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銘：老蔣旗下空軍將領，背叛我黨，晚年喪家之犬

1936年12月14日清晨，西安南郊的白鹿原霧色未散，城區上空忽然傳來螺旋槳轟鳴。城墻上的衛兵抬頭，只見一架P-1偵察機掠過低空，機腹噴出黑色尾煙，這正是王叔銘駕機“援救”蔣介石的那一次嘗試。許多人不清楚，眼前這位神情慌張的飛行員，六年前還在莫斯科中央航空學院的宿舍里，和身穿列寧裝的同窗高談“世界革命”。

再往前推，1905年臘月，王叔銘出生在山東諸城一戶書香之家。祖輩希望他繼承科舉遺風，走讀書做官之路。可戰亂讓舊夢迅速破碎。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飛機這種新奇玩意兒頻頻出現在報紙上，年輕人對藍天充滿向往。1924年，黃埔軍校在廣州開張，招生簡章里那句“擇優送蘇聯深造”像磁鐵般吸住了王叔銘。家里東拼西湊路費，他趕往南粵，在第三期學生名單里寫下自己的名字。

那時國共正處“第一次合作”，不少熱血青年選擇“兩黨都報”，為的是多一條出路。王叔銘亦然。次年，他隨首批航空學員啟程赴蘇。對紅場上升起的鐮刀錘子旗，他不乏好奇，決定加入共產黨，以期獲取更多便利。酒桌上他半真半假地說過一句：“人往高處走，革命也講風向。”同行者當時只當玩笑，事后想來卻頗不是滋味。

1928年回國之際，北伐余波未息，寧漢分裂已將兩黨推向對立。王叔銘發現，自己那張印著“共產黨員”字樣的介紹信，在南京反而成了燙手山芋。為了自保，他干脆一把將信撕得粉碎，轉身求見國民黨航空委員會，聲稱“痛改前非，愿為黨國效命”。軍方初聞其來歷，先把他按賣國奸細扣了幾個月，審了個底兒掉。這段囚禁，王叔銘后來諱莫如深，只字不提。

被放出來后，他在杭州筧橋機場打雜，替航空署翻譯蘇制教材，偶爾蹭到教官的副座練習特技。無根基的技術官，一旦晉升無望，很容易被邊緣化，他的郁悶由此日益加重。直到“西安事變”爆發，他抓住了機會：自薦駕機赴陜偵察，并聲稱“若有必要，可俯沖投彈”。蔣介石聞訊大喜，親筆批示“此人可用”，一紙調令便把他帶到南京中央航校。

抗戰全面爆發后，王叔銘先后在廣德、武漢、長沙多次執行轟炸“紅區”與日本后方的任務。抗戰的大旗下，他的槍口對準日機，卻也不忘時不時把炸彈傾瀉在八路軍控制的太行山區村鎮。不少老鄉在烈焰中呼號，這些情景日后成為解放區報紙譴責“空中劊子手”的罪證。王叔銘卻在日記里寫道：“既已無回頭路，為自保，唯有徹底斬斷舊情。”

1945年抗戰勝利，國民黨握有全國空軍主導權。王叔銘的軍銜升到空軍少將，手下指揮一個轟炸機大隊，常駐南京大校場。每逢飯局，他愛向后輩吹噓“空戰三十分鐘，勝讀十年書”，可提到自己早年“紅底”，卻總是支吾。他清楚，延河里的炮聲越來越大，只能賣力表現，以求留在蔣介石的視線中。

1948年秋，濟南、錦州相繼失守，華北大勢已去。南京國防部密議將主力空軍夜遷臺灣。王叔銘跟著飛機走，一別故土。登上基隆碼頭那天，他咬著仍帶山東口音的普通話嘟囔：“遲早能再飛回去。”可島內的山風告訴他，機會已經渺茫。1950年島上空軍編號重整，新秀輩出，他被編進“航空教育司令部”，左手酒杯右手教鞭，只能給年輕飛行員講當年在蘇聯“垂尾失速”的段子。

日子一晃幾十年。1960年代初，解放軍空軍列裝米格-19，他在營區里隔著海峽看新聞照片，默不作聲。有人起哄：“老王，你不是號稱俄文頂尖嗎？這些飛機你肯定熟。”他干笑幾聲，轉身離開，背影透著顯而易見的落寞。

到了1990年代，島內政壇換血，他的黃埔履歷不再稀罕；年輕軍官更關心經濟騰飛，對那段轟炸史既陌生也無感。王叔銘的退休金還算體面，卻買不回一句故鄉話。每逢中秋，他會獨坐陽臺，看著微黃月盤浮上海峽，喃喃自問：“諸城的煎餅卷大蔥，現在是啥味兒？”

1998年深秋，臺北市立醫院傳出訃告：王叔銘因心肺功能衰竭去世，終年93歲。葬禮冷清，幾位同鄉會代表獻了花圈，隨后迅速離去。報紙簡短訃文里，把他列入“抗戰老兵”，對早年履歷只字未提。大陸新聞資料館在查詢中寫下一行注釋：“叛黨分子，生卒已明。”

有意思的是，諸城老宅的堂屋門楣原刻“忠義”二字，文化積淀深厚。可王家后人自50年代遷居臺灣后，再無人返鄉修繕，房梁早被雨水侵蝕。村里老人偶爾帶孩子路過，笑說那是“逆子屋”，小輩們卻稀里糊涂，只當傳說。

若要總結王叔銘的一生，離不開兩個字：算計。他先算黃埔能出國，后算投蔣有前途；等到敗局已定，又算著遠走海峽。算計給了他短暫的官帽，卻也截斷了歸家的路。歷史留給他的，不是勛章，而是一抔孤墳與村口鄉音的永遠缺席。

有人問：背叛是否值得？答案或許埋在臺北那方不起眼的墓碑下。如果靈魂真有知，王叔銘大概會明白：缺少信念的人，哪怕飛得再高，終歸難逃墜地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