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一曼犧牲前有多痛苦？日本兵回憶：她的嘶吼像是從地獄傳來的

1935年深冬，黑龍江的雪下得正緊。珠河左撇子溝的密林里，槍聲驚飛了最后一群烏鴉。趙一曼拖著受傷的左腿在雪地里爬行，子彈打碎了她的骨頭，鮮血在雪地上畫出斷斷續續的痕跡。她以為自己會死在戰場上，可命運卻給了她更殘酷的安排——被俘。

日軍特務大野泰治第一次見到趙一曼時，她左腿的傷口已經潰爛發黑。那個后來在戰犯管理所寫下供詞的男人回憶說，他用馬鞭的鐵頭戳進她的傷口，用力攪動。趙一曼疼得渾身發抖，冷汗浸透了棉衣，可嘴里吐出的只有一句話：“我的信念就是反滿抗日。”

哈爾濱的憲兵隊審訊室里，燈是晝夜不滅的。

偽滿警務廳的檔案只有寥寥數語：“晝夜拷問，不許眠，刑訊數次，屢昏屢醒。”可這十二個字背后，是常人無法想象的折磨。皮鞭抽打只是開始，棍棒、辣椒水、燒紅的烙鐵——趙一曼的身上幾乎沒有一塊完整的皮膚。

最殘忍的是竹簽釘進指甲縫。行刑的日本兵后來對人說，他見過很多硬漢，可在竹簽釘進去的那一刻都會慘叫。趙一曼也慘叫，可慘叫之后她開始唱歌，唱的是抗聯的戰歌。她的手指腫得像蘿卜，指甲全黑了，可眼神還是亮的。

日軍怕她死了，把她送到醫院。說是治療，其實就是簡單包扎，讓她能繼續受審。主治醫生后來在回憶錄里寫：“我從未見過如此堅強的女子。換藥時從不吭聲，只是死死咬住毛巾。”

在醫院的那三個月，趙一曼做了件讓日軍后悔的事——她策反了看守。

警察董憲勛最初只是例行公事，女護士韓勇義也只是盡本分。可這個渾身是傷的女政委，在病床上給他們講山河破碎，講東北抗聯的故事。她說：“我們都是中國人。”

1936年6月28日夜里，大雨下得睜不開眼。董憲勛雇了輛小汽車，韓勇義打掩護，三個人沖進了雨夜。他們距離游擊區只有三十里了，真的只有三十里。可就在阿城縣金家窩堡，日軍的摩托車追了上來。

再次被捕，日軍徹底瘋了。

他們動用了電刑。電流通過身體的瞬間，趙一曼整個人彈了起來，又重重摔回椅子。她的慘叫不像是人發出的聲音，連行刑的日本兵后來都說，那聲音讓他做了好幾天噩夢。

更殘忍的是，他們給她注射強心針，不讓她昏過去。就是要她清醒著，一分一秒地感受電流撕裂每一寸肌肉、每一根神經的痛苦。

一份解密的日軍報告里寫著：“在長時間經受高強度電刑的狀態下，趙一曼女士仍沒招供，確屬罕見，已不能從醫學生理上解釋。”

1936年8月2日凌晨，趙一曼被押上開往珠河的火車。她知道要去哪里，要做什么。

她向憲兵要了紙筆。車廂搖晃，她的手在抖——那只被竹簽釘過、被烙鐵燙過的手，卻穩穩地寫下了給七歲兒子的話：

“寧兒，母親對于你沒有能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的斗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在你長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寫最后一個字時，眼淚終于掉下來，在“犧牲”兩個字上暈開一朵墨花。她很快擦干了，再沒流過一滴淚。

珠河縣城那天特別冷。

趙一曼被綁在馬車上游街。零下的天氣，她只穿著單衣，左腿的傷口還在滲血。可她的腰板挺得筆直，比街兩旁低頭垂淚的百姓都要直。

她開始唱歌。唱《紅旗歌》，唱《反日歌》，嗓子是啞的，可每個字都清清楚楚。走到小北門外刑場時，她突然提高聲音：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國共產黨萬歲！”

槍響之前，她看了看來時的方向。那里有她戰斗過的山林，有她牽掛的同志，還有她再也見不到的兒子。

那年她三十一歲。

多年以后，一個參與過審訊的日本兵在回憶錄里寫：我們殺了那么多人，從沒怕過誰。可趙一曼讓我們害怕了。不是怕她這個人，是怕她身上的那種東西——那種打不垮、折不彎、死不屈的東西。

趙一曼是個普通人。她會疼，受傷了會流血，想兒子時會掉眼淚。可當這個普通人選擇了信仰，她的血肉之軀就化成了民族的脊梁。

她的嘶吼從來不是求饒，是一個民族在最黑暗的時刻，用盡最后力氣挺直的腰桿。這嘶吼穿過八十多年的時光，今天依然震耳欲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