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終身禁煙17歲以下，放棄80億煙草稅換醫保減負千億

新華社北京4月22日電，據英國媒體21日報道，英國議會兩院已審議通過《煙草與電子煙法案》，現年17歲及以下青少年被終身禁止購買香煙。

這一消息乍看之下相當的反直覺。

煙草不是普通商品，它長期以來都是英國財政的重要稅源之一。

每一包香煙背后，都對應著一筆穩定、可觀且征收成本較低的稅收收入。

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預計，2025—2026財年英國煙草稅收入約為80億英鎊。（約735億人民幣）

對任何一個財政壓力不小的國家來說，這都不是一筆可以隨意忽略的錢。

但如果我們把視角從“稅收收入”轉向“整體社會成本”，問題就會完全倒過來。

煙草稅是財政賬本上的顯性收入，吸煙帶來的醫療支出、公共健康負擔、勞動力損失以及長期照護成本，才是真正隱藏在體系深處的巨大支出。

從這個意義上說，英國的選擇并不是“不要錢”，而是在重新計算一筆更長周期的賬：當一項稅源本身會持續制造更大的公共成本時，切斷它的未來增量，反而可能才是更理性的財政決策。

如果煙草只是個人自擔風險的消費品，政府干預的理由會弱得多。

但吸煙的經濟學特征在于，它具有明顯負外部性。

所謂負外部性，就是一個人的消費行為，會把成本轉嫁給沒有參與交易的其他人。

吸煙者買煙時支付了煙價和煙草稅，卻并沒有完全支付二手煙對他人的健康損害，也沒有完全支付未來占用公共醫療資源的成本，更沒有完全補償家庭照護、企業缺勤和社會生產率下降。

這就是市場失靈。

在理想市場中，價格應該反映全部成本。

但煙草價格即使含稅，也很難完全覆蓋它制造的長期社會損失。

于是政府必須介入，通過高稅率、包裝警示、廣告限制、公共場所禁煙、限制銷售渠道等方式，把外部成本部分內部化。

英國這次更進一步，選擇對特定出生世代實施禁售，本質上是把傳統控煙政策從“提高吸煙成本”推進到“切斷新增消費者”。

這不是簡單的道德管制，而是經濟學意義上的風險源頭治理。

因為只要煙草市場持續吸納年輕人，未來的外部成本就會不斷累積。

政府越晚干預，將來要支付的財政賬單就越大。

反對禁煙的人常說，成年人應該有自由選擇的權利。

這句話在很多消費場景下成立，但放到煙草上并不完整。

煙草特殊之處在于，尼古丁具有強成癮性，而許多吸煙者并不是在完全成熟、充分理性的狀態下開始吸煙的。

相當一部分人是在青少年時期出于好奇、社交、模仿或壓力開始嘗試，等真正意識到健康代價時，身體和行為習慣已經形成依賴。

這意味著，煙草消費并不完全符合經濟學中“理性消費者自主選擇”的簡化模型。

一個十幾歲的青少年今天買下一包煙，看似只是一次小額消費，實際上可能是在簽下一份持續幾十年的健康和財務合同。

對政府來說，控煙最難的部分不是告訴成年人吸煙有害，而是阻止年輕人成為新增成癮者。

因為一旦成癮，未來再靠戒煙門診、藥物替代、宣傳教育去糾偏，成本要高得多，成功率也有限。

英國選擇從出生年份上劃線，邏輯就在這里：不再寄希望于每一代年輕人都能在誘惑面前保持理性，而是通過制度安排，讓煙草行業無法合法獲得下一代消費者。

這也是為什么它不是簡單漲稅。

漲稅會減少部分需求，但對成癮品來說，價格彈性有限；而代際禁售則是直接凍結未來需求增量。

英國推動“無煙一代”，還必須放在更大的財政背景下看。

英國和許多發達經濟體一樣，正在面對老齡化、慢病化和公共醫療體系承壓。

NHS的困難并不是短期波動，而是人口結構、醫療技術成本和慢性病負擔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這種情況下，減少未來疾病源頭，就是一種長期財政減壓。

吸煙相關疾病往往發生在中老年階段，而這一階段恰好也是醫療支出快速上升、勞動參與率下降的階段。

如果能減少一代人的吸煙率，未來幾十年就可能減少大量慢性病病例，降低住院壓力，延長健康壽命，并改善勞動人口的穩定性。

從這個角度看，禁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財政收入政策，而是一種公共部門的“長期降本工程”。

它犧牲的是一部分未來煙草稅收入，換取的是更低的醫療支出、更少的病假、更高的健康預期壽命，以及更可持續的公共服務系統。

更重要的是，煙草稅本身也不是理想稅源。

它依賴人們持續消費一種明確損害健康的商品。一個現代財政體系，不能長期把公共收入建立在公共健康受損之上。

否則政府一邊收稅，一邊治病，本質上是在同一個社會賬本里左右互搏。

從經濟學角度看，英國禁煙立法的核心，是把煙草從一個“能收稅的消費品”，重新定義為一個“會制造長期公共成本的風險源”。

政府不再只盯著眼前稅收，而是開始計算幾十年后的醫保、護理、勞動力和社會福利賬。

所謂“無煙一代”，本質上不是一次簡單禁令，而是一次財政邏輯的轉向：寧愿少要一部分煙草稅，也不愿繼續擴大一個以成癮和疾病為基礎的稅基。

不是所有稅收都值得保留。建立在健康損害上的收入，看似進了國庫，最終卻可能以更沉重的方式，由整個社會埋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