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有人發難，讓韓先楚在兩大軍區很被動，宋清渭：不符合程序

韓先楚是新中國開國上將里非常傳奇的一位，在東北打出“旋風”之名、海南島力主盡早進攻、抗美援朝多次抵前指揮，他用諸多戰績，證明了自己的軍事能力。

建國以后，他也長期受到重用，在大軍區干了幾十年，后又回到中央任職，可謂于大風大浪中屹立不倒。

不過呢，畢竟他多年來身處高位，遭遇的沖擊還是有的，最麻煩的一次是在1974年。彼時福州、蘭州兩大軍區都暗流涌動，讓韓先楚非常被動。甚至有人采取不符合組織程序的做法，想把扣在韓先楚頭上的“帽子”坐實。

幸好，關鍵時刻，毛主席、周總理都對韓先楚施以援手，讓他轉危為安。韓先楚的兩位秘書宋清渭（88年中將，94年上將）、姚科貴（88年少將）對這段驚險往事都記憶深刻，后來在回憶錄中都有相關記述。

那么，當初針對韓先楚的“風”從何而來，最終又用什么辦法解決了呢？

一、針對之事，蓄謀已久

1974年初，在相關集團的指示下，一名新華社記者來到福建省軍區，帶領軍區機關的“造派”，將省軍區第一政委倪南山和副司令員抓了起來，給他們羅織罪名，以此來逼迫他們配合。

福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聽說后覺得太胡鬧，讓趕緊把人放了，并批評了福建省軍區里一起去的干部。

這件事被捅到中央，文g小組有的人暴跳如雷，馬上批評福州軍區和福建省委，并下達文件指責他們長期捂蓋子，必須要揭開。

名義上是批評福建現任的一眾干部，但關鍵在于“長期”這個詞。

當時福州軍區政委李志敏才來工作一年多，福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1973年末對調后才過來的，福建省委第一書記兼革委會主任原來也是韓先楚擔任，八大軍區對調后，廖志高接任了這兩個職務。

所以他們都很“新”，稱不上長期，矛頭實際指向的就是在福建工作多年的韓先楚。

因為有中央級別的人指使，福建的大街小巷開始出現對皮定均、李志民、韓先楚不利的標語，有人甚至提出要“揪”韓先楚，讓皮、李承認自己在福建省軍區事件上“站錯立場”的“錯誤”。

很快福建的地方和軍隊都出現各種聲音，一些干部在會議上說韓先楚是“死黨”。曾經擔任過韓先楚秘書的秘書宋清渭、姚科貴還在福州軍區工作，他們的回憶錄里就有相關亂象。

二、梁子早結，借題發揮

宋清渭時任29軍副政委，他曾經當眾反駁并指出三點：一是新任司令員皮定均每逢提及到韓先楚，都會稱同志，如果韓先楚真有什么問題，皮定均斷然不會如此；

二是指責最多的是韓先楚為101死黨，說韓先楚一直在幫著捂蓋子，但來來回回討論了這么多次，除了扣帽子，沒有任何實質證據，最多就是以前的一些稱贊材料。之前副主席地位那么高，誰敢說自己沒有說過吹捧的話？

三是韓先楚調動了職務，但沒有被隔離審查，他是蘭州軍區司令員，又是中央委員，福州軍區黨委怎么能直接將這種高級別干部定性為“死黨”呢，程序上不符合組織原則。

奈何宋清渭這時沒什么話語權，沒起到作用，最終福州軍區將韓先楚定性為101死黨，并起草電報上告中央。宋清渭看到電報后連忙去找有關同志，表示這樣的內容應該慎之又慎，不能這么直接草率。

但對方根本沒聽他說的，等宋清渭結束這一系列大小會議回到29軍軍部，還是收到了軍區下發的電報。

到底誰要這樣針對韓先楚呢？韓先楚另一位秘書姚科貴專門去了解過，把事情記錄在了回憶錄里。他說，這背后都是王江張姚搞得鬼。

因韓先楚一直不愿意靠緊那個集團，并多次有過爭執，對方覺得韓先楚難以“掌控”，就慫恿福州軍區、蘭州軍區的人亂搞材料。1974年正是“批林批孔”最嚴重的時候，韓先楚歷史上又跟“林”關系很深，就被拿來做文章了。

關于韓先楚跟那些人的矛盾，最嚴重的還是在九屆二中全會前后。當時很多人批評南京軍區張政委不應該留在軍隊，事情鬧得很大。

時任南京軍區司令員的許世友對這位張搭檔也沒好感，見整體氣氛如此，就安排秘書李文卿幫自己代筆寫信，附和請張政委離開軍隊的意見，準備呈給中央。

當李文卿寫好拿過來給許世友簽字時，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正巧在一起聊天，知道此事后讓許先別上交，自己也寫一封，到時一起交。

而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住在韓先楚隔壁，有天串門得知后，也寫了一封。就這樣，三封內容相近的信呈遞了上去。

按照規定，大軍區司令員有重要工作必須向軍委及中央做書面匯報，內容先交由101批閱，等他批示后再送往毛主席處。這三封信本來也不算什么大問題，主要是說及自己的意見。

但“林辦”葉主任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竟沒有往上呈遞，而是將信給扣了下來鎖在北戴河的住處，結果九一三后就壞事了。政治部把信給搜了出來，一些人就開始亂傳，說是什么“效忠信”。

雖然周總理、毛主席都認為三位大軍區司令員沒有過界，決定把事情壓下去，但韓先楚也是徹底得罪了那四個人。因此，“批林批孔”的時候，韓先楚的問題就遭到刻意放大，處境相當難受。

三、反復申訴，最終澄清

1974年3月，韓先楚在蘭州軍區也收到了“九號文件”，他想到這種事情不應該隱瞞組織，軍區黨委常委會時他就把事情說了出來，并表示自己已向中央致電說明情況。沒想到的是，常委有些人卻加以指責，要他“坦白”。

沒過多久，軍區還收到了來自福州軍區、福建地方的大字報、小字報等，有人將其轉發傳達，讓韓先楚更是被動。

最危險的是，1974年8月23日至9月10日那四個人里的王，趁著毛主席在外地養病、周總理住院治療期間，向韓先楚施壓，要求他本人承認“九號文件”是“正確的，表示擁護贊成”。

氣得韓先楚頂了回去：“你們這是逼迫。”眼見韓先楚不愿低頭，那些人持續攻擊，在一些小問題上不斷擴大化。

幸好韓先楚很得毛主席、周總理信任，他不斷寫信、發報申訴，一直找上級反映情況，這些聲音最終被兩位首長聽到。

周總理治療剛剛結束，就先電話打給蘭州軍區，說“九號文件”跟蘭州軍區無關，先遏制住了正進行的攻擊；隨后總理又指示福州軍區，直言這個定性中央絕不會接受，立即退回去。福州軍區自此不再往蘭州那邊送材料。

因為有兩位首長的保護，韓先楚得以度過最危險的風波，只是福州軍區那邊有人對他不滿，對定性事宜一直執行“拖”字訣。

關乎到聲譽的事，韓先楚特別重視，從1974年3月24日自己接到“九號文件”開始，他就給中央打電話、發報，后來一有機會他也著急申訴，算起來在幾年的時間里，韓先楚給上級反映問題、發言等有33次之多，但無論他怎么擺事實講道理，事情還是沒推動。

隨著相關集團粉碎，他再次向中央各部門寫書面報告，訴說看法，提出申請等。最終在1982年，中央致電福州軍區和福建省說九號文件是錯誤的，應予撤銷。這才還了他的清譽，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