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隨時會來，我們要居安思危才能挺過難關

當1929年10月24日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股票報價器比市場行情晚了3個小時才吐出最后一筆交易數據時，街道上攢動的人群還沒有意識到，這場被稱為“黑色星期四”的股災，不過是資本主義制度周期性危機的又一次預演。自1825年英國爆發第一次普遍經濟危機以來，近兩百年的資本主義發展史，始終沒有擺脫“繁榮-衰退-蕭條-復蘇”的周期輪回：19世紀每隔10年一次的危機震蕩，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全球性浩劫，70年代石油危機帶來的滯脹困局，2008年次貸危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乃至2020年疫情沖擊下的全球經濟停擺——這些反復出現的災難一再警示我們：經濟危機從未遠去，它是資本主義內生矛盾的必然產物，唯有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才能在浪潮襲來時守住發展的根基。

經濟危機的周期性，本質上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周期性爆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早已指出，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是危機的總根源：一方面，資本對利潤的無限追逐推動生產規模盲目擴張，另一方面，普通勞動者的購買力被壓縮在極低水平，供需失衡不斷累積，最終只能通過危機的破壞性方式強制實現暫時平衡。翻開歷史臺賬，19世紀的1836年、1847年、1857年、1873年危機無一不是生產過剩的直接產物，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中，一邊是農場主把牛奶倒入密西西比河、小麥被當作燃料焚燒，一邊是數百萬失業工人在救濟站前排起長隊，這種荒誕的反差正是矛盾尖銳化的最好注腳。即便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政府干預和金融創新也只是延后了危機的爆發，并未消除其根源：2008年次貸危機的底層邏輯，依然是底層民眾無力支付房貸，與金融機構為逐利過度擴張信貸之間的矛盾，只不過被層層包裝的金融衍生品掩蓋了真實的風險。從這個意義上說，只要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沒有解決，危機的幽靈就始終在世界經濟的上空徘徊，任何“危機已經根除”“歷史已經終結”的幻想，都不過是自欺欺人。

危機的破壞力往往超出想象，其沖擊會從經濟領域向整個社會體系全方位滲透。經濟層面，每一次危機都是對社會財富的無情洗劫：1929-1933年大蕭條期間，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下降44%，倒退至1908年的水平，國際貿易總額縮水66%，5000萬人陷入失業，美國失業率一度飆升至24.9%；2008年金融危機讓全球GDP在2009年首次出現負增長，跌幅達1.3%，全球貿易驟降10%，僅德國在2020至2025年間的經濟累計損失就接近9400億歐元。社會層面，危機總是最先沖擊弱勢群體，加劇貧富分化與社會撕裂：大蕭條時期美國自殺率達到歷史峰值，數百萬家庭失去住所，只能在城市郊區用木板和鐵皮搭建“胡佛屋”；2008年危機后，美國普通家庭的財富中位數蒸發了40%，而最富有的1%人群資產卻在救市政策中水漲船高。更值得警惕的是，危機往往會成為極端主義的溫床：30年代大蕭條直接推動德、意、日法西斯勢力上臺，最終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數億人傷亡；近年來歐美國家民粹主義抬頭、反全球化思潮泛濫，本質上也是2008年危機后社會矛盾持續激化的結果。“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如果我們對危機的破壞性缺乏足夠認知，對潛在的風險信號視而不見，就可能在猝不及防的沖擊中付出沉重代價。

事實上，危機的爆發從來不是無跡可尋，那些反復出現的預警信號，正是我們提前防范的重要依據。歷史經驗表明，失業率持續上升、國債收益率曲線倒掛、非農新增就業崗位大幅下滑、金銀比率短期內急劇飆升、股市出現無差別拋售，這些都是危機來臨前的典型征兆。2008年危機爆發前半年，美國房地產市場已經出現交易量連續下滑、次級貸款違約率攀升的信號，但監管部門卻被金融市場的虛假繁榮蒙蔽，最終釀成大禍。當然，識別信號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從歷次危機中汲取教訓，建立起抵御風險的長效機制。

歷史已經反復證明，應對全球性危機，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沒有出路，國際協調合作是唯一正確選擇。1929年大蕭條爆發后，美國率先出臺《霍利-斯穆特關稅法》，將平均關稅提升至59%的歷史高位，試圖以鄰為壑轉嫁危機，結果引發各國關稅報復，75個主要貿易國的月度進口總額在3年內縮水近一半，世界貿易體系徹底崩潰，原本可以緩解的危機最終演變為持續十年的全球性蕭條。而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正是因為G20領導人峰會機制及時升格，各國聯手推出擴張性財政政策，共同向市場注入流動性，才避免了大蕭條的重演。如今全球經濟的聯動性遠超以往，供應鏈、資本鏈、信息鏈早已將各國綁定成命運共同體，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在全球性危機中獨善其身。堅持多邊主義，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完善風險預警與應對協調機制，才能在危機來臨時形成合力，避免集體非理性的悲劇再次發生。

筑牢金融監管的防火墻，是防范危機傳導的核心抓手。1929年大蕭條的重要誘因，就是證券市場缺乏監管，內幕交易、股價操縱、投機炒作盛行，最終虛假繁榮泡沫破裂。危機過后，美國成立證券交易委員會，建立起一套嚴格的金融監管體系，才讓股市用25年時間重回危機前水平。但隨著金融創新的不斷推進，監管滯后的問題再次凸顯：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前，層層嵌套的金融衍生品已經脫離了監管視野，復雜的產品設計連專業投資者都看不清底層風險，監管部門卻依然奉行“最少的監管就是最好的監管”的自由主義邏輯，最終讓次貸風險蔓延至整個金融體系。這提醒我們，金融創新永遠不能走在監管前面，必須始終將防范系統性風險放在首位，緊跟市場變化完善監管框架，對過度投機、監管套利等行為保持高壓態勢，才能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對我們而言，居安思危更要落到實處，既要練好應對風險的內功，也要做好長期發展的規劃。短期來看，必須保持宏觀政策的穩定性與靈活性，在經濟平穩運行期預留政策空間，一旦遇到沖擊能夠及時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精準施策，穩住就業、保住市場主體；同時要引導市場主體合理配置資產，通過分散投資降低風險，重視黃金、高信用等級國債等避險資產的作用，保持充足流動性，提升對風險的抵御能力。長期來看，更要清醒地認識到，無論是短期刺激政策還是監管補丁，都只是緩解危機的治標之策，真正的治本之鑰在于持續推動科技創新與經濟結構改革。歷史上每一次走出長周期的經濟下行，靠的都是技術革命帶來的新增長點：蒸汽機革命開啟了工業時代的增長周期，電力革命把人類帶入電氣時代，信息技術革命讓全球經濟享受了數十年的紅利。如今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只有擺脫對傳統增長路徑的依賴，加大對核心技術研發的投入，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才能從根本上提升經濟的韌性，在周期波動中始終保持發展的主動權。

“明者遠見于未萌，智者避危于無形。”近兩百年的經濟危機史告訴我們，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產物，它不會因為暫時的繁榮就消失，反而會在放松警惕的時候以更猛烈的方式襲來。我們無法消除資本主義體系下的危機根源，但可以通過未雨綢繆的準備、堅實的發展基礎、完善的風險應對機制，將危機的沖擊降到最低。越是在風平浪靜的時候，越要保持底線思維，越要牢記居安思危的古訓，唯有如此，才能在任何風浪面前都站穩腳跟，守住發展的成果，贏得長遠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