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伊斯蘭國家總給人以“拒絕融入現代世界”的感覺｜文史宴

　　文/鷹眼荷魯斯

　　伊斯蘭世界內部其實有多種文明，土耳其的伊斯蘭跟印尼的伊斯蘭，沙特的伊斯蘭跟印度的伊斯蘭，完全不是一回事，但他們共同呈現出難以融合的特質，這其中原因頗為復雜，本文作者有長期的伊斯蘭世界生活的經驗，試圖對此進行深入地鉤稽，并且也提醒大家不要忽視伊斯蘭世界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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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歡迎轉載。

　　需要澄清的前提：保守或者開放并非一個文明的內在固有本性。伊斯蘭世界有過輝煌的開放時期，阿拉伯帝國的黃金時代（8-13世紀）曾是世界文明的燈塔；今天，從東南亞的印尼、馬來西亞，到橫跨歐亞的土耳其，再到中亞五國，乃至中國內地的穆斯林社群，都呈現出世俗化和開放趨勢。

　　我們甚至可以看到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在伊斯蘭世界日益世俗化的同時，民族主義情緒也在空前高漲——從土耳其的泛突厥主義，到哈薩克斯坦主打的千年亞歐腹地游牧文化的大復興，再到中國畏兀兒的民族意識覺醒（音樂，歌舞的傳承和創新），這些并行不悖的潮流，說明真實情況遠比簡單的“開放vs保守”的二極管要復雜。

　　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伊斯蘭文明與主流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主導的現代性框架）之間依舊有肉眼可見的摩擦依然突出。這種摩擦既源于伊斯蘭內在的特性，也與近代以來的地緣政治等諸多因素。

　　伊斯蘭文化的“低兼容性”特質

　　相較于在近代經歷了宗教改革和政教分離的基督教，伊斯蘭教在教義、律法與世俗化的關系上，呈現出一些與現代西方主流價值觀容易產生摩擦的特點。

　　伊斯蘭教的核心是“認主獨一”，其經典《古蘭經》和圣訓不僅涵蓋信仰，更涉及法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詳細規范。在傳統伊斯蘭觀念中，“宗教”與“國家”并非二元對立，而是同一整體。這種“不分離”的特性，容易被貼上“守舊”或“極端”的標簽。

　　這一點與經過宗教改革的基督教世界形成鮮明對比。基督教在近代經歷了從“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到現代政教分離制度的轉變，而伊斯蘭教內部雖然也有世俗化潮流，如土耳其的凱末爾改革，中亞地區在外力強力推進下的世俗化，但從未形成廣泛共識的政教分離的神學理論框架，宗教對生活的約束讓然剛性。

　　伊斯蘭教法對刑罰、女性權益、言論自由等方面的規定，與現代普世人權觀念中的某些條款存在沖突。例如，針對叛教、通奸的傳統處罰，在全球化時代被放大，還被阿富汗塔利班教法學家振振有詞的論證為合理合法，成為外界攻擊的顯眼的靶點。

　　需要強調的是，絕大多數穆斯林并不生活在嚴格實施沙里亞刑法的國家，教法的解釋也因地域和學派存在巨大差異。但問題是：這些中世紀的律法條文從未被正式“廢除”過，它們在教義體系中的存在本身，就為極端主義者、原教旨主義者提供了精神資源，也為外界提供了“鐵證”。

　　塔利班本身是一個過于極端的案例，不值得將所有綠色群體污名化。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在伊斯蘭世界里面，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宗教對于人日常生活的安排。就和上了發條一樣，所有人都在自動像行星圍繞著軌道旋轉一樣，遵循一整套約束。這套約束既是自律，也是他律。

　　2014年我在土耳其旅游的時候也見到了類似的場景，當時在土耳其西部公路兩側，土耳其西部其實是比較世俗和開明的區域。但是到了禮拜的點，還是有人會把車停在路邊，鋪開禮拜毯做禮拜。

　　在生活中，伊斯蘭深入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起名，一般是毛拉、鄉賢或者族中長輩，為孩子起名。起名儀式開始后，孩子父母和起名者共同商量好要給孩子取的名字，主人用便餐（一般只用包子、湯餃等三四種飯食）宴請客人。餐畢，將包裹在漂亮襁褓中的嬰兒交給起名者，起名者對著孩子的右耳念段“艾贊”（給嬰兒命名時誦讀的祈禱文），對著左耳說聲“你的名字就叫XXX”，將孩子擱在拜毯上慢慢翻幾個滾兒，然后抱起交到父親手中。這時，在座的人便向孩子表示祝賀:“你的名字就叫XXX。”

　　由于綠化，河中和塔里木盆地使用波斯語、阿拉伯語名字的情況增多，比如：穆罕默德(買汗買提、買買提為兩種不同的叫法)、伊不拉音(服從真主者)、以宗教詞語起名如：斯拉木(服從、即伊斯蘭)、伊瑪尼(信仰)、以圣母名取名如瑪力亞木(和圣母瑪利亞是同一個詞源，都來自于天啟三教的神話)等、還有以孩子出生的時間起名如：吾守爾(伊斯蘭教教歷一月)，賽盤爾(伊斯蘭教教歷二月)等。女子如：阿孜娜(星期五)等等。

　　· 易卜拉欣 - 亞伯拉罕

　　· 努哈 - 諾亞

　　· 穆薩 - 摩西

　　· 達烏德 - 大衛

　　· 蘇萊曼 - 所羅門

　　· 安優卜 - 約伯

　　· 尤努斯 - 約拿

　　· 易斯哈格 - 以撒

　　· 葉爾孤白 - 雅各

　　· 優素福 - 約瑟

　　· 伊德里斯 - 以諾

　　· 爾撒 - 耶穌

　　· 麥爾彥姆 - 瑪利亞

　　· 葉哈雅 - 約翰

　　· 宰凱里雅 - 撒迦利亞

　　· 吉卜利勒 - 加百列

　　· 米卡伊勒 - 米迦勒

　　· 阿丹 - 亞當

　　一些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共通的名字，上述一些名字在今天的河中、六城依舊常見，現在中國回族的經名很多用的就是上述名字

　　而且“綠色世界存在用經中名比用非經中的名字”更高級的觀念。

　　雖然天啟三教的名字有一些是同源的，但是基督教經過了宗教改革，新教大都存在信徒當自己牧者或者類似的概念，名字和宗教性神圣性的必然聯系其實大為減弱。但在綠色世界使用經中的名字（比如蘇萊曼，伊斯拉木之類）比使用各種本族語言的名字（比如蘇比之類的名字）更高明或者高級，這種觀念依舊是或多或少存在的。

　　對生活的諸多細節，伊斯蘭教基于自己的世界觀做了一整套細致入微的設計和解釋。比方說，嬰兒的搖籃是清真寺穹頂形狀的，人的墳墓以的墓碑也是清真寺拱頂形狀的，寓意著人一生來自于穹頂下，最終要回到穹頂下。再比如打噴嚏的時候要用手捂住口鼻，本來是出于禮貌，而且避免疾病傳播，但是解釋就是如果打噴嚏的時候手不捂住口鼻，撒旦就會飛到嘴巴里面去。

　　入睡的時候，床是東西向的，一般來說頭朝西，但腳不能朝西。墓葬也是，墓葬最好是頭朝西（麥加的方向）等等。

　　清真寺的米哈拉布都會朝向麥加的方向

　　再比如，在見到月亮的時候，有的人會情不自禁的右手放在左胸上，微微鞠躬三十度，說一句aslam alykum,altun ay（向你問好，金黃的月亮），這幾乎是一種下意識地自覺，就算不直接說見到了彎月，或者彎月和星星一起出現在天空中，人也會欣喜。

　　這種文化以柔性或者剛性的方式深入生活的所有維度，而且做了邏輯自洽的解釋，這些解釋又和亞洲干旱地帶的生產生活習俗密切相關，深度契合，給人形成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錯覺，仿佛在一望無際的亞洲內陸干旱黃土上，從來也只存在過一種信仰。

　　對于古代戰亂多發、旱災多發，綠洲面積不穩定，經濟不穩定的亞洲內陸干旱地區而言，這種生活把一個人的生老病死，從搖籃到墳墓都安排的明明白白，反而能給人以生活一定的重心。

　　這種氛圍對人的影響是耳濡目染，而且是潤物細無聲的，它會在生活的每個細節提醒你：按照群體的方式去做事，或按照群體的方式去思維。

　　這一點與東亞的儒家文明形成對比。儒家雖也是宗教，但宗教意味比較淡薄，“敬鬼神而遠之”，宗教在公共生活中往往退居私人領域。而伊斯蘭教對信徒日常生活的規訓——每日五次的禮拜、齋月的禁食-禁同房-白天滴水不沾（生病的人可以暫時不封齋，但是必須補齋）、特定的飲食禁忌、女性的著裝規范——都極為顯性。這種“顯性”和“剛性”在多元社會中，容易被視為 “視覺上的侵略性”或“不妥協”，或者容易被視為是‘自我隔離’（ghetto）。

　　比方說，在齋期一個人在工作場合，別人請他喝咖啡，他是喝還是不喝，不喝的原因解釋給別人聽，別人會怎么想？都是很具體現實的案例。

　　說到底，在整套宗教指導的生活背后，是伊斯蘭教強調“烏瑪”（Ummah，穆斯林共同體）的凝聚力。有些行為在現代背景下會讓文化圈外的人匪夷所思，比如，一些人遠離家鄉但是非常重視自己的行為，在老家人眼里的形象。

　　有一些女性在內地從事時尚或美妝類的直播，或者是單純當服裝類的模特，在某些穿著大膽的照片被傳回老家之后，老家的父母聲嘶力竭的把他們喊回來。因為老家的父母覺得這個穿衣習慣非常的違背傳統。

　　傳統意義上是不能露背，身體不能暴露太多。一般來說女性必須穿長褲，不能露出小腿，有一套很嚴格的服裝約束，父母看到自己的女兒穿成這個樣子，覺得形同失身，所以聲嘶力竭、要死要活把女兒招回。

　　強大的剛性約束，在多元化社會中容易呈現為“不肯融入”“拒絕世俗化”。

　　歷史的視角

　　理解伊斯蘭文明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不能只盯著當代，還需要回望歷史。早在一千年前，當時的輿論話語體系其實是翻轉過來的——阿拉伯世界覺得西歐過于野蠻落后。

　　比如在阿拉伯帝國的黃金時代（約8-13世紀），阿拉伯學者對拜占庭和歐洲的看法遠比我們想象的復雜。他們并非簡單地將其視為“野蠻人”，而是呈現出一種既傲慢鄙夷，又帶著隱秘羨慕的矛盾態度。

　　在阿拉伯人眼中，拜占庭是唯一能在文明程度上與之平起平坐的對手。阿拔斯王朝的宮廷翻譯運動系統性地翻譯了大量希臘哲學、醫學典籍，這本身就隱含了對拜占庭所繼承的希臘-羅馬文明遺產的高度認可。阿拉伯地理文獻對拜占庭的記述非常務實，甚至記錄邊境雙方如何通過“吊橋的升降”和“停戰協定”來管理日常沖突，允許邊貿往來。

　　相比之下，對于當時還比較落后的法蘭克等西歐諸國，阿拉伯人就沒那么客氣了。阿拉伯文獻常將西歐描繪為“寒冷之地”，居民被描述為“體格龐大、膚色蒼白、舉止粗魯沒有禮教”，甚至被戲謔為“像牲畜一樣缺乏理性”。這種描述帶有強烈的“反向東方主義”色彩——就像后來歐洲人描述東方一樣，阿拉伯人通過強調西歐的落后，來反襯伊斯蘭文明的璀璨與先進。

　　阿拉伯人的世界觀歧視鏈大致是阿拉伯>東羅馬/唐朝>印度>法蘭克>其他野蠻人。

　　繁榮開放的阿拔斯王朝的智慧宮

　　這說明文明之間的“先進”與“落后”評價，從來都是發展程度的結果。一千年前，伊斯蘭世界自信地俯視歐洲；五百年后，歐洲崛起，角色互換。今天的“伊斯蘭融入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這種歷史位置翻轉的延續。

　　目前我們看到的所謂中東的保守化，其實是中世紀以來不斷受外來文化打擊挫敗后選擇出的一條路徑，并在近代地緣政治中被“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不能說近代伊斯蘭沒有學術之光，也不能說近代伊斯蘭教沒有做過改良的嘗試。

　　實際上埃及一度是阿拉伯世界的霸主，埃及的阿茲哈爾大學是伊斯蘭世界著名的學府，承接了伊斯蘭文化現代化的火種，在近現代歷史上，埃及曾是綠色世界工業化的先鋒，埃及有第一位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阿拉伯語作家馬哈福茲，有阿拉伯世界里最早的女權運動，教育普及、公民教育普及都是走在前列。

　　不過，1970年代后的石油財富賦予了沙特前所未有的經濟權力。沙特通過援助、僑匯和投資，深度影響埃及等國的政治經濟走向。1977年至1999年，官方僑匯收入平均占埃及GDP的8.89%，其中近一半來自海灣國家。這種經濟依賴使埃及在政治上不得不顧及沙特的立場。

　　納賽爾的民族主義在1967年慘敗后破產，當薩達特的世俗化改革面臨經濟困境時，瓦哈比提供了一種“回歸傳統”的答案：失敗都是因為背離了伊斯蘭的道路，只有回到“純潔的伊斯蘭”，才能獲得拯救。

　　這種敘事在戰亂、貧困和身份危機的環境中極具吸引力。而且埃及的案例讓很多人覺得：改革的沒有什么突出成就，甚至把自己改得問題更多。而保守的即便是走極端，起碼還活下來了。而且瓦哈比因為簡單易行沒什么理論難度，所以更有利于傳播，反而大行其道。

　　冷戰期間，美國將沙特視為對抗蘇聯和激進阿拉伯民族主義的關鍵盟友。海灣戰爭后，美國對沙特的軍事保護進一步鞏固了這種關系。而埃及雖然也轉向親美，但失去了蘇聯的支撐后，其戰略分量已無法與沙特匹敵。

　　埃及與沙特的此消彼長，說明中東地區的保守化，是近代以來外部打擊、內部挫敗、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沙特成為阿拉伯世界的中心，不能說是瓦哈比主義代表了伊斯蘭文明的“正確方向”，而是因為石油美元、冷戰地緣政治、1967年戰爭的沖擊、以及一系列歷史偶然性的共同作用。這是一種歷史的“劣幣驅逐良幣”——不是因為“劣幣”更好，而是因為它恰好占據了資源和權力的優勢。

　　在歷史上，沙特其實是阿拉伯世界中缺乏文化、粗鄙少文的那一脈。結果現在沙特儼然因為內部和外部的原因，成為了阿拉伯世界的中樞。而沙特支持和奉行的其實是瓦哈比派。

　　當溫和的現代主義改革屢屢受挫于外部干預和內部保守勢力的夾擊，激進主義反而獲得了生存空間。

　　其他的催化劑

　　伊斯蘭文化的內在特質提供了沖突的“土壤”，當代的外部因素則是導致其“招黑”最直接的催化劑。

　　從911的悲劇場景，到基地組織到ISIS，這些極端勢力打著伊斯蘭教的旗號，實施恐怖襲擊、斬首人質、摧毀古跡。這些行為其實收到了許多穆斯林學者的譴責（ISIS的暴行被全球60多個伊斯蘭國家共同譴責），但在大眾傳播中，“伊斯蘭國”這個名字本身就把宗教和恐怖主義綁在了一起。（大司馬按：巴勒斯坦對以色列的恐襲好像譴責的伊斯蘭國家不多，在信息化時代其倫理有所倒退。）

　　這里有一個關鍵：極端主義者確實從伊斯蘭傳統中提取了某些元素（如“圣戰”概念、沙里亞法的極端解讀）來合法化自己的行為，這使得伊斯蘭教比其他宗教更容易被“劫持”。基督教也有十字軍東征的暴力歷史，但經過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基督教內部已經形成了相對成熟的批判自我傳統的機制；而伊斯蘭教在這方面有改良但是缺乏向基督教那樣的自我反思。

　　在討論上述困境的同時，必須強調：伊斯蘭文明的實際情況遠比外界刻板印象復雜得多。

　　比如土耳其的伊斯蘭實踐與沙特阿拉伯截然不同，甚至土耳其內部，從西到東都是不同的景象；印尼的伊斯蘭教深受本土佛教、印度教傳統影響，形成了獨特的“努山塔拉伊斯蘭”；中國內地的伊斯蘭文化在數百年的融合中，已經高度中國化——中國東部的回族年輕一代乃至畏兀兒，不吃豬肉更多成為了生活習慣和個人選擇，而非自我隔絕的民族邊界。印度的伊斯蘭文化則深受印度教影響，呈現出鮮明的南亞特色。這些事實表明，伊斯蘭文明并非鐵板一塊，其與不同文化的融合能力遠比外界想象的更強。

　　雖然主流媒體很少報道，但伊斯蘭世界內部一直存在改革的聲音。“伊斯蘭現代主義”思潮自19世紀以來從未斷絕，主張通過重新解讀經典來適應現代性。今天，從摩洛哥到馬來西亞，都有女性宗教學者在重新詮釋《古蘭經》中關于女性地位的經文；有年輕穆斯林在社交媒體上挑戰傳統權威；有“進步穆斯林”運動在倡導同性戀權利和宗教多元主義。這些聲音雖然在保守勢力壓制下生存艱難，但從未消失。

　　而且，在這一過程中，由于缺乏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現代文化輸出平臺（如流行音樂、電影、社交媒體巨頭），伊斯蘭世界很難向外界展示其日常的、溫和的、充滿人文關懷的一面。外界看到的往往是沖突、黑袍和廢墟，而非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穆斯林的平靜生活。

　　印尼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國際社會對印尼伊斯蘭文化的了解少之又少；再比如，土耳其內部的人文景觀差異巨大，東部的很多人則是棕皮膚，棕瞳孔，黑頭發，長相更亞洲；服飾上戴頭巾，衣著保守，穿著的衣服要用要很長的裙子蓋住腳，然后裙子下面還要穿褲子，手是不露出小臂的。

　　但是，土耳其西部的人群長相非常歐洲，很多人肉眼可見的具有斯拉夫或者南歐的血統，很多人應該就是以前的希臘裔或者巴爾干后裔，白皮膚金頭發。

　　土耳其的電視劇近年來在中東、中亞，中國新疆和巴爾干地區廣受歡迎，但在歐美主流市場影響力有限。這種“文化逆差”，使得伊斯蘭世界在全球話語體系中長期處于“被定義”的位置。

　　總結

　　回到主題：伊斯蘭文明為何“很難”融入其他文化？

　　從內在看，伊斯蘭教政教合一的歷史傳統、教義對信徒生活的剛性規訓，伊斯蘭教相較于基督教，在語言詞匯、宗教改革、政教分離、自我批判機制等方面，確實有前現代性。

　　從外部角度看，在整體世界軍事斗爭中的失敗，地緣政治的困境，讓他們長期處于“準備拔刀出鞘”的狀態，外部影響下的內部選擇又讓瓦哈比勝出。

　　文化傳播的弱勢，同樣在制造和強化這種“難以融入”的印象。

　　但是有一點需要強調：伊斯蘭文明從未停止變化。一千年前，它曾是世界的文明燈塔；今天，它正經歷痛苦的轉型。

　　土耳其的世俗化、東南亞伊斯蘭的本土化融合、中國伊斯蘭的在地化實踐，都在證明：伊斯蘭文明的演進遠比二極管想象的豐富和復雜。

　　不談宏大敘事，回到主題：由于受挫，伊斯蘭世界覺得自己的天命被篡奪被中斷，所以這個文明整體呈現出保守態勢，所以在具體的日常接觸中（不特指國內），會表現出一些強制性和剛性。比如看到不halal的行為就暴跳如雷乃至干預。

　　這套剛性對很多人來說難以接受，也是伊斯蘭世界必須逾越的精神障礙，畢竟歷經了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工業革命、全球化，其實在世界范圍內很多傳統前現代的觀念已經沒落了。

　　也許可以說中國是一個原子化社會，在這種原子化社會下，每個人可以去選擇自己的文化取向和文化偏好，可以選擇接近、反對乃至敵視某一種文化和亞文化，但這是每個人的自由。

　　打個比方，現代的不列顛街頭，當一種文明手捧“圣經”“真理”，像道德警察一樣禁止別人吃豬肉，那么這到底算文明呢，還是算野蠻呢？

　　我把這個事情講給貴州的布依族朋友聽，他們的第一反應是怎么這么野蠻？

　　你用這一套來約束自己，這是信仰。但是你拿這一套來管別人，這是政治。把自己的信仰和控制人的政治混為一談，這也是招人反感的很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