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切爾諾貝利大爆炸，受害兒童出國才能治病，德國組織搶著幫忙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超過100萬名來自受污染地區的兒童前往國外療養。這場跨越東西方的交流，深刻地塑造了整整一代人。

沃爾哈·哈佩耶娃小時候最喜歡收集的偏偏是蘑菇。牛肝菌、雞油菌、褐絨蓋牛肝菌以及其他品種。她常和母親去明斯克郊外的樹林，把袋子裝得滿滿當當。

當她待在戈梅利附近的韋特卡小鎮的祖父母家時，卻被禁止進入森林，因為那里的土壤出了問題?！坝泻玫哪嗤?，也有壞的泥土，”她回憶道?！拔耶敃r記住了：長青苔的地方土壤是健康的，不長青苔的地方土壤生病了。”作為小女孩，她只能這樣向自己解釋。直到后來她才明白，事情遠沒有這么簡單。

1986年，沃爾哈·哈佩耶娃只有四歲。她的生活環境正在發生變化，而她并不完全理解究竟發生了什么。新事物和新詞匯開始涌入她的世界。有些大人手里拿著奇怪的方形設備，連著一根線，末端像根魔杖。他們把這東西對準物品或地面，設備有時會發出嗶嗶聲。大人們管這叫蓋革計數器。

在災區周邊的廣大地區，人們最初的生活依然照常進行，仿佛什么都沒發生過。4月29日，蘇聯最大的報紙《真理報》刊登了一則簡短的消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了一起事故。其中一個核反應堆受損。有關方面正在采取措施消除事故后果。受影響的人員正在接受援助。政府已經成立了一個委員會?！?/strong>

這短短的五句話全部采用被動語態，沒有提及任何具體的行動者或責任人。

如今，沃爾哈·哈佩耶娃已是一位屢獲殊榮的作家，定居于慕尼黑。當時也沒有任何警告。近四十年后，已成為作家的她在其作品《游牧民詞典》中，記錄了母親經歷這場災難的過程?！皨寢尦弥倨谌チ税锥砹_斯南部、靠近烏克蘭邊境的父母家。那幾天天氣很暖和，5月1日那天，許多人走上街頭參加勞動節集會。直到今天，我母親依然記得那天湛藍的天空和強勁的風?！?/p>

許多天后，她的母親才在明斯克統計局工作時，通過收聽西方廣播了解到了災難的真實規模。而直到核災難發生整整三周后的1986年5月14日，當時的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才通過電視講話向公眾通報了此事。

外界分析指出，盡管當時蘇聯已經開啟了“公開化”與“改革”的進程，但在切爾諾貝利事件上，官方早期依然采取了淡化、隱瞞和掩蓋的策略。直到1989年春天，即事故發生近三年后，官方媒體才首次公布了標明污染區域的地圖。

1986年4月26日，位于當時蘇聯烏克蘭境內的切爾諾貝利發生了最高級別的核事故。一團放射性云層污染了歐洲的大片地區。四十年后的今天，人們仍在回顧過去并審視未來。

長期的健康影響早已顯現。事故發生后，兒童甲狀腺癌、白血病、其他癌癥、呼吸道疾病以及免疫缺陷的患病率急劇上升。

1989年，來自戈梅利地區布拉金的家長們在一封寫給政界人士的公開信中控訴道：“我們孩子的健康狀況糟糕透頂——持續的頭痛、虛弱、視力嚴重下降，甚至在假期后的升旗儀式上暈倒。請告訴我們，這場噩夢何時才能結束？”

直到鐵幕落下后，家長們的呼聲才逐漸得到回應。人們開始更公開地討論切爾諾貝利事件，大規模的援助項目也隨之啟動。

由于這些兒童患癌風險增加，且極易感染傳染病和代謝性疾病，專家建議他們前往未受污染的地區療養，以增強免疫系統。為受災兒童提供療養機會的做法開始普及。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甚至將其確立為一項國家法定權利。

這些國家無法獨自承擔所有的工作。因此，切爾諾貝利患病兒童的故事，不僅僅是一場災難的記錄。它同樣講述了全球公民社會如何走向融合，講述了跨越國界的交流、理解與團結。

超過1000000名來自受災地區的兒童前往其他國家，被世界各地的家庭接納。這些孩子不僅去往了古巴等當時的“兄弟國家”，也去往了意大利、德國和美國等西方國家。

在這些地方，非政府組織、援助協會以及教會倡議團體紛紛成立。九十年代，僅德國就有多達2000個與切爾諾貝利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其中一些至今仍在運作。

因此，在切爾諾貝利事故四十周年之際，人們不禁要問：這場災難在多大程度上持續影響了西方乃至東方的公民參與精神？

如今的沃爾哈·哈佩耶娃已經44歲，擁有語言學博士學位，是一位屢獲殊榮的作家。她已在德國出版了多部著作，目前定居慕尼黑。在萊比錫的一次會面中，她談起了切爾諾貝利。

當年，約有3000000名兒童生活在受放射性污染的地區，她自己也曾在那度過一段時間。她親眼目睹了祖父母所在城市的房屋被噴灑“清洗”，以及大量奶牛被宰殺的場景。

至于她自己或父母是否會留下健康隱患，以及切爾諾貝利對白俄羅斯的孩子們究竟意味著什么，當時還是小女孩的她毫無概念?！耙婚_始只是一種感覺，覺得大自然和這個世界出了某種問題，”她表示。

與超過五十萬名白俄羅斯兒童一樣，哈佩耶娃也有權每年享受一次療養。當時白俄羅斯的人口約為10000000，幾乎沒有哪個家庭沒有將孩子、孫子、侄女或外甥送出國。

科恩一家帶著沃爾哈·哈佩耶娃去了海德公園和漢堡港。在車里，他們一起唱著阿巴樂隊的歌。

1993年，11歲的哈佩耶娃來到了德國。她和其他孩子先是乘飛機抵達漢諾威，隨后被安置在下薩克森州施內沃丁根的黑伯區，住進了科恩一家。

她在那里待了四周，至今仍親切地稱呼這對夫婦為“英格麗德”和“海因里?！??？贫饕患沂球\的信徒，隔壁就是教堂，海因里希常在那里彈奏管風琴?！拔乙苍@準試彈過一次教堂的管風琴，”哈佩耶娃回憶道，“那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經歷?！?/p>

她表示，科恩一家非常熱情地接待了她，讓她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拔覀兘洺Ｈビ斡攫^。那里的游泳館和白俄羅斯的完全不同，有水上滑梯和跳水臺，”她講述道。

科恩一家的女兒亞歷克莎·哈內回憶說，當時黑伯區的居民參與度極高。她那時24歲，她的兒子常和沃爾哈·哈佩耶娃一起玩耍。

在一個只有700名居民的村莊里，有五六個家庭接收了這些孩子?！八屑乃藜彝ザ甲〉煤芙院⒆觽冸S時可以見面，”她講述道。

她提到，作為一名小學教師，她的父親本就非常關心兒童的福祉。“他的第十三個月工資總是捐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因此，當附近為來自普里皮亞季的孩子尋找寄宿家庭時，我父母理所當然地提供了兩個名額?！?/strong>

1993年住在科恩家的另一個女孩名叫萊娜。據哈內描述，那是一個瘦骨嶙峋、幾乎營養不良的孩子，面色蒼白且膽小。“她經常待在自己的房間里哭泣，因為她想家。”

科恩一家帶著這兩個女孩去郊游——參觀了索爾陶的海德公園，還乘船游覽了漢堡港?！拔艺J為那是她們最難忘的時刻，”哈內講述道。“她們緊緊貼著船艙的窗戶。當我們走到室外甲板時，她們的笑容和陽光一樣燦爛。”

哈內對孩童時期的沃爾哈記憶猶新：“她當時就非常有語言天賦。我很驚訝，在我的車里僅僅待了幾個小時，她就能跟著唱阿巴樂隊的《超級馬戲團員》了。我們經常開心地一起唱歌?！?/strong>

芭芭拉·科爾是多年來在施內沃丁根及整個漢諾威地區教會推動“切爾諾貝利兒童援助”項目的核心人物。早在1991年新教教會發起該倡議時，科爾就參與其中。

她年復一年地組織整個教區接收來自白俄羅斯的300名兒童，沃爾哈·哈佩耶娃就是其中之一?？茽栐陔娫捴谢貞浧鹨粋€“瘦長、非常苗條、梳著長長麻花辮的女孩”。

白俄羅斯的孩子們通常會被安排在德國家庭中進行兩次為期四周的訪問?！耙环矫?，這當然有助于他們的健康。但另一方面，我認為這對孩子們的心理也是一種非常特別的撫慰?！?/p>

回首柏林墻倒塌后的那些年，芭芭拉·科爾將其視為一股公民參與的浪潮。“許多人自愿參與其中，他們要么接收孩子，要么打包食品或藥品，要么駕駛救援車隊?！?/strong>

她認為，之所以有這么多人伸出援手，或許也與某種內疚感有關。畢竟在災難發生后，人們并沒有立刻將目光投向白俄羅斯和烏克蘭，而是首先關注了這起事件對西德兒童的影響。

沃爾哈·哈佩耶娃在“英格麗德和海因里?！奔易×怂闹?，還和他們的孫子一起玩耍。

許多來自東西德的家庭因此與白俄羅斯或烏克蘭的家庭建立了聯系。西德人開始了解那些他們以前甚至不知道其存在形式的國家。

前拳擊手弗拉基米爾·克利欽科在2012年烏克蘭歐洲杯前夕的一段話，精準地概括了當時人們的無知程度：“蘇聯解體后，人們甚至不知道烏克蘭是一個城市還是一個國家。最簡單的解釋方式就是告訴他們：‘我們是切爾諾貝利的孩子?！?/p>

九十年代初，這扇通往東歐的大門也向芭芭拉·科爾敞開了。她多次前往白俄羅斯拜訪當地家庭，其中包括戈梅利地區。那里有100000人被重新安置，但這僅僅是受災總人數的一小部分?！霸S多人無法離開，也不愿離開，即使他們本可以被安置。他們的工作在村子里，房子也在那里。還有屋后的奶牛，吃著受污染的草?！痹诎锥砹_斯，科爾深刻感受到了這場核災難的虛無縹緲?！澳憧床灰娝?，聞不到它，也嘗不出它，”她回憶道?！叭绻且f有什么感覺，那就是舌尖上會有一點淡淡的金屬味?！?/strong>

歷史學家梅蘭妮·阿恩特通過學術研究，探討了東西方的切爾諾貝利援助如何影響了至少整整一代人。阿恩特在弗萊堡大學任教，她撰寫了關于當時非政府組織和倡議團體的權威著作《切爾諾貝利的孩子們》，該書于2020年出版。

她指出，切爾諾貝利是社會運動史上的一個重要標志?！皻v史上總有一些特殊的時刻，人性的分量顯得尤為沉重。切爾諾貝利就是這樣一個時刻?！?/strong>

分析人士認為，當時蘇聯體制正走向衰落，而西方模式展現出了更多的人道主義色彩?！罢沁@種背景催生了運動中不可思議的動力和互助精神。德國家庭確實竭盡全力，為了讓受災兒童度過一段健康美好的時光?！?/strong>

令她感到驚訝的是，德國的援助竟然被如此順利地接受了。“烏克蘭、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的家庭將他們的孩子交給了德國人照顧，盡管納粹的屠殺過去還不到五十年。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信號，”阿恩特在視頻連線中表示。偏偏是來自東歐“血腥之地”的孩子們來到了德國，他們很可能就是納粹受害者的后代。

一個由非政府組織和個人組成的跨國網絡得以建立，這在以前是前所未有的?！拔覀兛梢哉f，切爾諾貝利促成了非政府組織的全球化，”阿恩特指出，“外國公民承擔起了那些國家自身無法提供的關懷責任?！?/p>

當時，意大利是接收受輻射地區兒童最多的國家。僅來自白俄羅斯的兒童就有約600000人。歷史學家梅蘭妮·阿恩特對此進行了研究，雖然沒有得出確切的結論?！耙獯罄^去和現在都有兩大社會思潮：西馬思想和天主教，”她解釋道?！皟烧叨挤浅Ｖ匾晣H團結。這或許是一個解釋。”此外，在意大利，兒童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可能與其他國家有所不同。

伊戈爾·比亞利亞耶烏小時候曾多次前往托斯卡納大區的盧卡。比亞利亞耶烏也是白俄羅斯人，同樣來自戈梅利地區。對沃爾哈·哈佩耶娃來說，英格麗德和海因里希意味著溫暖；而對他而言，路易吉和瑪麗安吉拉就是這樣的存在。“1993年，14歲的我作為‘切爾諾貝利兒童’第一次來到意大利，”他在電話中回憶道。“這個項目對所有孩子開放，不僅僅是那些因為核災難而生病的孩子?！?/strong>

比亞利亞耶烏今年47歲，目前在華沙從事職業介紹工作，同時也是一名演員。他表示，在意大利的經歷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今年2月他剛剛又去了一次那里。

許多意大利語單詞他已經忘記了，但他非常清楚且樂于回想起“吃”這個詞：“在蘇聯，想做個美食家是很難的。在意大利，我認識了海鮮和披薩。直到今天，意大利菜依然是我最喜歡的菜系之一?！?/p>

比亞利亞耶烏還強調了療養項目對白俄羅斯父母的減負作用。“前蘇聯時期的日子很不好過。我的父母很高興我在意大利過得開心，也很欣慰我能在那里度過暑假?！?/p>

那么，這場交流與互助的浪潮，究竟留下了什么？一方面是失望。至少歷史學家梅蘭妮·阿恩特是這么認為的。國際網絡維持了多年，一直延續到2010年代中期。但如今，它們正在瓦解。“當年參與切爾諾貝利援助的人，如今往往已步入人生的后半程，”她解釋道，指的是德國、意大利和美國的寄宿家庭及組織者?！按H交替往往未能成功，因此現在的倡議活動越來越少，跨國交流也在減少?！?/p>

這表明，傳統的志愿工作模式在今天已經難以維系。另一個原因則是政治局勢的改變。依然有許多積極的成果保留了下來?！耙蚯袪栔Z貝利事件而政治化的一代人，在受災國家建立公民社會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她指出。“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strong>

沃爾哈·哈佩耶娃自己是幸運的。她一直保持著健康。她對自己的新家鄉慕尼黑、那里的自然風光以及周邊的湖泊贊不絕口。

四十年前，巴伐利亞州是德國受輻射影響最嚴重的地區。如果哈佩耶娃今天在那里采蘑菇，依然有可能碰到受到嚴重污染的蘑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