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爆發前的伊朗，人們對世界充滿好奇

作者 | 侯楊方

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歷史將會如何描述2026年美以兩國和伊朗的戰爭？回望伊朗這片土地的歷史，它見過太多的帝國，它比任何人都知道強權的結局。

“伊朗”這個名字，在古波斯語中即是“雅利安人之地”（ērān），直接源于“Arya”（雅利安）一詞。公元前2000年至前1600年間，一支操印歐語系語言的游牧民族從歐亞草原的中亞部分南下，經里海東側草原越過科佩特山脈，進入伊朗高原——他們駕馭馬車，熟練使用青銅武器，帶來了一種嶄新的軍事技術和宇宙觀。這便是伊朗民族最初的祖先。

在伊朗旅行，你會很快感受到這種血統的自豪感并非虛言。從德黑蘭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到設拉子街頭的大學生，伊朗人極少以“穆斯林”自我介紹，而往往先說“我是波斯人”或“我是雅利安人”。這種身份認同越過宗教，直抵更古老的民族基因。一個被阿拉伯征服、被突厥統治、被蒙古蹂躪的民族，卻奇跡般地保存了自己的語言、文學與文化自尊，其根源，正在于這種對古代榮耀近乎執念的認同。

△蘇薩，今天的伊朗胡齊斯坦省。（圖/視覺中國）

雅利安人進入伊朗高原后，與原住民埃蘭（Elam）文明發生了長達千年的融合。蘇薩（Susa）是這一融合的地理中心，這座城市在今天伊朗胡齊斯坦省，已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蘇薩的考古層位是文明疊層的絕佳樣本：最底層是公元前4000年的史前聚落，往上依次是埃蘭、阿契美尼德、塞琉古、帕提亞與薩珊的文化堆積，如同一部用泥土書寫的史書，將波斯文明的多元起源呈現得清晰可辨。

2017年2月，我抵達扎博勒（Zabol），公路兩旁密布地堡，這里是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三國相鄰的俾路支斯坦地區，邊防形勢嚴峻。

這座位于伊朗東南角、錫斯坦盆地邊緣的城市，罕有外來游客，卻在我心中有著特殊的歷史分量。一千三百年前，正是在這片錫斯坦的荒漠邊緣，唐帝國設立了一個名為“波斯都督府”的羈縻機構，將一位喪國王子供奉為都督，以這片千里之外的黃沙，象征性地延續著一個已經覆滅的偉大王朝。

△錫斯坦地區廢棄的村莊。（圖/視覺中國）

薩珊波斯的末代王子俾路斯（Peroz III）在阿拉伯大軍橫掃兩河流域后一路東逃，經木鹿（今土庫曼斯坦馬雷）輾轉抵達唐朝，向長安宮廷求援。唐高宗在661年前后正式設立波斯都督府，其治所疾陵城大約在今扎博勒（錫斯坦-俾路支斯坦省）一帶，授俾路斯為都督，給予庇護與名義支持。這是人類歷史上最遙遠的政治流亡之一——一個波斯王子，帶著帝國的殘夢，在絲綢之路的盡頭，依靠一個東方大國的恩典茍延殘喘，最終客死長安。他的兒子泥涅師在長安成為唐廷的客卿，手持唐朝官印，永遠回不去那片祖先建國的土地。

扎博勒的今日，街頭塵土飛揚，摩托車穿梭于市場與清真寺之間，操俾路支語的人們與操波斯語的伊朗人混居在一起，這座城市有一種邊疆的粗糲感。我沒有找到任何都督府的遺址——那本就是唐朝的一個政治符號而非實體建設，但歷史的重量依然真實地壓在這片土地上。正是從這里，我開始了一段向西穿越伊朗高原的旅行，沿途所見，是一部用石頭、浮雕與人情寫就的文明史。

從扎博勒向西行駛數百公里，翻越克爾曼的荒漠高原，再穿過法爾斯省綠意漸生的山谷，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出現在馬爾夫達什特平原的邊緣。這是旅途中最令我震撼的一刻。大流士一世于公元前518年命人在一片天然巖臺上破土動工，后經薛西斯一世、阿爾塔薛西斯一世相繼擴建，歷時逾百年，建成了這座專為禮儀慶典而存在的神圣都城。

△波斯波利斯遺址。（圖/侯楊方 攝）

波斯波利斯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0—前330）的禮儀首都，已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這座城市從未以商業或軍事為主要功能，它存在的意義只有一個：宣示帝國的秩序與威儀。每年春分時節的新年慶典（諾魯孜節），來自帝國二十三個行省的使節——米底人、埃蘭人、巴比倫人、埃及人、斯基泰人、印度人——都要攜帶本邦貢品來朝，經由“萬國之門”進入這座神圣的高臺之城。這一場景被精心鐫刻在宮殿階梯兩側綿延數十米的浮雕上，至今清晰可辨。

站在百柱廳（Hall of Hundred Columns）的石基上，望著密密排布的柱礎殘跡，一種對已逝宏大建筑的惋惜與敬畏同時襲來。最令人動容的是那些浮雕細節：每一位使節都被雕刻得神態各異，發型、服飾、所獻貢物因民族而異。波斯工匠以極大的耐心與平等之心，記錄下那個多元帝國的面貌。這與同時期亞述帝國對被征服民族的殘酷描繪形成了鮮明對比——波斯人引以為傲的，正是居魯士大帝確立的寬容原則：各民族保留自己的神祇、法律與習俗，帝國只要求秩序與貢賦。

△波斯波利斯的百柱廳。（圖/侯楊方 攝）

公元前330年，亞歷山大大帝縱火焚燒了波斯波利斯。伊朗人對這段歷史的情感極為復雜：亞歷山大在西方是“大帝”，在伊朗傳統敘事里卻常被描述為破壞者。這種對歷史的“我方視角”堅守，本身就是伊朗文明驕傲感的一部分。離波斯波利斯不遠的帕薩爾加德（Pasargadae）同樣是世界文化遺產，那里安葬著居魯士大帝——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頒布“人權宣言”的統治者。他的陵墓銘文（據古典作家記載）寫道：“過路人，我是居魯士，建立了波斯帝國。莫要嫉妒我的這塊墓地。”這種直白的自信，正是波斯文明的底色。

從波斯波利斯向北數公里，是納克什·魯斯塔姆（Naqsh-e Rostam）——一處鑿入紅色山崖的巨型崖刻群。這里鑿有四座阿契美尼德國王的十字形崖墓，但最令歷史學家心跳加速的，是崖壁下方一幅薩珊王朝時代的浮雕：沙普爾一世騎馬而立，腳下跪著一個人，旁邊還有一人被高舉手腕。那跪地求饒者，是羅馬皇帝菲利普（Philip the Arab），公元244年米西凱戰役后向沙普爾納款求和；那被擒腕者，是羅馬皇帝瓦勒良（Valerianus），公元260年在埃德薩戰役中被生擒活捉。

埃德薩戰役是羅馬史上最黑暗的一頁。薩珊波斯軍隊在沙普爾一世親率下，于今天土耳其東南部擊潰了一支羅馬軍團，并將御駕親征的羅馬皇帝瓦勒良生擒活捉——這在羅馬六百年帝制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奇恥大辱。沙普爾將這位皇帝帶回波斯，據傳讓他充當上馬時的腳凳，直至瓦勒良死于囚禁。波斯人將這一勝利以最直白的形式永久鐫刻在石壁上，供后世子孫仰望。

△坐在馬上的沙普爾，和被擒獲的瓦勒良。（圖/侯楊方 攝）

在伊朗高原各朝代漫長的歷史中，與西方帝國的對抗始終是核心敘事：帕提亞（安息）時代，帝國的騎射手在卡萊（前53年）將克拉蘇率領的約四萬羅馬大軍化為齏粉，“帕提亞射法”（Parthian shot，回身射箭）由此成為西方語言中流傳至今的成語；薩珊時代，科斯魯二世一度占領耶路撒冷，奪走“真十字架圣物”、挺進至博斯普魯斯海峽對岸的卡爾西頓，令東羅馬岌岌可危。

站在納克什·魯斯塔姆崖壁下，仰望那幅浮雕，我身旁一位伊朗男性游客——看著像是法爾斯省本地人，四十歲上下，穿著樸素——向我解釋畫面內容時，眼神里有一種孩子般的得意。他用簡單的英語說：“This is Roman emperor, kneeling. Our king.”那種驕傲不需要翻譯。這幅浮雕不只是歷史記錄，它是伊朗民族記憶的情感儲藏庫，每隔一個時代就會被重新激活，用來抵抗各種形式的外部壓力。

繼續西行，基本沿著古代絲綢之路的主干，克爾曼沙赫省的貝希斯頓（Behistun）是又一處不可錯過的世界文化遺產。這里海拔約1200米的巖壁上，大流士一世命人刻下了著名的《貝希斯頓銘文》——用古波斯語、埃蘭語、阿卡德語三種文字，記述了他如何鎮壓叛亂、重建帝國秩序的故事。這篇銘文在19世紀被英國學者亨利·羅林森破譯，直接成為解讀楔形文字的關鍵，其歷史意義堪比埃及的羅塞塔石碑。

△貝希斯敦銘文古老雕刻插圖。（圖/視覺中國）

伊斯法罕（Isfahan）的伊瑪目廣場（原名“王侯廣場”，Naqsh-e Jahan Square）是另一座世界文化遺產，也是伊朗歷史上最具帝國氣象的城市空間。這座建于薩法維王朝（17世紀初）的廣場，長508米、寬163米，四面環繞著伊瑪目清真寺、阿里·卡普宮、謝赫·魯特福拉清真寺與大巴扎，是波斯-伊斯蘭建筑美學的集大成之作。薩法維王朝以什葉派伊斯蘭為國教，以波斯語為朝廷語言，以絲綢貿易積累的財富建造了這座“世界的一半”（波斯諺語：伊斯法罕是世界的一半）。

當我坐在廣場草坪上，望著清真寺穹頂上的藍色瓷磚在夕陽中變換顏色，旁邊坐著一家帶著孩子來散步的伊朗夫婦，那種文明的悠遠感無需任何語言傳遞。這片土地上積累了太多的歷史層次：埃蘭人、波斯人、希臘人、帕提亞人、薩珊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一層一層，最終凝結為今天這個復雜而驕傲的民族。

△伊瑪目廣場。（圖/侯楊方 攝）

理解伊朗的民族心理，不能繞開那幅納克什·魯斯塔姆的浮雕。一個曾經俘虜過羅馬皇帝的民族，在面對每一個自稱“世界秩序維護者”的帝國時，會有一種天然的比較沖動——那個坐在馬上的沙普爾，和被擒獲的瓦勒良，始終存活在集體記憶的深處，等待著被歷史喚醒。

△納克什·魯斯塔姆浮雕（圖/視覺中國）

如果古羅馬是帝國原型——以強大軍事力量為后盾、以“文明秩序”為名推行霸權、在自身利益受損時毫不猶豫訴諸武力——那么20世紀的美國在許多方面確實完成了這一原型的現代復刻。195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與英國軍情六處聯合發動“阿賈克斯行動”，推翻了伊朗民選總理摩薩臺（Mohammad Mosaddegh）的政府，恢復了親西方的巴列維國王的獨裁統治。摩薩臺的“罪行”僅僅是將英伊石油公司國有化，試圖將本國的石油資源掌握在本國人民手中。這一事件在伊朗的歷史記憶中留下了無法愈合的創傷，也直接埋下了1979年伊斯蘭革命的種子。當霍梅尼將美國稱為“大撒旦”，這不只是政治宣傳，而是一套被歷史經驗反復驗證的心理敘事：外部帝國總是用“自由”與“秩序”的語言包裝自身利益，而伊朗在過去兩千五百年里，已經見識過太多這樣的帝國。

歷史的吊詭在于，伊朗人民對“新羅馬”的向往，與對其政治行為的憎恨，往往同時存在于同一個人身上。設拉子茶館里的學生，既痛恨美國1953年的政變，又在翻墻看西方網站；那些在遺址旁向我要郵箱的女學生，渴望的“外部世界”也主要是一個西方想象中的自由秩序。這種矛盾，深刻揭示了伊朗民族驕傲感的雙重性：對古代文明的自豪，與對當代現實的失望，在同一個靈魂里共存，催生出一種既不屈服也無從解脫的歷史張力。

△設拉子埃拉姆花園。（圖/視覺中國）

公元642年，尼哈萬德戰役之后，薩珊波斯帝國的政治機器徹底崩潰。阿拉伯征服者帶來了伊斯蘭教、阿拉伯語與新的宇宙觀，波斯的祆教傳統遭受嚴重沖擊。然而語言學上發生的事情，卻是歷史上最有意味的文明反擊之一：波斯人接受了伊斯蘭，卻拒絕了阿拉伯語作為文學語言，以阿拉伯字母書寫波斯語，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學傳統——從魯達基到菲爾多西，從薩迪到魯米到哈菲茲，波斯語文學在伊斯蘭化之后迎來了它最輝煌的黃金時代，反過來深刻塑造了從安納托利亞到南亞次大陸的整個伊斯蘭文明圈。

菲爾多西的《列王紀》（Shahnameh）是這種文明韌性最偉大的紀念碑。這部完成于公元1010年的史詩，用六萬對聯句，從神話時代的始祖寫到薩珊王朝的覆滅，是對波斯民族歷史的一次全面的文學拯救。菲爾多西在序言中寫道，他用三十年時間完成此書，要“以波斯語令伊朗重生”——在阿拉伯文化壓倒性優勢的時代，這是一個詩人憑借一己之力所能完成的最悲壯的文明保衛戰。

△伊朗圖斯菲爾多西墓的《列王紀》史詩浮雕。（圖/視覺中國）

“被征服卻從未被消化”的能力，或許正是伊朗文明最核心的歷史特質。亞歷山大燒掉了波斯波利斯，但波斯語言和行政傳統滲透進了他的繼承者塞琉古帝國；阿拉伯人征服了薩珊，但波斯式的宮廷文化、官僚制度和美學趣味改造了阿拔斯哈里發國；蒙古人屠城，但蒙古伊兒汗國最終皈依了伊斯蘭，并自認為波斯文明的守護者。在這個意義上，伊朗文明是一塊消化征服者的海綿，而非一塊被征服者粉碎的瓦礫。

伊朗旅行給我留下的最深印象，不是石頭與廢墟，而是人。在從克爾曼前往設拉子的途中，我在一處遺址旁的停車場遇到了一群女大學生，包裹在黑色或彩色頭巾之下的臉龐朝氣蓬勃，見到獨行的外國旅行者，幾乎是迫不及待地圍攏過來。

她們要求合影。這在伊朗旅行中并不罕見，但這次的合影請求背后有更多的渴望。一位女生用磕磕絆絆的英語問我：“你從哪里來？”得知我從中國來，整個群體立刻興奮起來。她們問中國的大學是什么樣的，問我是否喜歡伊朗，問伊朗在中國人眼中是什么形象。拍完照，幾位女生主動問我要郵箱地址，說希望保持聯系，“將來也許可以來中國讀書”。我在一張紙片上寫下郵箱，她們接過時的認真神情，讓我至今印象深刻。

△伊朗的女學生。（圖/侯楊方 攝）

這一場景的感染力來自其中的落差感。這些女學生受過良好教育，思維活躍，對外部世界充滿好奇——然而她們所處的社會對這種好奇設置了重重障礙：外國網站被屏蔽，出境旅行受到各種限制，獨立女性在公共空間仍面臨審視與規訓。那幾個郵箱地址所承載的，是整整一代伊朗年輕人對外部世界發出的信號：我們在這里，我們想與世界相連。伊朗人民的友善，幾乎是所有來過這個國家的旅行者共同的感受——路上有人主動停車詢問是否需要幫助，餐館里陌生人會過來請你喝茶，集市里的商販看到外國人，便會熱情相迎。這種熱情不只是表面禮貌，而是一個長期被國際社會孤立、被制裁、被妖魔化的民族，向每一個外來者發出的真實信號：我們不是媒體描述的那樣，請你親眼看看我們。

設拉子在伊朗文化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它是薩迪與哈菲茲的故鄉，是波斯古典詩歌的精神圣地，也是法爾斯省首府，距離波斯波利斯僅六十公里。這座城市的名字與葡萄酒的淵源極深——設拉子葡萄（Syrah/Shiraz）是世界著名的葡萄品種，據考古與文獻證據，設拉子品系在伊朗高原的栽培歷史極為悠久，經由歷史流傳遍植全球。

△設拉子葡萄。（圖/視覺中國）

在今天的伊朗，設拉子不能喝酒。伊斯蘭共和國自1979年革命以來嚴禁酒精飲料，這座以葡萄酒聞名于古典詩歌與世界葡萄栽培史的城市，如今的餐館只提供石榴汁和玫瑰花水。哈菲茲的詩歌里充滿了對“杯中物”的詠嘆——那是一種借酒言志、以醉言真的蘇菲傳統——然而后人只能在陵墓邊捧讀這些詩句，卻無緣以一杯真實的葡萄酒相祭。這種荒誕感，在與設拉子知識分子的交談中被放大到極致。

我在一處茶館與幾位大學生相遇，他們得知我來自中國，起初頗為熱情，繼而很快轉向了對現實的抱怨。其中一位操著英語，壓低聲音向我歷數政權的種種荒謬：宗教警察對女性服飾的管控、學術自由的窒息、網絡封鎖、經濟停滯。“我們有五千年的文明，”他說，“卻被這些人弄成了這個樣子。”那種恨意是真實的，不是表演給外國人看的牢騷，而是長期壓抑之下真實的情感積累。伊朗知識階層對政權的憎惡，與他們對西方的向往相互交織，構成一種復雜的心理結構。他們崇拜波斯古代的榮耀，對阿拉伯征服深感屈辱，認為伊斯蘭共和國不過是披著宗教外衣的專制政治——而“西方”，在這種敘事里，象征著他們被剝奪的自由與理性傳統。

回到旅程的起點。扎博勒沒有博物館，沒有遺址，沒有導游，只有風沙和市集的嘈雜。波斯都督府的治所究竟在哪里，學界至今沒有定論，地面上大約也不會有任何遺存。但那個歷史事實本身 ——一個亡國王子帶著帝國的殘夢，流亡到絲綢之路的終點，請求東方大國為他保留一個符號性的名號——已經足夠令人唏噓。

△（圖/侯楊方 攝）

俾路斯的悲劇，是伊朗文明史上無數個失敗時刻的縮影。但伊朗文明的故事從來不只是失敗——從居魯士的寬容帝國，到沙普爾俘虜羅馬皇帝的輝煌，到薩珊滅亡后以語言和詩歌完成的文化復辟，再到今天那些在遺址旁向陌生旅行者要郵箱地址的女大學生，這條線索始終未曾斷裂。那是一種綿延了兩千五百年、歷經征服與壓迫而從未真正臣服的文明自信。

每個帝國都相信自己是最后的秩序，每個“羅馬”都認為自己的霸權天經地義。波斯波利斯的灰燼、納克什·魯斯塔姆的浮雕、貝希斯頓的三語銘文、設拉子的詩人陵墓，以及扎博勒的漫漫黃沙，共同構成了一部關于文明韌性的無聲教科書——它告訴每一個到來的強權：這里的人見過太多像你一樣的帝國，他們比你更清楚故事的結局。

編輯：朱人奉；校對：遇見；排版：土土

“你怎么評價伊朗文明的發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