。”

兩位科技開發者對于AI蒸餾自己，抱持的是與公眾輿論相反的態度，但大多數人關心的實際問題在于，蒸餾背后還存在諸多法律的問題，比如：如何確定工作資產和個人信息的邊界？當事人知情同意的形式如何？是口頭承諾還是書面協議，這些問題都是公司需要考慮的。

北京市盈科（廣州）律師事務所律師、專利代理師楊小蓮表示，“蒸餾同事”這件事在法律上涉及的層面遠比大多數人想象的復雜，涉及個人信息保護、人格權、知識產權、勞動法和數據合規等多個方面。

“就算是在釘釘或者飛書的聊天里，你跟同事、跟客戶聊著聊著，多少會講到自己的孩子、家庭，或者一些個人隱私的東西。你不能說這里面所有的信息都是公司信息，不涉及個人信息。”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四條，個人信息是“以電子形式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與已識別的或者可識別的自然人有關的各種信息”。而對這些信息的收集、存儲、使用、加工，都屬于個人信息的處理。楊小蓮指出，蒸餾同事的整個流程，包括抓取聊天記錄、分析表達風格、提煉決策邏輯等，本質上就是一次個人信息的處理，必須遵循合法、正當、必要和誠信原則。

換句話說，公司不能因為數據存儲在自家的服務器上，就默認擁有了隨意使用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中明確規定，處理個人信息應當取得個人同意，且同意必須是“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確做出的”。

在處理敏感個人信息時，還應當取得書面同意。這一點，楊小蓮也作了說明：“在職場當中，當事人的同意是有期限、有范圍、有邊界的。我更建議大家以書面形式簽署協議，口頭同意的話，三年后、五年后誰知道你同意過沒有？到訴訟階段，這個很難取證。”

此外，如果處理目的、方式或信息種類發生了變更，應當重新取得同意，個人有權隨時撤回同意，且撤回后處理者不得以此為由拒絕提供產品或服務。

除了個人信息保護之外，“蒸餾同事”還觸及了一個更讓打工人在意的問題：一個人離職了，但他的skill還在替公司干活，這算不算某種形式的勞動關系延續？

楊小蓮的回答很明確：不算。現行的勞動合同法調整的是自然人與用人單位之間的關系，必須以人身依附關系為前提。她直言：“人都不在公司了，甚至已經換了五家、十家公司了，怎么可能還跟原來的公司存在勞動關系？這種做法不可能構成法律上的人身依附關系。”

這意味著，即便一個skill在員工離職后持續為公司創造價值，在現行法律框架下，離職員工也很難據此要求公司支付報酬。除非雙方在離職時有過明確的書面約定，比如約定公司可以繼續使用其數據資產，并支付相應的費用。

楊小蓮也指出了一個灰色地帶，如果公司用一個蒸餾出來的數字分身去對接客戶，讓客戶以為這個員工還在職，那就可能構成虛假宣傳或不正當競爭。她還提到，如果skill更進一步，不僅復刻一個人的工作流程和說話風格，還使用了他的頭像、名字、聲音，那就觸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四編所保護的人格權。

這也直接回應了張雪峰.skill引發的爭議。根據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四條，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譽、隱私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張雪峰的家屬如果要去起訴，是有法律依據的。用了他的頭像、肖像就涉及肖像權，用了他的聲音就涉及聲紋保護，大段直接引用他的著作內容就可能構成著作權侵權。但目前的skill大部分都是模仿他的語言風格，因為著作權法確實不保護思想、風格、方法，只保護具體的表達形式，因此模仿語言風格本身不能直接判定為侵權。”

楊小蓮坦言，目前中國的法律框架里還沒有對于“蒸餾”或“skill”的明確定義，所有的判斷都只能基于現有的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知識產權相關法規。

蒸餾情感，母親“永生”

在花叔看來，“在AI出現之前，大多數人也沒有那么獨特，沒那么有個性。”他接著向南風窗解釋：“也許我們做的所有東西其實AI都能做到，但是那又怎么樣呢？我做那個東西，我能在那個過程中獲得我該有的、想要的體驗。其實我們就是去獲得一些行動和體驗而已。”

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相比效率、結果，過程和感受可能更重要。而這是AI很難直接體驗的。這是最終服務于人、而非將人作為工具的思路。

花叔很清楚，蒸餾能留住的，永遠只是某個時間點的切片，它留不住一個人正在進行的變化。“AI最無法代替人類的地方恰恰就在于變化，畢竟以后會變成什么樣，連我自己都不確定。”

或許，就像花叔說的，人的價值從來不在于功能性，也不在于產出的獨特性，而在于過程本身。一個人寫代碼的方式可以被提煉成skill，但他寫代碼時的困惑、試錯、頓悟和沮喪，那些無法被壓縮成參數的情緒、情感，構成了他作為人的真實體驗。

如今，程軒在嘗試用AI把去世的母親蒸餾成skill，作為他與母親情感及相處體驗的延續。

程軒是美國一家銀行的程序員。上個月，他的母親去世了。

程軒的母親是因為癌癥去世的，確診已有七八年，后來又中風，最終沒能撐過去。從確診到離世，時間拉得足夠長，長到一家人早就把很多事情看開了。但程軒還沒有走出來，他最近在嘗試一件事，把母親用數字化的形式實現人的“賽博永生”。

這并不新鮮。2024年初，音樂人包小柏將女兒包容的聲紋上傳到大模型當中，在妻子生日那天，AI版的女兒為她唱了一首生日歌。把親人以數字化的形式留下來，初衷往往是思念和陪伴。在電影《流浪地球2》中，劉德華飾演的圖恒宇將女兒丫丫的意識上傳進量子計算機，讓她在數字世界繼續成長。

不過，程軒的初衷并不是做一個能陪他聊天的數字母親。他很明確地說：“我不需要陪伴。我已經成年，也有了自己的家庭，父母的陪伴對我來說并不是最重要的。只是每當我面臨一些大的選擇，總會忍不住想，如果母親還在，她會怎么做？”

他將人生比喻為無數個0與1的選擇題，形容母親是他做出最優解的后盾。“三年級母親開始教我記賬，讓我養成了節儉、愛記賬、懂得開源節流的習慣。大三時，母親鼓勵我參加交換項目，這也是我現在能在國外生活的原因。這些都是她對我影響比較大的幾個決定。”

母親得癌癥之后，曾在他生日時寫過兩封上萬字的長信，里面有對往事的回憶、對他的囑咐，也有一些她大概知道自己時日不多而提前想說的話。這些信他一直留著。

“大語言模型能模擬任何人的語言風格，但我只需要那個最接近我母親的版本。”程軒解釋道。他計劃將過去的聊天記錄、兩封萬字長信，以及母親生前的線上數據全部喂給模型，希望“她的想法、她的精神，能夠用這種方式留下來。”

對于已為人父、步入中年的程軒來說，這更像是一種思想的傳承。他希望當未來自己面臨重大危機或選擇時，能調用這個Skill，看看那位曾教他記賬、鼓勵他看世界的母親，會給出怎樣的建議。

這是蒸餾技術溫情的一面。但同樣一套技術邏輯，進入職場之后就換了一個面貌。

程軒提到，跟蒸餾母親不同，蒸餾同事的本質是留住一個人的產出和效率，榨取他勞動的最后一點剩余價值，放大了人的工具屬性，而不是他作為人的部分。

在程軒看來，蒸餾母親最好能留住她的全部，包括過度的擔心、不合時宜的嘮叨。但在職場里，蒸餾的目的就是為了去除冗余、提取效率，把一個人壓縮成最精簡的功能版本。那些猶豫、情緒、偶爾的走神和偶爾的靈光一閃，全部被當作雜質過濾掉了。

前者想留住的是雜質，后者想去掉的也是雜質。而這些雜質，恰恰是人和AI最大的區別。

人之所以為人，也許恰恰在于無法被完整壓縮和復現的細節：關系中的溫度、判斷中的偏差、決策時的猶豫、情緒的起伏、對意義本身的追問，以及花叔所說的，在行動中獲得的體驗和體感。它們不可量化，沒有標準，往往也不產生直接的效率提升，但卻直接定義了人為何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