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他重返軍隊，評副軍級少將，僅僅5年，被免去正兵團職

1952年盛夏，北京西直門站臺上熱浪翻滾，剛做完身體檢查的王赤軍提著灰色行李，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有人問他去向，他只是笑，說一句“先到公安部報到”。誰也想不到，眼前這位戴舊軍帽、腰板微駝的漢子，4年前還在榆林戰役里帶著全旅駐守前沿。

1949年西安解放后，王赤軍因戰傷轉入西北軍政大學小范圍療養，身體恢復緩慢。1951年春，總參將他列入待安置名單，本以為還能回第一野戰軍，卻被定到公安部六局任副局長。公安系統歸國務院領導，行政序列，軍裝換成了呢子中山裝，胸前再無番號，也再無佩槍。

公安部六局主管鐵路護路，山溝隧道里槍聲時有。王赤軍熟悉戰場節奏，干起保衛工作不吃力。3年間，他先后調任政治部副主任、交通保衛局局長。職務看似在升，可始終帶不出昔日的硝煙味。1955年，他又轉到交通部政治部擔當主任，級別相當于正廳。那一年，全軍授銜，他遞上自傳，卻沒等來通知。夜深人靜，他摸著肩頭，自嘲一句：“從今天起，算地方干部了。”

1957年秋，形勢突轉。通訊兵部急需懂戰場通信、又能抓政治工作的干部，軍委三局遞了名單，上面赫然寫著“王赤軍”。電報一到，他愣住。正值整風，他擔心有人拿自己當“補缺棋子”。可組織只說：“部隊變了，技術性強，政治工作不能弱。”

1958年1月6日，中央軍委大禮堂舉行補授軍銜儀式。王赤軍身著新綴肩章的淺綠色軍服，肩扛一星少將，排在副軍級序列。老戰友遞煙打趣：“赤軍，又回到行伍，可別再跑地方了。”他抽一口，沉聲回：“只要部隊要，哪兒都是家。”那一年，他被任命為通訊兵副政委兼通信工程學院政委，行政副兵團職。

通信工程學院早在1952年由北京遷往西安城北，校園占地不大，卻云集全國尖端師資。院長周維長期兼政委，學員來自各大軍區。王赤軍到任后，首先梳理教學大綱，把野戰通信經驗寫進教材；其次整頓學員管理，強調戰時觀念與科學態度并重。短短兩年，學院實驗樓翻修、專業隊擴編，1959年被列入重點大學行列。

很快，新任務砸下。1960年初，國防科委與通訊兵部對學院實行雙重領導，校名改為解放軍軍事電信工程學院。科研壓力陡增，蘇式教材不再完全適用，院內開始大規模課程改革。王赤軍日夜穿梭在實驗樓和辦公區，脖頸舊傷頻繁發麻，醫囑“必須休息”，他卻只在頸部綁條毛巾繼續開會。

值得一提的是，學院里年輕教師骨子里愛頂真。一次教學檢查會上，一位姓趙的講師直言課程安排“缺乏體系”，現場氣氛緊張。王赤軍按住會議桌，低聲道：“批評對，槍口別對自己，咱們是為打仗培養人。”一句話散了火藥味，卻埋下爭議的種子。

1961年冬，總政治部派工作組進駐學院，專查教學與財務。2系562班因為管理混亂被點名通報，一連串質詢把院、系干部推到風口。工作組向通訊兵部呈報：學院存在“高指標、浮夸”苗頭。隨之而來的自查自糾會上，意見碰撞激烈。有人堅持指標過高，有人認定只是統計口徑問題。

1962年春天，新任政委歐陽文空降學院，同年5月，王赤軍的任命被免去，理由寫得含混：“另行安排，休養為主”。院里傳出兩種說法，一是頸椎老傷復發，醫生建議手術；二是整風期間態度“過于保守”。究竟孰真孰假，沒有官方結論。王赤軍自己不再辯，他在病房門口同秘書交接材料，只留一句：“學院的事不該耽誤。”

1963年初，西安軍區總醫院完成頸椎手術。那年他54歲，本可繼續恢復，可舊傷影響神經，雙手偶有麻木。組織批準他離職休養，級別正兵團職待遇保留。名義上是正兵團，實則已無職務。走出院門，他輕聲呢喃：“打了一輩子仗，最后敗給身體。”

1967年深秋，王赤軍病逝于西安，享年58歲。訃告里，生平濃縮成寥寥數行：參加革命22年，歷任西北野戰軍師政委、公安部六局副局長、交通部政治部主任、通訊兵副政委等職，1958年授少將。文件沒有提他被免職的過程，也沒寫晝夜伏案的改革細節。

回看他短暫的“二進宮”經歷，從重返軍隊到被免去正兵團職，整整5年，閃光點與遺憾交織。在那個新體制與舊經驗磨合的年代，勝敗往往系于細微處：既要懂技術，又要拿捏政治節奏；既要敢沖，也要守規。王赤軍沒能全部跨過那些暗線，卻在實驗樓里的燈光下，為后來的軍事通信教育打下了不少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