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合規出罪探討｜以行為無價值與結果無價值的辯證統一為核心

刑事合規出罪的法理基礎與適用邊界探討：以行為無價值與結果無價值的辯證統一為核心

（作者：唐從祥，筆名唐駁虎）

摘要：

企業刑事合規改革試點中，出罪標準的模糊性問題日益凸顯，亟需清晰的法理基礎與方法論指引。行為無價值論強調對規范忠誠與行為本身的反倫理性，結果無價值論聚焦于法益侵害的現實后果，二者在刑事違法性判斷中并非對立，而可形成辯證統一關系。本文提出“合規計劃有效性+法益侵害結果可避免性”的雙重審查標準，并構建“形式違法—實質違法—責任認定”三層辯證邏輯體系：形式違法堅守罪刑法定，為入罪提供前提基礎；實質違法以法益侵害為核心，為出罪提供核心依據；主客觀要素耦合確保責任認定的精準性。三重邏輯共同支撐起“入罪合法、出罪合理、責任精準”的刑事違法性判斷體系。結合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典型指導案例、人民法院案例庫入庫案例及《刑法》《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本文進一步論證雙重審查標準在司法實踐中的具體適用與邊界劃定，為企業刑事合規出罪制度的法治化完善提供方法論支撐。

關鍵詞： 刑事合規；出罪；行為無價值；結果無價值；法益侵害；合規不起訴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隨著企業刑事合規改革試點的深入推進，檢察機關對涉案企業適用合規不起訴、合規從寬處理的案件數量顯著增長。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12月，全國檢察機關已累計辦理涉案企業合規案件近1.2萬件，其中適用合規不起訴的案件超過5000件，占比約42%。[1]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涉案企業合規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合規指導意見》）進一步明確了合規從寬處理的基本框架。然而，在司法實踐中，不同地區、不同檢察機關對于何種合規計劃能夠產生出罪效果、合規出罪的法理依據何在、適用邊界應如何劃定等問題，認識并不統一。

從實證層面觀察，刑事合規出罪實踐存在三個突出問題。其一，“紙面合規”現象較為普遍。部分案件中，企業提交的合規計劃內容完整、制度健全，但檢察機關缺乏有效手段驗證其實際執行情況，導致合規出罪淪為“文書審查”。其二，出罪標準存在地域差異。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試點較早地區與試點較晚地區之間，對于合規計劃有效性的認定標準寬嚴不一。其三，重大案件適用合規出罪的邊界模糊。對于涉及重大法益侵害的案件（如重大安全事故、嚴重環境污染），能否通過合規實現出罪，實踐中爭議較大。[2]

上述問題的根源在于：刑事合規出罪制度缺乏清晰的法理基礎與可操作的審查標準。一個已經實施符合構成要件行為的企業，如何通過有效的合規計劃阻卻違法性或排除責任？對此，傳統的刑法理論提供了行為無價值與結果無價值兩種基本的違法性判斷進路。行為無價值論關注行為本身的規范違反性，強調行為是否遵循了法規范所期待的行為準則；結果無價值論則聚焦于行為對法益造成的現實侵害或危險。[3]筆者認為，單純依靠其中任何一種進路都無法妥善解決刑事合規的出罪問題，唯有在辯證統一的立場上整合二者，才能為合規出罪提供堅實的法理支撐，并為司法實踐提供清晰的方法論指引。

二、刑事違法性判斷的辯證邏輯：三層體系之建構

刑事違法性的判斷并非單一維度的邏輯推演，而是包含形式判斷、實質判斷與責任判斷三個層次。這三個層次既相對獨立又相互關聯，共同構成“入罪合法、出罪合理、責任精準”的體系化判斷框架。

（一）形式違法：入罪的前提基礎

形式違法性判斷的核心要求是嚴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條，“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边@一規定確立了形式違法性判斷的基礎性地位。在刑事合規出罪的語境下，形式違法性判斷發揮著“過濾”功能。

首先，對于刑法未明確規定為單位犯罪的行為，即便企業建立了再完善的合規計劃，也不能以合規為由入罪——合規在此的作用是強化“無罪”結論，而非“出罪”。《刑法》第30條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該條文確立了單位犯罪的法定原則。以商業賄賂犯罪為例，《刑法》第163條規定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第164條規定的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均明確規定單位可以成為犯罪主體。但對于某些自然人為主體的犯罪，如《刑法》第271條規定的職務侵占罪，雖然實踐中存在單位默許甚至鼓勵員工實施侵占行為的情形，但法律并未規定單位可以構成該罪，此時即便企業合規計劃存在嚴重缺陷，也不能以合規出罪為由反向認定單位犯罪——正確的邏輯是：既然單位不構成該罪，合規計劃的作用是佐證該行為屬于員工個人行為，而非單位行為。

其次，對于符合構成要件該當性的行為，形式違法性判斷要求我們明確該行為是否被刑法所禁止，排除無明文規定的行為進入刑事評價范疇。[4]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第二批企業合規典型案例“上海J公司、朱某某涉嫌假冒注冊商標案”中，檢察機關首先審查了J公司的行為是否屬于《刑法》第213條假冒注冊商標罪的規制范圍。經查，J公司生產的貼牌產品雖然在商標使用上存在不規范之處，但并未達到“未經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的法定標準。正是由于形式違法性判斷先行，檢察機關才得以在實質判斷之前將不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排除出刑事評價范疇，合規計劃在此基礎上發揮的實際上是“強化無罪認定”的功能，而非“出罪”功能。[5]

值得強調的是，形式違法性判斷并非機械的法條適用。罪刑法定原則的明確性要求本身就蘊含著對立法目的的尊重。最高人民法院在“王某某合同詐騙案”（人民法院案例庫入庫編號：2023-03-1-167-002）的裁判要旨中指出：“認定合同詐騙罪，應當嚴格區分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的界限，對于行為人雖有一定虛構事實行為，但未達到足以使對方陷入錯誤認識并處分財產的程度，或者未造成實際財產損失的，不應認定為犯罪?！边@一裁判規則對刑事合規出罪具有重要啟示：當企業行為雖然在形式上符合某一罪名的文字表述，但明顯不屬于該罪名旨在規制的行為類型時，形式違法性判斷應當發揮限制解釋的功能，為出罪預留空間。

（二）實質違法：出罪的核心依據

實質違法性判斷以法益侵害性為核心，旨在篩選值得刑事處罰的行為。在刑事合規出罪中，實質違法性判斷是合規計劃發揮出罪功能的主要場域。行為無價值與結果無價值的辯證統一首先體現在實質違法性層面。

從結果無價值的立場出發，一個行為是否違法，根本上取決于其是否造成法益侵害或危險。[6]如果企業通過有效的合規計劃避免了法益侵害結果的發生，或者該結果的發生與企業的管理行為之間缺乏規范意義上的因果關系，那么即便企業實施了某種形式上“有問題”的行為，也應當認定其缺乏實質違法性。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三批企業合規典型案例“王某某、林某某、劉某乙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案”中，深圳X公司為謀取競爭優勢向交易相對方工作人員支付“業務提成”。檢察機關審查發現，X公司在案發前已建立了較為完善的財務管理制度和反商業賄賂合規體系，涉案支付行為系個別業務人員違反公司明確規定所為，且該行為并未給X公司帶來實際的經濟利益——案發時該項目尚處于虧損狀態。檢察機關據此認定，該案的法益侵害程度較低，社會危害性有限，結合企業后續合規整改，最終作出不起訴決定。[7]

這一案例充分體現了結果無價值論的核心關切：法益侵害的實際程度是決定是否值得追訴的關鍵因素。如果法益侵害結果輕微（尚未造成實際財產損失）或者法益侵害結果與企業管理行為之間缺乏規范因果關系（個別員工違規行為超出企業合理控制范圍），那么實質違法性就可能被否定。

從行為無價值的立場出發，行為的規范違反性同樣是實質違法性的重要維度。一個企業是否建立了有效的合規計劃，反映了該企業對法規范的態度——是忠誠遵守還是陽奉陰違。當一個企業投入充分資源建立了符合法定標準的合規體系，并真正將合規要求融入日常經營決策時，該行為本身就體現了對規范的尊重，其規范違反性程度顯著降低。[8]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08〕33號）第9條規定：“單位實施商業賄賂犯罪，應當以單位犯罪追究刑事責任。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實施商業賄賂犯罪，以單位犯罪追究刑事責任?！痹撘幎[含的邏輯前提是：單位犯罪的認定需要考察單位整體的行為意志。而有效的合規計劃恰恰是單位“反對”而非“支持”違法行為的重要證據。在“上海A公司、B公司、關某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最高人民檢察院首批企業合規典型案例）中，A公司在案發前已建立了較為完備的發票管理制度，對每筆業務均要求提供合同、物流單、資金流水等“三流一致”憑證。涉案虛開行為系財務人員與外部人員串通，利用制度漏洞實施，公司管理層對此不知情且未獲取任何利益。檢察機關認為，A公司的合規管理體系體現了公司對稅法規范的尊重，涉案行為系個別人員的個人行為，不應歸責于單位。[9]

二者的辯證統一在于：實質違法性判斷既不能僅看法益侵害結果（否則會陷入“結果刑法”的誤區，即只要沒有實際損害就不處罰未遂犯、危險犯），也不能僅看行為規范違反性（否則會忽視刑法的法益保護功能，陷入“思想刑法”的泥潭），而應綜合考量合規計劃是否有效減少了法益侵害風險、行為是否體現了對規范的基本忠誠。這正是“合規計劃有效性+法益侵害結果可避免性”雙重審查標準的方法論基礎。

（三）主觀與客觀、行為與結果的耦合：責任認定的精準化

在完成了形式違法性與實質違法性的判斷之后，責任認定成為決定是否最終追究刑事責任的關鍵環節。刑事合規出罪在此層面同樣具有重要作用。

傳統刑法理論中，責任認定的核心是主觀要素與客觀要素的對應關系。一個行為要被歸責于行為人，不僅要求客觀上存在法益侵害結果，還要求主觀上存在故意或過失，并且二者之間存在規范意義上的關聯。[10]《刑法》第14條規定了故意犯罪的主觀要件——“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第15條規定了過失犯罪的主觀要件——“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

刑事合規的出罪功能在責任層面表現為：當企業建立了有效的合規計劃，但個別員工實施了違反合規要求的犯罪行為時，該行為是否可歸責于企業？對此，合規計劃的有效性可以成為阻斷責任歸屬的依據。具體而言，如果企業已經建立了符合法定標準的合規體系，配備了專門的合規人員，建立了舉報、調查和處置機制，那么個別員工的違規行為恰恰是企業有效執行合規計劃的“例外”，而非企業整體意志的體現。此時，該行為應被認定為員工個人行為，而非單位行為，從而阻斷單位刑事責任的成立。[11]

“某公司員工鄭某等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甘肅省白銀市白銀區人民法院〔2017〕甘040X刑初XXX號）是這一邏輯的經典例證。該案中，某公司多名員工為推銷產品，通過非法渠道獲取公民個人信息。辯護人主張該行為系單位行為，應追究單位責任。法院經審理查明：公司在其《員工手冊》《商業行為規范》中明確禁止員工從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公司設有專門的合規部門，所有員工入職時均須簽署遵守合規政策的承諾書，公司還定期開展合規培訓。法院據此認定：“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合規管理制度，明確禁止員工從事涉案行為，各被告人的行為系違反公司規定的個人行為，不應認定為單位犯罪?！盵12]

這一裁判邏輯體現了責任認定中主客觀要素耦合的基本要求：客觀方面，確實發生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和結果；主觀方面，公司整體意志并非支持該行為，相反，公司通過合規制度明確表達了反對態度。由于主觀要素與客觀要素之間缺乏對應關系（公司的合規意志與個別員工的違規行為不能相互歸屬），單位刑事責任無法成立。

與此同時，責任認定還必須避免兩個極端：一是主觀歸罪，即僅僅因為企業合規計劃存在某種“漏洞”就推定企業具有犯罪故意。例如，在“江蘇Y公司合規不起訴案”中，檢察機關明確指出：“合規計劃存在缺陷本身不等于單位具有犯罪故意。認定單位犯罪故意，需要證明單位的決策機構或者主要負責人明知違法行為可能發生而希望或者放任其發生。單純的制度缺陷，如果沒有證據證明單位決策層對此存在故意，不能推定單位犯罪故意成立。”[13]

二是客觀歸責，即僅僅因為發生了法益侵害結果就認定企業負有刑事責任。最高人民法院在“某化工公司污染環境案”（人民法院案例庫入庫編號：2024-11-1-340-005）的裁判要旨中強調：“單位環境犯罪中，不能僅以污染結果的發生直接推定單位具有犯罪故意或過失。應當綜合考察單位的環保合規體系是否健全、是否得到有效執行、污染行為是否為單位決策層明示或默示授意等因素，審慎認定單位刑事責任?！边@一裁判規則明確否定了單純以結果為導向的客觀歸責邏輯。

上述兩個極端的避免有賴于行為無價值與結果無價值的共同約束——行為無價值要求我們關注行為本身是否體現了對規范的忠誠，結果無價值要求我們尊重結果對責任的限定功能。

二者的辯證統一，為責任認定的精準化提供了理論保障。

三、行為無價值與結果無價值的辯證統一：雙重審查標準的建構

（一）理論分歧與融合可能

行為無價值論與結果無價值論的對立是刑法學中最為經典的論爭之一。行為無價值論認為，違法性的本質在于行為違反了法規范所期待的行為準則，行為本身的反倫理性或反規范性是違法的核心；結果無價值論則認為，違法性的本質在于行為對法益造成的侵害或危險，沒有法益侵害就沒有違法。[14]

然而，這一對立并非不可調和。事實上，當代刑法理論的發展已經呈現出明顯的融合趨勢。一方面，純粹的行為無價值論難以解釋為何單純的“思想犯”或“態度犯”不被處罰——如果沒有法益侵害的危險，再反規范的行為也不構成犯罪；另一方面，純粹的結果無價值論也難以解釋未遂犯、預備犯的處罰根據——如果只看法益侵害結果，未遂犯和預備犯根本無法成立。[15]因此，當代刑法理論普遍承認：違法性判斷既要考慮行為對法規范的違反程度（行為無價值），也要考慮行為對法益的侵害程度（結果無價值），二者共同構成違法性判斷的完整維度。

刑事合規出罪問題恰好為這一融合提供了最佳的實踐場域。企業合規計劃既是行為無價值論所關注的“規范忠誠”的體現，也直接關系到結果無價值論所關注的“法益侵害結果的可避免性”。二者的辯證統一，可以為企業刑事合規出罪提供清晰的方法論指引。

（二）雙重審查標準的具體內容

基于行為無價值與結果無價值的辯證統一，筆者提出“合規計劃有效性+法益侵害結果可避免性”的雙重審查標準。

第一重審查：合規計劃有效性（行為無價值維度）。 這一審查的核心是判斷企業的合規計劃是否真實、有效地體現了對法規范的忠誠。綜合最高人民檢察院《涉案企業合規建設、評估和審查辦法（試行）》（以下簡稱《合規審查辦法》）第6條至第12條的規定，以及司法實踐中的通行標準，具體審查要素包括：

（1）合規計劃的完備性，即是否覆蓋了企業可能面臨的主要法律風險領域。《合規審查辦法》第7條要求，企業應當“針對涉案風險點，建立健全專項合規計劃”。例如，在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件中，合規計劃應當重點覆蓋發票管理制度、財務審批流程、供應商盡職調查等方面。

（2）合規計劃的真實性，即是否被真正執行而非停留在紙面?！逗弦帉彶檗k法》第10條明確要求，評估合規計劃有效性時應當考察“合規計劃的執行情況”，包括合規管理機構的實際運行狀況、合規培訓的開展情況、合規審查的覆蓋范圍等。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四批企業合規典型案例“湖北Z公司涉嫌串通投標案”中，檢察機關在審查合規計劃時，不僅審閱了Z公司提交的書面合規制度文件，還通過訪談合規管理人員、抽查合規審查記錄、調取合規培訓簽到表等方式，驗證了合規計劃的真實執行情況。[16]

（3）合規計劃的持續性，即是否建立了持續改進和更新的機制?！逗弦帉彶檗k法》第11條規定，企業應當“建立合規計劃持續改進機制”，定期對合規計劃進行評估和完善。這一要求體現了行為無價值論對“規范忠誠”的動態理解——忠誠不是一勞永逸的宣誓，而是持續不斷的踐行。

（4）合規計劃的獨立性，即合規人員是否具有足夠的權威和資源以有效履職。《合規審查辦法》第8條規定：“企業應當設置獨立的合規管理機構，配備專職合規人員，賦予其相應的職權和資源?！痹凇皬V東E公司涉嫌走私普通貨物案”中，檢察機關發現E公司雖然設立了合規部，但合規部負責人同時兼任業務部門主管，且合規部的預算由業務副總審批，導致合規審查形同虛設。檢察機關據此認定E公司的合規計劃不符合有效性標準，最終未予適用合規不起訴。[17]

（5）合規計劃的懲戒性，即是否對違規行為建立了有效的調查和處置機制。《合規審查辦法》第12條規定，企業應當“建立健全違規行為發現、調查、報告和處置機制”。有效的懲戒機制既是規范忠誠的體現——表明企業對違規行為持嚴肅態度，也是預防再犯的保障——使潛在的違規者面臨實際的懲戒風險。

只有當合規計劃在上述維度上達到“有效性”標準時，才能認為企業在行為層面體現了對規范的忠誠，行為無價值程度顯著降低。反之，如果企業的合規計劃只是“紙面合規”或“象征性合規”，則不能產生出罪效果。

第二重審查：法益侵害結果可避免性（結果無價值維度）。 這一審查的核心是判斷即便存在有效的合規計劃，涉案的法益侵害結果是否仍然不可避免。具體而論，如果企業能夠證明：即便其已經建立了有效的合規計劃，涉案的違法行為仍然無法被合理預期地發現和阻止（例如，個別員工采取了極端隱蔽的手段規避合規控制），那么該法益侵害結果就具有“可避免性”的例外——即合規計劃無法避免該結果的發生。此時，不應因結果的發生而否定合規計劃的出罪效果。

在“浙江W公司涉嫌污染環境案”中，W公司建立了符合行業標準的環保合規體系，包括在線監測設備、定期巡檢制度、第三方檢測機制等。案發時，一名員工利用深夜值班的便利，私自打開排污閥門，排放了約2噸未經處理的廢水。該員工在操作前故意遮擋了監控攝像頭，并使用事先準備好的假數據替換了在線監測系統的真實數據。檢察機關經審查認為：W公司的合規計劃在設計和執行層面均達到了有效性標準；涉案員工的行為手段隱蔽，超出了合規計劃合理預期能夠發現和阻止的范圍；該法益侵害結果具有“不可避免性”。結合W公司案發后主動報告、積極配合調查等情節，檢察機關最終作出不起訴決定。[18]

反之，如果法益侵害結果的發生恰恰是由于合規計劃的缺陷所致（例如，合規審查流于形式、舉報機制形同虛設），那么該結果就是“可避免而未避免”的，企業不能以合規計劃的存在為由主張出罪。在“山東L公司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中，L公司雖然提交了書面的發票管理制度，但檢察機關查明：該公司的發票管理實際上由公司法定代表人一人把控，財務人員無權審核發票真實性；公司長期存在“先開票后簽合同”的操作慣例；案發前已有員工通過內部舉報渠道反映發票管理問題，但公司未作任何回應。檢察機關據此認定，L公司的合規計劃不符合有效性標準，涉案的法益侵害結果是“可避免而未避免”的，最終對L公司提起公訴。[19]

（三）雙重審查標準的邏輯關系

“合規計劃有效性”與“法益侵害結果可避免性”之間是“且”的關系，而非“或”的關系。換言之，只有當企業的合規計劃符合有效性標準，并且涉案的法益侵害結果在該有效合規計劃的運行下仍然無法避免時，才能產生出罪效果。缺少任何一個要件，都不能阻卻違法性或排除責任。

這一“雙重且”的邏輯關系可以用以下矩陣表示：

合規計劃有效性
法益侵害結果可避免性
出罪效果

有效
不可避免
可以出罪

有效
可以避免
不能出罪（結果本可避免而未避免）

無效
不可避免
不能出罪（合規計劃本身存在缺陷）

無效
可以避免
不能出罪（雙重否定）

這一邏輯關系體現了行為無價值與結果無價值的相互制約：合規計劃有效性標準防止了單純以結果為導向的“客觀歸責”，避免企業因無法控制的個別員工行為而承擔刑事責任；法益侵害結果可避免性標準則防止了單純以行為為導向的“形式合規主義”，避免企業以“我們有合規計劃”為借口逃避應有的刑事責任。

四、適用邊界的劃定：雙重審查標準的實踐展開

（一）合規計劃有效性標準的邊界

合規計劃有效性標準的適用需要劃定清晰的邊界。

首先，有效性標準不等于“完美標準”。 要求企業建立一個能夠杜絕一切違法行為的合規計劃是不現實的，也是不經濟的。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某證券公司合規免責案”（人民法院案例庫入庫編號：2023-09-2-374-008）的裁判要旨中所指出的：“合規管理制度的有效性，應當以合理性為判斷標準，而非以絕對杜絕違規行為為標準。任何管理制度都無法完全杜絕個別人員的違規行為，不能因發生個別違規行為就當然否定合規管理制度的有效性?！盵20]有效性標準的本質是“合理設計、真誠執行”，而非“萬無一失”。

其次，不同規模、不同行業的企業，其合規計劃的有效性標準應當有所差異。 大型跨國企業與中小微企業面臨的合規風險和可投入的資源存在顯著差異，要求二者適用完全相同的有效性標準既不公平也不合理?！逗弦帉彶檗k法》第14條明確規定：“對中小微企業的合規評估，應當根據其規模、業務范圍、行業特點等因素，合理確定評估標準?！边@一規定體現了“比例原則”的審查思路。例如，在“浙江某小型科技公司涉嫌侵犯商業秘密案”中，檢察機關考慮到該公司僅有20余名員工、年營業額不足500萬元，未要求其建立獨立的合規部門，而是認可了由法務人員兼任合規管理崗位、外部律師提供合規咨詢的簡化模式。[21]

再次，合規計劃的有效性具有時間維度。 一個在建立時有效的合規計劃，可能因法律環境的變化或企業經營范圍的擴展而變得不再充分。因此，合規計劃的有效性審查應當以案發時為基準時，考察企業在案發時是否已經建立了在當時條件下合理的合規體系。《合規審查辦法》第16條規定：“評估合規計劃的有效性，應當以涉案行為發生時的情況為基準，綜合考慮當時的企業規模、行業慣例、法律要求等因素?！痹凇吧虾公司涉嫌商業賄賂案”中，P公司的合規計劃建立于2018年，當時反商業賄賂的法律要求相對寬松；2022年案發時，相關行業標準已經提高，但P公司未及時更新合規計劃。檢察機關認為，雖然P公司的合規計劃在建立時是有效的，但在案發時已明顯滯后于行業標準，不能認定為有效合規計劃。[22]

最后，合規計劃有效性標準的適用還應當注意“形式與實質的統一”。 一些企業可能形式上建立了完整的合規制度，但實際上這些制度從未真正運行；另一些企業可能沒有書面的合規制度，但在實際經營中形成了有效的合規慣例。對此，《合規審查辦法》第17條規定：“評估合規計劃的有效性，應當注重實質效果，不能僅以是否有書面制度作為唯一判斷標準?！痹凇案＝≦公司合規不起訴案”中，Q公司是一家家族式小型企業，沒有正式的書面合規制度，但該公司長期形成的“老板簽字+雙人復核+月度對賬”的操作慣例實際上發揮了有效的風險控制功能。檢察機關認可了這一“事實上的合規體系”，但要求Q公司在考察期內將合規制度書面化、規范化。[23]

（二）法益侵害結果可避免性標準的邊界

法益侵害結果可避免性標準的適用同樣需要明確邊界。

第一，“可避免性”的證明責任分配。 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時應當初步證明法益侵害結果的發生與企業合規管理的缺陷之間存在關聯；此后，企業應當承擔證明其合規計劃有效且結果不可避免的舉證責任。這一分配方案的法律依據在于《刑事訴訟法》第51條關于舉證責任的規定，以及《合規審查辦法》第21條關于企業應當“主動提供合規證明材料”的要求。

具體而言，檢察機關的初步證明責任包括：（1）證明法益侵害結果確實發生；（2）證明該結果與企業經營行為之間存在事實上的關聯；（3）提出合規計劃可能存在缺陷的合理懷疑。完成這三點后，舉證責任轉移至企業。企業需要證明：（1）其合規計劃符合有效性標準；（2）即便在該有效合規計劃的運行下，涉案的違法行為仍然無法被合理預期地發現和阻止。這一分配方案既符合“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原則，也考慮了企業作為合規計劃建立者更了解內部情況的現實。[24]

第二，“不可避免”的判斷標準應當客觀化。 不能僅僅因為結果發生了就推定其“可以避免”，也不能因為企業無法證明“絕對不可避免”就否定出罪。合理的標準是：如果一個同樣有效的合規計劃在同樣的情況下，由一個理性的企業管理者來運行，仍然無法合理預期地發現和阻止該違法行為，那么該結果就應當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25]

這一“理性管理者標準”在“深圳R公司涉嫌走私普通貨物案”中得到了運用。R公司建立了符合行業標準的進出口合規體系，包括供應商盡職調查、商品歸類復核、報關單雙人復核等制度。案發時，一名長期合作的境外供應商在未告知R公司的情況下，擅自更改了商品的原產地信息，導致R公司報關時適用了較低的稅率。檢察機關委托第三方機構進行評估，結論是：按照R公司的合規流程，對于長期合作且過往記錄良好的供應商，采取年度盡職調查而非單筆交易逐筆核查是行業通行做法；境外供應商的隱瞞行為超出了R公司合規體系的合理預期范圍。檢察機關據此認定，涉案的法益侵害結果具有“不可避免性”。[26]

第三，對于特別嚴重的法益侵害結果，是否應當排除合規出罪的適用？ 這是一個需要慎重對待的問題。從現行規范依據看，《合規審查辦法》第5條規定：“對于涉嫌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犯罪，一般不適用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边@一規定體現了對法益侵害嚴重程度的考量。但“一般不適用”不等于“絕對不適用”，實踐中仍存在例外空間。

筆者認為，法益侵害的嚴重程度應當影響出罪效果，但不應當絕對排除。具體而言，可以區分為三個層次：（1）對于造成人員死亡、重大環境污染、重大安全事故等特別嚴重后果的案件，原則上不適用合規出罪，但可以適用合規從寬（如提出從輕量刑建議）；（2）對于造成較大財產損失但未涉及人身傷亡的案件，可以適用合規出罪，但應當設置較長的合規考察期，并附加更嚴格的監督條件；（3）對于法益侵害結果輕微的案件，可以適用相對簡化的合規出罪程序。[27]

在“河北S公司重大責任事故案”中，S公司的違規生產行為導致3名工人死亡。S公司在案發后建立了安全生產合規體系，并通過了第三方評估。檢察機關經審查認為，雖然S公司的合規整改取得了積極成效，但該案涉及重大法益侵害（人員死亡），不符合合規出罪的條件。最終，檢察機關對S公司提起公訴，但將合規整改作為從輕處罰情節，向法院提出了從輕量刑建議。法院采納了這一建議，對S公司判處罰金并適用緩刑。[28]這一處理方式體現了“法益侵害嚴重程度”與“合規出罪”之間的合理平衡。

（三）與現有制度框架的銜接

刑事合規出罪的雙重審查標準需要與現有刑法制度框架實現有效銜接。

首先，雙重審查標準可以融入現行刑法中的單位犯罪歸責理論。 我國《刑法》第30條、第31條規定了單位犯罪的成立條件和處罰原則，但并未明確單位犯罪的主觀方面如何認定。雙重審查標準為這一問題提供了解決思路：單位犯罪的主觀方面可以通過合規計劃的有效性來推定——有效合規計劃的存在可以否定單位犯罪故意或過失的成立。

具體而言，《刑法》第30條要求單位犯罪須是“單位意志”的體現。如何判斷某一行為是否體現了“單位意志”？雙重審查標準提供了一個可操作的分析框架：如果企業建立了有效的合規計劃，明確禁止涉案行為類型，并且該合規計劃得到了實際執行，那么涉案行為原則上不應被視為“單位意志”的體現；反之，如果企業的合規計劃存在明顯缺陷，或者雖然有合規計劃但未得到實際執行，那么涉案行為可能被推定為“單位意志”的體現。[29]

這一分析框架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法釋〔1999〕14號）第2條、第3條的規定相契合。該解釋第3條規定：“盜用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由實施犯罪的個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關自然人犯罪的規定定罪處罰。”合規計劃的存在，恰恰是區分“單位行為”與“盜用單位名義的個人行為”的重要證據。

其次，雙重審查標準與《刑事訴訟法》中的不起訴制度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刑事訴訟法》第177條第2款規定了酌定不起訴制度：“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钡?82條規定了附條件不起訴制度（適用于未成年人案件），雖然目前尚未在立法層面建立企業合規附條件不起訴制度，但最高人民檢察院通過改革試點，實際上已經建立了類似的制度框架。[30]

雙重審查標準可以為上述不起訴制度的適用提供實質化的判斷標準。在酌定不起訴的語境下，“合規計劃有效性+法益侵害結果可避免性”的雙重標準，可以作為判斷“犯罪情節輕微”和“不需要判處刑罰”的重要依據。在試點中的合規附條件不起訴制度下，雙重審查標準可以直接作為是否啟動合規考察程序以及是否最終作出不起訴決定的核心標準。

再次，雙重審查標準與正在推進的涉案企業合規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可以形成互補。 2021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會同司法部、財政部等八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建立涉案企業合規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的指導意見（試行）》（以下簡稱《第三方機制指導意見》），建立了由律師、會計師、審計師等專業人員組成的第三方機制。第三方機制的專業評估可以為檢察機關判斷合規計劃有效性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

雙重審查標準為第三方評估提供了明確的工作指引。根據《第三方機制指導意見》第11條，第三方組織應當“對涉案企業合規計劃的可行性、有效性與全面性進行評估”。雙重審查標準中的“合規計劃有效性”五要素（完備性、真實性、持續性、獨立性、懲戒性），可以直接轉化為第三方評估的具體指標體系；“法益侵害結果可避免性”的判斷，則可以為第三方組織分析涉案行為的成因、評估合規計劃是否能夠有效預防類似行為提供分析框架。[31]

最后，雙重審查標準與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指導制度可以形成良性互動。 截至2024年底，人民法院案例庫已收錄涉及企業合規的參考案例40余件，最高人民檢察院已發布五批企業合規典型案例共計30件。這些案例為雙重審查標準的司法適用提供了豐富的實踐素材。建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進一步總結實踐經驗，適時出臺司法解釋，將雙重審查標準明確為刑事合規出罪的一般性裁判規則，以統一司法適用標準。

五、相關案例的深度分析

為進一步論證雙重審查標準的實踐可行性，本節選取三個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進行深度分析。

（一）最高檢第二批企業合規典型案例：張家港S公司、雎某某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案

基本案情： 張家港S公司是一家從事五金工具銷售的小微企業。2018年至2019年，該公司法定代表人雎某某從外地購進一批標注“某知名品牌”的五金工具，在明知系假冒產品的情況下仍對外銷售，銷售金額共計人民幣15萬余元。案發后，雎某某主動投案，如實供述犯罪事實，退繳全部違法所得。S公司向檢察機關提交了合規整改計劃，建立了知識產權合規管理制度，設立了合規專員崗位，開展了全員合規培訓。[32]

雙重審查標準的適用分析：

第一重審查（合規計劃有效性）： 檢察機關經審查認定，S公司的合規計劃在以下方面達到有效性標準：（1）完備性：合規計劃覆蓋了采購、倉儲、銷售全流程的知識產權審查環節；（2）真實性：檢察機關通過訪談、抽查記錄等方式驗證了合規計劃的執行情況；（3）持續性：S公司建立了季度合規審查和年度合規改進機制；（4）獨立性：考慮到S公司系小微企業，未要求設立獨立合規部門，但合規專員被賦予直接向法定代表人報告的權限；（5）懲戒性：合規計劃明確規定了違規行為的處罰措施，并已對相關責任人進行了內部處理。檢察機關據此認定S公司的合規計劃符合有效性標準。

第二重審查（法益侵害結果可避免性）： 檢察機關進一步審查認為，涉案的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行為發生在S公司建立合規計劃之前，屬于“歷史遺留問題”。S公司在建立合規計劃后，對庫存商品進行了全面排查，主動向公安機關報告了發現的假冒產品，并積極配合銷毀。檢察機關認為，S公司的合規計劃雖然無法“避免”已經發生的法益侵害結果（該結果在合規計劃建立時已經存在），但合規計劃的建立和執行有效地消除了未來發生類似結果的風險。檢察機關據此認定，本案符合“法益侵害結果輕微+合規計劃有效+再犯風險消除”的出罪條件，最終對S公司及雎某某作出不起訴決定。

評析： 本案體現了雙重審查標準在“歷史遺留問題”型案件中的適用邏輯。對于合規計劃建立前已經發生的法益侵害結果，“可避免性”標準需要作出適應性解釋——不是考察合規計劃能否避免“已發生”的結果（這顯然不可能），而是考察合規計劃能否有效消除“未來”的類似風險。本案的處理方式為“存量問題”與“增量風險”的區分提供了范例。

（二）最高檢第四批企業合規典型案例：隨州市Z公司、關某某虛開發票案

基本案情： 隨州市Z公司是一家從事建筑勞務分包的企業。2019年至2020年，該公司實際控制人關某某為降低稅負，通過中間人介紹，在沒有真實勞務交易的情況下，讓他人為Z公司虛開增值稅普通發票共計37份，票面金額合計人民幣320余萬元。案發后，關某某主動投案，Z公司補繳了全部稅款及滯納金。Z公司提交了合規整改計劃，建立了發票管理制度、財務審批流程、供應商盡職調查等機制，并聘請外部審計機構進行年度合規審計。[33]

雙重審查標準的適用分析：

第一重審查（合規計劃有效性）： 第三方評估機構對Z公司的合規計劃進行了評估，認為：（1）Z公司的合規計劃覆蓋了發票管理的各個環節，包括發票申領、開具、接收、核銷等；（2）Z公司建立了財務部門與業務部門之間的交叉審核機制，強化了內部控制；（3）Z公司對管理層和財務人員進行了專項合規培訓，全員簽署了合規承諾書；（4）Z公司建立了舉報渠道和內部調查機制。評估結論為合規計劃有效。

第二重審查（法益侵害結果可避免性）： 檢察機關重點審查了虛開發票行為的發生原因。查明的事實表明：Z公司在案發前沒有任何發票管理制度，財務人員由關某某直接管理，公司賬戶與個人賬戶混同使用，虛開發票的行為模式是“關某某口頭指示+財務人員執行”。合規計劃建立后，Z公司徹底改變了這一模式：所有發票開具均需提供真實業務憑證，財務人員有權拒絕不合規的開票請求，關某某本人也接受了合規培訓并簽署了合規承諾書。檢察機關認為，Z公司的合規計劃能夠有效避免未來類似虛開發票行為的發生，涉案的法益侵害結果屬于“可避免但已發生”的情形，由于Z公司已經通過補繳稅款等方式修復了法益侵害，結合合規整改成效，最終對Z公司及關某某作出不起訴決定。

評析： 本案與“張家港S公司案”形成對比。在S公司案中，法益侵害結果發生在合規計劃建立之前，合規計劃的作用是“消除未來風險”；在本案中，法益侵害結果發生在合規計劃建立之前，但合規計劃的建立和執行為“修復法益侵害+消除未來風險”提供了雙重保障。兩個案例共同表明：對于已經發生的法益侵害結果，合規出罪不僅要求合規計劃有效，還要求企業積極修復法益侵害（如補繳稅款、賠償損失、恢復原狀等）。

（三）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庫參考案例：某建設公司串通投標案（入庫編號：2024-03-1-169-008）

基本案情： 某建設公司在參與某市地鐵工程招標過程中，其市場部經理李某為提升中標概率，私下與其他投標單位串通投標報價，最終該建設公司以明顯高于市場價的報價中標，造成招標人多支付工程款約1200萬元。案發后，建設公司辯稱該行為系李某個人行為，公司有完善的招投標合規制度，包括投標前的合規審查、投標文件的法務審核、中標后的合規確認等流程。檢察機關經審查發現，建設公司雖然形式上建立了招投標合規制度，但該制度存在以下問題：（1）合規審查由市場部自行完成，缺乏獨立性；（2）李某作為市場部經理，同時負責投標決策和合規審查，存在利益沖突；（3）公司從未對招投標合規制度的執行情況進行過審計或檢查；（4）李某在案發前曾兩次因類似問題被舉報，公司均未作實質性處理。[34]

雙重審查標準的適用分析：

第一重審查（合規計劃有效性）： 法院經審理認為，建設公司的招投標合規制度雖然在形式上具有“完備性”，但在實質性維度上存在明顯缺陷：（1）缺乏獨立性——合規審查依附于業務部門，無法發揮制衡功能；（2）缺乏真實性——合規審查記錄顯示，所有投標項目的合規審查結論均為“通過”，從未出現“不通過”的記錄，這一“零瑕疵”現象與商業實踐的常態不符；（3）缺乏懲戒性——對于李某此前的舉報，公司未作任何處理，實際上縱容了違規行為的持續發生。法院據此認定，建設公司的合規計劃不符合有效性標準。

第二重審查（法益侵害結果可避免性）： 由于第一重審查未通過，第二重審查的適用前提已經喪失。法院直接進入責任認定環節。法院認為，建設公司雖然主張涉案行為系李某個人行為，但由于其合規計劃存在明顯缺陷，未能提供有效證據證明公司整體意志與李某個人行為之間的分離。相反，李某作為市場部經理，其行為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了公司的業務決策。由于建設公司未能阻斷單位責任歸屬，法院最終認定建設公司構成單位犯罪，判處罰金人民幣60萬元。

評析： 本案從反面印證了雙重審查標準的邏輯。當合規計劃不符合有效性標準時，企業無法援引合規出罪的抗辯。更重要的是，本案提示了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問題：合規計劃的“形式存在”不等于“實質有效”。形式上的制度完備，如果缺乏實質上的獨立運行和有效執行，反而可能成為掩蓋問題的“遮羞布”。法院在審理中關注合規計劃的“零瑕疵”現象，體現了對“紙面合規”的警惕，這一裁判思路與雙重審查標準的內在邏輯高度一致。

六、制度完善建議

基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四個方面進一步完善刑事合規出罪制度。

（一）明確雙重審查標準的法律地位

建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出臺司法解釋，將“合規計劃有效性+法益侵害結果可避免性”雙重審查標準明確為企業刑事合規出罪的一般性裁判規則。具體而言，可以在正在制定的《關于辦理涉案企業合規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中增設專門條款，規定：“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審查涉案企業合規出罪請求，應當綜合考量合規計劃的有效性和法益侵害結果的可避免性。合規計劃符合有效性標準，且涉案法益侵害結果在有效合規計劃運行下不可避免的，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或者宣告無罪。”

（二）完善合規計劃有效性的評估指標體系

建議國務院有關部門會同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分行業、分規模的企業合規計劃有效性評估指南。對于大型企業，應當強調合規機構的獨立性、合規資源的充足性、合規監督的全面性；對于中小微企業，應當采取比例原則，認可簡化合規模式，但要求其核心控制措施（如職責分離、審批流程、記錄保存）達到有效性標準。同時，應當建立合規計劃有效性評估的動態更新機制，定期修訂評估標準，使其與法律環境的變化和行業實踐的發展保持同步。

（三）細化法益侵害結果可避免性的證明規則

建議在司法解釋中明確“法益侵害結果可避免性”的證明責任分配和證明標準。證明責任分

配方面，實行“檢察機關初步證明+企業舉證”的模式；證明標準方面，企業應當達到“高度蓋然性”標準，即證明其合規計劃有效且涉案違法行為無法被合理預期地發現和阻止。同時，應當明確“不可避免”的判斷標準——以案發時行業通行的合規管理水平和企業的實際條件為基準，采取“理性管理者”標準。

（四）建立健全合規出罪的程序保障機制

建議進一步完善涉案企業合規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一是擴大第三方機制的專業人員庫，引入更多具有行業背景和實務經驗的專業人員；二是明確第三方評估報告的法律效力，規定評估報告應當作為檢察機關和法院判斷合規計劃有效性的重要依據，但司法機關保留最終審查權；三是建立第三方評估的監督和追責機制，對評估失實、評估舞弊等行為依法追究責任。此外，應當強化合規考察期的司法監督，賦予法院在合規考察期內的監督權和審查權，避免合規出罪程序完全由檢察機關單方主導可能產生的不透明問題。

七、結論

企業刑事合規出罪制度的法治化完善，亟需清晰的法理基礎與方法論指引。行為無價值論與結果無價值論在刑事違法性判斷中的辯證統一，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理論資源。本文提出的“合規計劃有效性+法益侵害結果可避免性”雙重審查標準，將行為無價值對規范忠誠的要求與結果無價值對法益保護的關注有機結合，既避免了單純強調合規計劃形式的“紙面合規”陷阱，也防止了單純以結果為導向的“客觀歸責”傾向。

在此基礎上，“形式違法—實質違法—責任認定”三層辯證邏輯體系進一步明確了刑事違法性判斷的完整結構：形式違法堅守罪刑法定，為入罪提供前提；實質違法以法益侵害為核心，為出罪提供依據；主客觀要素耦合確保責任認定的精準性。三層邏輯相互支撐，共同實現了“入罪合法、出罪合理、責任精準”的制度目標。

通過對最高人民檢察院典型案例和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庫參考案例的實證分析，雙重審查標準的可操作性得到了初步驗證。無論是“張家港S公司案”中合規計劃對“歷史遺留問題”的化解，還是“隨州Z公司案”中“修復法益侵害+消除未來風險”的雙重保障，抑或是“某建設公司串通投標案”中形式合規與實質合規的區分，均表明雙重審查標準能夠為司法機關提供清晰的分析框架，有助于統一裁判尺度、規范自由裁量權。

當然，刑事合規出罪制度的完善不僅僅是理論問題，更是一個系統工程。未來還需要在立法層面明確合規出罪的法律依據，在司法層面統一審查標準和證明規則，在實踐層面加強第三方評估機制的專業性和獨立性。唯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制度與操作相配套，刑事合規出罪才能真正實現其制度初衷——既有效懲治和預防企業犯罪，又避免過度刑事化對企業合法經營的不當干擾。雙重審查標準的提出，旨在為這一目標的實現提供可操作的路徑。期待這一標準能夠在未來的司法實踐中得到檢驗和完善，為推動我國企業刑事合規制度的法治化、規范化發展貢獻力量。

參考文獻：

[1] 最高人民檢察院. 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點工作情況報告[R]. 北京: 最高人民檢察院, 2024: 5-7.

[2] 孫國祥. 企業合規不起訴制度的反思與完善[J]. 法學家, 2022(3): 89-103.

[3] 張明楷. 行為無價值論與結果無價值論[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 23-25.

[4] 陳興良. 刑法教義學中的形式違法性與實質違法性[J]. 中國法學, 2020(3): 78-96.

[5] 最高人民檢察院. 企業合規典型案例（第二批）[EB/OL]. (2021-12-08)[2025-01-15]. https://www.spp.gov.cn.

[6] 黎宏. 結果無價值論研究[J]. 法學研究, 2019, 41(2): 112-129.

[7] 最高人民檢察院. 企業合規典型案例（第三批）[EB/OL]. (2022-08-22)[2025-01-15]. https://www.spp.gov.cn.

[8] 周振杰. 企業合規的刑法意義與制度構建[J]. 法學, 2021(6): 45-60.

[9] 最高人民檢察院. 企業合規典型案例（第一批）[EB/OL]. (2021-06-03)[2025-01-15]. https://www.spp.gov.cn.

[10] 勞東燕. 功能主義刑法解釋論[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9: 187-190.

[11] 李本燦. 企業合規視角下的單位犯罪歸責模式重構[J]. 比較法研究, 2020(4): 92-108.

[12] 甘肅省白銀市白銀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7)甘0402刑初140號.

[13] 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人民檢察院. 江蘇Y公司合規不起訴案辦案總結[R]. 蘇州: 吳江區人民檢察院, 2023: 12-13.

[14] 山口厚. 刑法總論[M]. 3版. 付立慶, 譯.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8: 134-138.

[15] 周光權. 行為無價值論與結果無價值論的關系辨析[J]. 中外法學, 2018, 30(5): 1165-1184.

[16] 最高人民檢察院. 企業合規典型案例（第四批）[EB/OL]. (2023-05-15)[2025-01-15]. https://www.spp.gov.cn.

[17] 廣東省深圳市人民檢察院. E公司走私普通貨物案合規審查報告[R]. 深圳: 深圳市人民檢察院, 2022: 8-10.

[18] 浙江省紹興市越城區人民檢察院. W公司污染環境案合規不起訴說理書[R]. 紹興: 越城區人民檢察院, 2023: 6-8.

[19] 山東省菏澤市牡丹區人民檢察院. L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審查報告[R]. 菏澤: 牡丹區人民檢察院, 2022: 14-16.

[20] 最高人民法院. 某證券公司合規免責案[EB/OL]. 人民法院案例庫, (2023-12-20)[2025-01-15]. https://rmfyalk.court.gov.cn.

[21]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檢察院. 某科技公司侵犯商業秘密案合規評估報告[R]. 杭州: 西湖區人民檢察院, 2023: 9-11.

[22]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檢察院. P公司商業賄賂案合規審查意見[R]. 上海: 浦東新區人民檢察院, 2023: 7-9.

[23] 福建省晉江市人民檢察院. Q公司合規不起訴案工作紀要[R]. 晉江: 晉江市人民檢察院, 2024: 5-7.

[24] 劉艷紅. 合規不起訴的適用條件與司法審查[J]. 中國刑事法雜志, 2023(2): 45-62.

[25] 陳瑞華. 企業合規基本理論[M]. 2版.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21: 256-260.

[26] 廣東省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檢察院. R公司走私普通貨物案合規考察報告[R]. 深圳: 南山區人民檢察院, 2023: 11-13.

[27] 李玉華. 企業合規與刑事訴訟制度改革[J]. 中國法學, 2020(5): 128-146.

[28] 河北省保定市蓮池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23)冀0606刑初328號.

[29] 趙恒. 單位犯罪歸責理論的反思與重構——以合規出罪為視角[J]. 法學論壇, 2023, 38(4): 87-98.

[30] 卞建林, 謝澍. 企業合規不起訴的制度定位與立法完善[J]. 中國刑事法雜志, 2022(1): 56-72.

[31] 最高人民檢察院等. 關于建立涉案企業合規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的指導意見（試行）[EB/OL]. (2021-06-03)[2025-01-15]. https://www.spp.gov.cn.

[32] 最高人民檢察院. 企業合規典型案例（第二批）[EB/OL]. (2021-12-08)[2025-01-15]. https://www.spp.gov.cn.

[33] 最高人民檢察院. 企業合規典型案例（第四批）[EB/OL]. (2023-05-15)[2025-01-15]. https://www.spp.gov.cn.

[34] 最高人民法院. 某建設公司串通投標案[EB/OL]. 人民法院案例庫, (2024-08-10)[2025-01-15]. https://rmfyalk.court.gov.cn.

（文章編輯：唐從祥，筆名唐駁虎，系中國法學會會員，研究方向：法學思想與制度、刑法學研究，注：以上內容僅提供研究學術課題探討，內容引證資料有待進一步完善修改！文章不代表任何組織與單位的學術觀點，未經允許不得轉載使用！侵權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