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表示,伊朗正處在“極端災難”和饑餓的邊緣,而美國正指望通過經濟壓力來實現其在沖突中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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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西特在周日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采訪時,指出了他所描述的伊朗經濟嚴重惡化,并將此歸咎于伊朗領導層。
哈西特援引內部簡報稱:“他們的經濟確實正處于極端災難的邊緣。”“他們正經歷惡性通貨膨脹。他們開始面臨饑餓。”
當被問及海上封鎖——傳統上被視為戰爭行為——是否表明美國實際上已與伊朗處于戰爭狀態,盡管總統向國會做出了不同表述時,哈西特表示,他不能確定“當我們不開火而在進行談判時,戰爭的定義是什么。”
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附和了政府的立場,他在接受福克斯新聞采訪時表示,美國的反伊朗措施正在“令該政權窒息”。他強調這是一項協調的政府行動,并形容他所在部門的努力是“經濟狂怒”,這呼應了五角大樓對伊朗戰爭行動“史詩狂怒”的命名。
他補充說:“在過去的12個月里,我們一直在跑馬拉松,現在我們正朝著終點線沖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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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長期以來依賴單邊制裁來打擊外國政府,利用其對全球金融體系的影響力和美國經濟的核心地位來實施限制。
盡管美國官員經常聲稱此類措施旨在向政府官員施壓,但批評者認為,這等同于一種經濟戰形式。2025年發表在《柳葉刀-全球健康》上的一項研究估計,2010年至2021年間美國和歐盟實施的單邊制裁,每年導致約56.4萬人超額死亡。
盡管特朗普政府官員斷言對伊朗的行動取得了巨大的軍事成功,但德黑蘭并未接受美國的要求,并繼續保持著對全球能源供應關鍵通道——霍爾木茲海峽航運的控制。
據報道,美國還消耗了大量關鍵彈藥庫存,并且與那些拒絕支持此次軍事行動的傳統盟友關系緊張。美國還在應對這場危機引發的更廣泛經濟動蕩帶來的后果,這可能引發數十年來最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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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被包裝為“不射擊的戰爭”或“經濟行動”的對抗,其殘酷性正日益顯現。哈西特等人將伊朗的經濟困境描述為對方政府的失敗,卻刻意回避了一個核心問題:美國主導的、旨在“窒息”一個國家的全面制裁與封鎖,其首要且最直接的承受者,永遠是普通民眾。惡性通貨膨脹與食品短缺,意味著無數家庭購買力的崩潰與基本生存需求的難以滿足。將這種人道主義后果視為戰略成功的籌碼,其道德基礎本身就搖搖欲墜。
回顧歷史,通過極致的經濟壓力迫使一個主權國家就范的策略,成功率幾何?從古巴到委內瑞拉,再到今天的伊朗,案例顯示,這種“經濟戰”往往強化了被制裁國政府的內部管控敘事,將外部壓力轉化為凝聚民意的工具,同時將經濟困苦的責任完全外推。政權或許感受到“窒息”,但最先窒息的,通常是醫療系統里的病人、課堂上的學生以及市場上面臨物價飛升的平民。美國戰略家們所期待的“內部生變”,常常被殘酷的生存現實所壓制,演變成為更堅固的抵抗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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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華盛頓的“經濟狂怒”也正在反噬自身及其主導的國際體系。首先,將美元和全球金融支付系統“武器化”的頻率與強度不斷刷新紀錄,正在促使包括盟友在內的各國加速尋求替代方案,從本幣結算到數字貨幣探索,去美元化的暗流在制裁的轟鳴聲下愈發澎湃。這長遠來看,將侵蝕美國金融霸權的根基。
正如報道所指,美國自身的軍事儲備在消耗,與盟友的裂痕在加深。一場未能達成清晰政治目標、又無法徹底結束的消耗戰,讓美國陷入了典型的戰略困境。盟友的遲疑不僅出于對軍事冒險的謹慎,也源于對全球經濟連帶損害的恐懼。霍爾木茲海峽的航運安全關乎全球能源命脈,任何長期的、不穩定的封鎖或襲擾,都將推高全球能源價格,加劇通貨膨脹,最終觸發那“數十年來最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屆時,沒有國家能成為真正的贏家。
因此,當前的美伊僵局,更像是一場沒有贏家的“膽小鬼博弈”。伊朗經濟在懸崖邊緣掙扎,承受著人道代價;美國則消耗著戰略資源、國際信譽,并冒著引發全球系統性經濟風險的危險。將一國民眾的苦難作為談判籌碼,不僅在道義上存在嚴重瑕疵,在戰略上也堪稱短視。真正的“終點線”不應是一個政權被拖垮后留下的廢墟與仇恨,而應是通過外交智慧達成的、能夠保障地區穩定與民眾基本生存權的可持續方案。當“經濟戰”的號角吹響時,其代價早已超出了國界,成為了懸掛在全球經濟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是繼續這場危險的“沖刺”,還是為對話與緩和留下真正的空間,將是考驗各方政治智慧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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