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聊齋】危機四伏，“錢荒”為何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文│尹伯

金融是社會經濟的核心，金融危機則是社會經濟波動的重要根源。荷蘭郁金香事件、英國南海泡沫、法國約翰勞事件，在此過程中，影響工商企業、各個人的地位、生活方式、文化的價值和理想，使整個社會的規模下沉，金融危機的發生令人談之色變。

本期《金史聊齋》邀請了四位專家學者展開跨時空對話，從全球視野、近代中國經驗、銀行制度演進及互聯網金融監管等角度切入，回望歷史中的應對得失，以史為鑒，重審危機，或為當下筑牢金融安全防線提供有益鏡鑒。

風起于青萍之末

主持人：

首先非常歡迎四位專家做客《金史聊齋》，對于金融危機的研究很多，但是歷史上的危機發生仍如常，而且還呈周期出現。金融危機到底是一種什么現象，具體怎么形成的，是否有規律可循？

1929年美國 股災，亦稱“華爾街崩盤”，是20世紀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之一。

城山智子（日本東京大學教授）：美國經濟學者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 CHARLES P. KINDLEBERGER）在《瘋狂、驚恐和崩潰——金融危機史》指出，“一種資產或一系列資產價格在一個連續過程中的急劇上漲，初始的價格上漲使人們產生價格會進一步上漲的預期，從而吸引新的買者。隨著價格的上漲，常常是預期的逆轉和價格的暴跌，由此通常導致金融危機。”在人類的歷史上，金融危機曾多次發生。現代金融危機的特征是人們基于經濟未來將更加悲觀的預期，整個區域內貨幣幣值出現較大幅度的貶值，經濟總量與經濟規模出現較大幅度的縮減，經濟增長受到打擊，往往伴隨著企業大量倒閉的現象，失業率提高，社會普遍的經濟蕭條，有時候甚至伴隨著社會動蕩或國家政治層面的動蕩。當然，對金融機構如銀行以及房地產等的影響首當其沖，近代中國就發生過多次金融危機。

蘭日旭（中央財經大學教授）：說起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金融危機，準確的說是金融風潮（以下同），據史料記載，從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109年間，除了在某個城市或某一地區內發生的小規模金融風潮外，影響較大、范圍廣泛的大約有25次。每次風潮的情況不同，原因各異，其中有6次主要集中在票號、錢莊等傳統金融機構領域，金融機構有效內部調控范疇，1900年庚子事變票號陷入群體崩潰，有3次是因戰爭引發股市、貨幣性風潮。在地域上，絕大部分金融風潮首先從上海爆發，然后延伸到全國各地。

民國金融風潮時上海市民爭相擠兌

張秀莉（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明清時期，金融風潮的主體是票號、錢莊等傳統金融機構為主，民國以后，中國金融風潮的主體由傳統金融機構向新式金融業轉變，銀行業在所難免。為了最大限度降低金融危機對銀行的沖擊，近代銀行在制度建設上有很多創舉，比如銀行倉庫建設。

20世紀20年代，由于征信調查業務尚不發達，銀行的貸款多以實物作抵押，以存倉庫的商品棧單為憑證。當時的工商業者為加快資金周轉，大多臨時向銀行做押匯或抵押借款，這樣銀行與倉儲業發生了聯系，但倉庫開具假棧單騙取銀行貸款之事時有發生，這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有鑒于此，談荔孫為了使大陸銀行的抵押借款得到保障，經過詳細研究，決定以自建倉庫的方式投資倉儲業，以經營倉庫業務作為開展大陸銀行投放業務的重要環節。倉庫不僅作為金融機構抵押放款業務的構成部分，有效保障了放款的安全性，而且經營督理商業倉庫的業務內容，吸收一般的商品存放，并成為金融機構盈利來源之一。

伍旭川（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互聯網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以上各位分別從金融危機的定義，我們國家近代歷史上發生的金融風潮以及近代銀行為防范危機的倉庫制度建設來說明，歷史上金融危機的發生總是不期而至，回看歷史，對于現代的金融有很好的借鑒意義。隨著時代的發展，金融危機的發生涉及面更廣，也更國際化，尤其是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對于金融帶來的影響。近年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普及，不但改變了傳統金融行業的運作模式，同時還創造了新的金融服務方式，催生了新的金融服務業態——互聯網金融。互聯網金融是傳統金融機構與互聯網企業利用互聯網和信息技術實現資金融通、支付、投資和信息中介服務的新型金融業務模式。它在實現業務更便利的同時，也催生了一些新的問題，如果不嚴加監管，會導致新時代的金融危機。

防患于風險未然

主持人：

我們無法消除危機，但我們可以通過對危機的研究，提升對未來經濟發展過程的預測能力，進而達到降低危機的危害程度。要降低和防范金融危機，我們既要對當前的實際加以分析和研究，也有必要對歷史上發生的、特別是中國近代的金融風潮加以研究。那么，在歷史上，對于金融危機的防范和治理，有什么好的措施呢？

民國銀行職員們忙著應對金融風潮

蘭日旭（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金融危機的整體防范和治理，大的來說是一個政府行為。中國近代發生了25次較大規模的金融風潮，在這些風潮的防范和治理中，歷屆政府經歷了一個由盲目放任到自覺干預、防范和補救的認知過程。風潮暴發前的事前防范，政府主動制定預防措施的極少；事中治理，歷屆政府多能從自身利益和風潮危害程度等入手加以有效干預，在提供流動性資金、挽救金融組織等方面起到化解市場失靈的效果；事后補救，政府對危機造成的危害所推行的制度化措施存在一定的滯后性，但其措施確實能夠為后續的社會經濟發展、金融行為規范等起到明顯的防范效果。

近代，金融風潮中的事前防范很難做到，比如受外力沖擊而引發的1900年、1903年及1908年三次金融風潮，清政府難以在事前加以必要的防范，而事后受其影響的金融組織亦能很快從局勢的漸趨穩定中恢復。庚子事變引爆的票號整體性倒閉風潮根源于清政府的垮臺，使山西23家票號在短短的幾年之內倒閉、清理的只剩下4家。之后上臺的北洋政府因財政危機而過度向中國、交通銀行透支，引爆1916年、1921年兩次中交擠兌風潮，本身就因政府自身因素引起，自然無從防范和治理。至于事中治理，從晚清到民國間的歷屆政府在歷次金融風潮，經歷了一個盲目的放任到主動參與的過程。如1921年濫設交易所，在缺乏錢莊、銀行等參與的情況下，很快難以為繼，終于演化成為一場席卷全國的信交風潮，在風潮爆發后，大批交易所和信托公司倒閉，政府在事前沒有防范的情況下，后與錢莊、銀行公會合作，以及與外國租界地展開商議，對非法經營的交易所進行嚴查，只有通過審核的交易所才能繼續經營等措施，信交風潮才得以平息。

與風潮爆發后政府多方參與事中救治相比，風潮平息后政府是否進行積極進行補救措施，形成一些制度化的成果。1883年上海金融風潮引發的錢莊倒閉及流動性問題，政府出臺了一些臨時性措施來規范錢莊的行為，比如上海道臺下令處罰那些破產逃債的錢莊，并通過規范破產的錢莊行為，隨后爆發的幾次金融風潮基本上是跟票號、錢莊等傳統金融機構撤莊、倒閉相聯系，由于它們在中國的銀行設立中并未響應政府要求參與的呼聲，在風潮平息后也基本依靠自身的力量恢復經營業務。1903年中國通商銀行偽造紙幣風潮平息后，盛宣懷利用銀行創辦大臣的身份加大了監管制度建設，并憑借天津、鎮江等分行虧折案，開始從總董中遴選出二人為辦事董事，駐行負責銀行業務，以加強銀行監督的效果。這個雖然是銀行內部的制度建設，但因盛宣懷的官方身份，也有事后補救的意思。

信交風潮后市場一片冷寂，交易所里冷冷清清

張秀莉（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剛才蘭教授是從政府管理的角度來說，我從內外兩個方面來分析，金融風潮可以從外部監督和內部監督來防范。外部監督，從政府、行業組織和社會的監督主體來防治。政府防范，一般可以從風潮爆發前的事前信息披露和監管、爆發后的事中應對措施和風潮平息后的事后補救等過程體現出來。內部監督，主要是從金融組織內部控制來實現風潮的防范和治理。

金融組織內部控制，是最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例如作為一家銀行，內控就一定要嚴格。比如以穩健經營而著稱的民國大陸銀行，自建倉庫，在滬行，京、津、滬、漢等大商埠建立分行及倉庫，之后漢、青、湘等行均有倉庫設立，大陸銀行旗下的倉庫最鼎盛的時期達到八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天津行倉庫以及上海行倉庫。

倉庫的設立真能避免損失嗎？我們來看發生在1927年的天津“協和貿易公司倒閉案”，大陸銀行對于自營倉庫業務的重視使得它成為中唯一未受損失的放款銀行。案件其實很典型，以假貨單抵押貨物在多家銀行貸款，最終資不抵債，案發時多加銀行貸款受損，這場轟動全國的詐騙案中，大陸銀行因為談荔孫的警覺提早收回貸款而得以免受損失。協和貿易公司的倒閉，使金融界為之一震，由協和貿易公司的遭遇可以看出自營倉庫存放抵押品對于保障放款安全的重要性，改變了銀行家對于自辦倉庫的態度，金融倉庫業務迅速推廣。這件事也讓談荔孫意識到獨立經營倉庫的重要性，開始大力發展倉庫業務。

錢莊銀號門口擠兌的人群

城山智子（日本東京大學教授）：金融危機的防治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現在都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試想如果能很好的預判和解決，就不會一次次成為危機。現在的社會結構及分工更復雜，在危機的防治方面也就更困難。比如美國“次貸危機”是從2006年春季開始逐步顯現的，2007年8月開始席卷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但最初它是因地產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迫使投資基金關閉，而后股市劇烈震蕩，全球主要金融市場出現流動性不足。

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危機密切關系也發生在1930年代的上海，我們回頭看看它的形成和發生，和現在的危機從原理上是何其相似。從19世紀中期開始，外國租界的人身安全和普遍的穩定性，很多外國人以及中國人意識到那里存在巨大的投資機遇，因此產生了新的制度和組織以便利房地產的交易。最為重要的是，對于地產價值的信任在上海的金融組織中非常普遍。無論是外國還是中國的銀行都歡迎用位于租界的土地進行抵押。高度商業化的地產推高了貨幣價格，這時，又恰逢1929年10月至1931年8月，上海從海外和中國國內匯集了大量的白銀。由于積累的資金中的大部分投資于房地產，土地價格上漲，信貸擴張。這種非同尋常的房地產投機的繁榮成為上海經濟的種威脅。從1931年9月開始，很多國家的政府進行貨幣貶值以試圖促進經濟。隨著國際銀價的升高， 大量白銀開始從中國撤離。當中國的經濟陷入到嚴重的通貨緊縮的時候，房地產泡沫破裂了，危機也產生了。

國民政府時期在銀行門口擠兌搶購黃金的市民

伍旭川（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互聯網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是的，金融危機是一個逐漸累積形成的過程，以往的經驗給了我們很多經驗教訓。對于金融危機的產生和防治，我國在當前更加復雜的金融環境中更應關注新的情況，比如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在經過了萌芽、起步階段后，2012—2014互聯網金融迎來了快速發展，以傳統金融機構和互聯網企業加速布局互聯網金融不同業態為主要標志，P2P模式，股權眾籌近年來互聯網金融行業快速擴張，其主要業態包括出的行業股權眾籌模式和第三方支付。經過互聯網金融一段時期的快速發展，一些風險問題逐漸積累和暴露，也為了預防引起金融事件，規范發展互聯網金融成為行業發展的主調，自2015年開始，互聯網金融迎來了規范發展階段，人民銀行等十部委聯合發布《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

啟示于當世金融

主持人：

從上述討論可看出，金融危機的破壞性是巨大的，預測和防治也有困難。但是，金融為百業之首，是經濟穩定的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早在2017年時就強調“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要做好金融工作維護金融安全”。我們此次探討金融危機，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當今。那么各位認為對于金融危機的研究，于當今的中國有什么啟示？

伍旭川（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互聯網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我認為要充分認識金融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實把維護金融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實實把金融工作做好。在當今的新形勢下，互聯網金融時代，在健全監管制度的同時，可以考慮鼓勵傳統的專業金融機構進入互聯網金融行業，借助互聯網技術，開始新形態業務，提升服務能力。

傳統金融機構模式在互聯網時代仍具有優勢。傳統金融機構資金實力雄厚，認知和誠信，基礎設施完善，線下 網點分布健全。傳統金融機構除提供存貸業務、財富存管業務和為支付結算提供媒介外，還為社會提供流動性保險，支持正常經濟活動。金融業務的開展需要專業人士的專業知識與判斷，傳統金融業的風險控制技術是信息技術無法完全替代的。商業銀行利用互聯網金融模式，可以深度整合互聯網技術與銀行核心業務，提升客戶服務質量，拓展服務渠道，提高業務水平，適應互聯網金融模式給傳統金融格局帶來的沖擊，獲得新發展。結合自身比較優勢，在支持、服務實體經濟的同時，創造經濟和社會價值。

張秀莉（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當今金融穩定的基礎是金融機構的穩健經營和風險控制意識，歷史上往往和現今的很多類似。比如金城銀行的金融倉庫建設，就是為了減少金融機構抵押放款的風險，拓展金融業務。在近代中國，有一些企業為了獲得銀行的貸款，和一些冒牌貨棧串通作弊，用冒牌貨棧開出的虛假棧單向銀行抵押，當獲得貸款開展業務并進展順利時，這些企業可能按時歸還貸款本息而不留痕跡。當業務開展不順利時，這些企業往往卷款而逃，這和當代金融機構很多情況很雷同。

當前形勢下，銀行業辦理倉儲業務，不僅為企業商品流轉提供優質服務，也可將商品流通和資金融通活動結合為一體，加速資金和物資的運動。從減少銀行壞賬，提高放款安全性的角度而言，銀行經營倉儲業和抵押貸款、押匯業務結合有利于加速資金周轉，保證貸款安全。企業如以實物抵押，貨物存入銀行倉庫，取得棧單，憑棧單向銀行貸款，棧單還可以流通轉讓，這樣既加速了資金周轉又可保證資金安全。同時銀行業也要大力開展押匯業務，使物資發運、存儲和結算資金、銀行貸款緊密結合起來，有利于銀行掌握結算資金的主動權，對于減少相互拖欠和“三角債”，加速結算資金周轉起到積極的作用。

城山智子（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對于金融危機的啟示，我想說，當今中國房地產信貸的過度擴張，會加深作為貸方的金融企業和作為借方的企業的危機，當土地價格的暴跌，導致信用危機，進一步加重就是金融危機，所以說，以房地產作為動力的機制產生了一種惡性循環。

我們剛才說到上海1930年代的地產危機，直到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之前，上海的金融機構和工會企業都在尋找復興房地產市場的方法。結果，只是戰爭爆發后隨著難民大量涌入租界，租金再次提高，這一問題被解決，但這是一個特殊事件引起的結果。當今，如果有危機發生，會是很難解決的。1985年日本為了解決貿易摩擦，簽署了廣場協議，導致日本出口產業國際競爭力迅速下降。面對經濟蕭條，日本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銀行發放大量貸款，最終導致了房地產泡沫的產生。從1990年初，日本股市開始下跌，繼而房地產開始走低。金融機構對于房地產的不良貸款不斷積累，融資能力大為降低，影響了實體經濟的設備投資。泡沫經濟崩潰之后，日本經濟陷入長期的不景氣狀態，被稱為“失去的二十年”，對當今的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鑒和啟示。

蘭日旭（中央財經大學教授）：中國近代金融風潮是金融史研究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已經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關注，發表了一大批論著。 從以往的研究成果來看，有關中國近代金融風潮的研究多集中于梳理相關史實，探討某一次或幾次金融風潮頻發的原因、過程、影響及其應對機制等方面，從金融機構的視角和房地產視角都比較少，此次聽了上述兩位的論述，對于我們有很多啟發。 金融危機是一個大的系統工程，涉及面非常廣，影響也非常廣泛，對社會各個方面的打擊都很大，所以要能全面的研究就需要以不同的視角和方向來進行。

以史為鑒，也是我們研究的初衷和目的，我通過梳理近代歷屆政府在金融風潮中的事前防范、事中治理與事后補救措施，以從中總結金融風潮治理中的政府作用，但是實際上當時政府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當今我們國家在政府金融管理上已經有非常成熟和有效的手段。近年來互聯網金融行業的發展長期處于“缺門檻、缺規則、缺監管”的狀態中，行業風險已有一定累積，P2P理財平臺倒閉和跑路等事件頻發，早年涉案規模高達500多億的“e租寶”事件被明確定性為非法集資。近幾年在各個部門的聯合規范管理下，許多有風險的平臺相繼爆出，是事前防范與事中治理的很好范例。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