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冬夜,珠江邊霧氣彌漫,汽笛聲此起彼伏,一位瘦高青年踩著碎石急匆匆穿過沙面,他叫黃平,手里攥著寫給中央的最新交通密碼。
這時的黃平才26歲,身上卻背著比同齡人沉重得多的行囊。1901年他出生于湖北漢口,祖籍廣東潮陽。父親靠在碼頭給洋行打雜糊口,母親擺攤賣粽子,家境清寒卻重視讀書。黃平自小聰慧,背誦《古文觀止》不在話下,14歲已能用英文朗讀《泰晤士報》。
1919年“五四”風起云涌,馬克思主義譯本在漢口的租界里流傳。黃平第一次讀到《共產黨宣言》時曾在筆記上寫下十個大字:“鐵屋已然,須破壁而出。”同年冬,他拿到留俄公費名額,踏上北上的中東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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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大學,他接受了系統的馬克思主義訓練,也第一次見到來自湖南的毛澤東信件摘抄。課堂之外,他常去紅場旁的小書店翻閱俄文報紙;有一次他對同學感嘆:“再不變,中國要完。”那一年是1922年,他正式遞交入黨申請。
1924年回國后,黃平被調入中央機關從事機要,1926年參與籌建國民革命軍東征后方交通網。翌年“四一二”政變血雨腥風,他被轉派廣東白區,負責秘密運輸印刷設備與干部疏散。
白區地下工作兇險異常,任何一次暗號出錯都可能粉身碎骨。1932年12月17日,因一名線人叛變,黃平在廣州西村被捕。審訊室燈泡昏黃,特務揚起皮鞭,“把名單交出來,你還能活。”寂靜里,只聽見手銬輕響。
皮肉之苦折磨了二十晝夜,1933年元月,黃平簽下悔過書,供出了幾處交通站。隨后,十余名同志陸續被捕,其中三人就義于越秀山。消息傳到中央,周恩來寫下一行批注:“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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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并未立即槍決黃平,出于招降示范,允許他“自謀生路”。離開監獄后,他乘船到上海,以翻譯俄文小說謀生,居住在靜安寺旁一條弄堂。鄰居只知道他性情寡言,誰也不曉得他曾是“紅黨大官”。
時間推到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軍進城。那天清晨,黃平站在弄堂口,看著槍刺在陽光下閃亮,耳邊是《東方紅》的片段,他喃喃一句:“風向真變了。”晚上,他寫下八千余字自首書,次日送往上海市委:“生死聽憑組織。”
審查持續半年。檔案顯示,黃平早年功績確有記載;叛變原因列為“受刑不屈致思想崩潰”,未領取國民黨薪給。1950年底,組織決定: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留作社會勞動,“可擔任普通教育工作”。
1951年春,他被分配到徐匯一所中學教俄語,月薪七十元。課堂上,他引用普希金詩句解釋重音,學生覺得這位老師學問深,卻從不談往事。校內集體學習《毛澤東選集》時,他默默坐在最后一排,偶爾抬手擦額頭。
有意思的是,1957年學校組織參觀淞滬抗戰遺址,他面對紀念碑站立良久,最后只說一句:“很多人沒等到今天。”同事事后回憶,那天他眼圈紅得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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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運動開始,他因“歷史叛徒”身份再度被批斗,下放農場一年。回滬后仍回到講臺,學生換了幾茬,講義紙變黃,他的口音卻依舊。
1981年秋,黃平因腦溢血病逝于上海,終年80歲。遺體告別儀式極為簡單,只有三名昔日同窗趕來,送上一束白菊。檔案館里,他的卷宗被貼上標簽:早期骨干——1933年叛變——1950年處理。
檔案最后一頁是一張發黃的照片:1925年廣州東園合影,黃平站在后排左二,神情堅毅。旁邊空白處有人用鉛筆寫道:“愿后來者記得艱難,也記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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