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事故》：偷拍的伊朗電影，關于好人在壞掉的世道如何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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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作品心理分析

AC專欄

這段時間，全球的關注焦點都放在德黑蘭的戰火，這個時候和大家分享這部去年飽受好評、多次獲獎的伊朗電影《普通事故》（也譯為《純屬伊朗意外》）恰逢其時。

《普通事故》講的是一群因為各種原因被伊朗當局關進監獄的人，在監獄內遭遇了非人待遇。他們出獄后多年，一個偶爾的機會，遇到了曾經對他們施暴的獄警，將他“綁架”，決定對其開展報復的故事。

電影的導演賈法 ·帕納西是全球知名的大導演，而他自身的故事也非常傳奇，他本人被伊朗當局禁止拍攝電影，甚至被關進監獄過。

但這沒有澆滅他拍攝電影的動力，于是他偷偷組織團隊，拍攝地方隨機應變，演員也是當天才知道拍攝什么，更沒有紙質劇本，拍攝工具大多是簡易不容易被察覺的手機等。

在這樣艱苦的創作環境下，他拿出了這部帶著一定個人經歷色彩的《普通事故》，雖然苦難重重，他卻通過人物塑造，探討一個時下與許多人休戚相關的問題：

在一個壞掉的世道，好人到底該如何活著？

看《普通事故》，絕對不能錯過的是片尾。而且不推薦膽小的人看這段片尾。

倒不是片尾有什么過于驚悚的畫面，畫面只有一個，而且是幾乎靜止的，就是主人公瓦希德的背影。

可怕的是一段漸漸走進的腳步聲，因為是假肢走路發出的，所以聲音格外特別，有一種高辨識度的機械感。當年負責看管瓦希德，并對他和一眾人施暴的那個獄警，便是使用假肢的。

電影是開放式結局，沒有告訴人們這個聲音是不是那個獄警發出的，如果是那個獄警，他此番前來，是否是要報復瓦希德。也正因此，對未知的恐懼感，立馬便充斥觀眾的血液。

這個效果，大概就是帕納西導演希望傳遞給觀眾的。他讓那些沒有身處伊朗的觀眾，也由此體驗到不少伊朗人的日常心理狀態：

在日常中，懷揣對未知的恐懼。

一戰爆發的時候，著名作家卡夫卡在日記里寫下這句話：

“8月2日。德國向俄國宣戰。——下午去游泳學校”。

后世的人們總認為這是一種面對宏大歷史洪流下的疏離和從容，殊不知，這才是億萬被時代裹挾的普通人無可奈何的日常：日子在繼續，但內心已經紛擾。

《普通事故》的這個片尾，不僅是伊朗式的，也是當下的隱喻。

日子看似是平靜的，但是這種平靜是虛弱和易碎的，總在不確定中，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有這樣的腳步聲找上門來。所以，看似生活如常，其實沾染著焦慮、不安，因此并沒有實感。是在好好地生活，但并不享受這種生活。

而《普通事故》也揭示了這種恐懼的來源：

過去的創傷沒有撫平，所以才會聽到過去的腳步聲，便僵住。

導致過去創傷的來源，并沒有消失，還有可能繼續對自己造成傷害。所以，不可能不感到害怕。

而這兩點，也是現在很多人沒有辦法踏實生活的原因。創傷，不僅是一個心理學名詞，也是當下值得引起重視的社會學名詞。

個體的創傷，或許是屬于個人的，但再疊加其他人的創傷，便構成一個巨大的集體性創傷。

電影中的一群獄友，都是因為被“腳步聲”傷害再次集合，他們都呈現了明顯的創傷特征，雖然他們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業，但他們都沒有從過去的傷害中走出來，他們集合起來“報復”獄警，除了憤懣不已，需要宣泄，也是出于希望自己能夠走出來的目的。

在一個世道敗壞的時代，好人最大的委屈便是自己可能沒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別人會傷害你。如果你的抗壓能力強大，那么大概率說明你已經受了很多傷。

有些傷，隨著時間流失，傷口會愈合，而有些傷會沁入心脾，演變成心理學意義的創傷——于是，便會有這種平靜日常下的不平靜內心，有對不知道什么時候身后“腳步聲”的戰栗。

世道敗壞時代的好人，最需要面對的，除了提防他人的無端傷害，便是直面已經受傷的自己，如何從這種創傷中走出來。

古人云，解鈴還須系鈴人，冤有頭債有主，所以心理創傷要得以愈合離不開對肇事者的追責。

受害者往往對肇事者有兩點訴求：

一是你要承認你對我犯下的罪孽。

二是你要解釋為何要對我做這樣的事情。

看似簡單，但是往往很難獲得回應。

現實生活中，許多傷痛都是被否認的，所謂的不被看見，很大程度上是這種真實傷痛的存在是隱匿無聲的。

有時候甚至會被人嘲諷成，這有什么好提的，大家不都是這樣過來的，你這算什么，大驚小怪——明明是受傷，但是這個傷痛好像又不被承認。

這也是心理咨詢等能夠提供傾訴出口的渠道，必然在這個時代不可取代的根源之一。然而，被外人看到是一回事，被肇事者看到是另一回事，很難被同等平替。肇事者愿意承認犯錯，對受害者來說，是更為深層的被看見，也是追責的起手式，否則一切無從談起。

電影中的受害者們，也是多次表達訴求，讓罪孽深重的獄警承認對自己的加害，但是結果都差不多：我沒有，不是我。

更不要說尋求一個傷害的合理解釋。對受害者來說，受害的事實是一回事，為何自己會遭遇這些是另一碼事，甚至是更加重要的事情。他們需要為自己的不幸，找到一個可以被理解、被解釋的說法，否則發生的這一切他們自己也很難消化。

然而，肇事者又怎么會給出一個具有療愈意義的回應呢？就像電影中的獄警，在不得不承認是自己造成傷害之后，他作出的解釋是：

自己也是沒辦法，是因為這個工作，自己不這樣做，自己的工作也沒有著落。

這似乎是漢娜·阿倫特“平庸之惡”的說辭：我不是惡的源頭，我只是在執行，我也沒有辦法……

當然，我們知道，這種平庸之惡依然是需要譴責的，但是似乎確實是一個“好”的解釋，肇事者本性并不壞，壞的另有其人，只是犯了一個平庸的人都會犯的錯誤。

然而，這個解釋對受害者而言，是巨大的羞辱和無力。因為自己的這些傷痛，似乎變成了一個機械事故——也就是片名的“普通事故”所表達的含義：

電影里的壞人獄警，在電影一開頭不小心撞死了一只小狗，當作是一個意外事件就這樣過去了，這是一個普通事故。

他在工作崗位上，對自己看管犯人的所作所為，也是來自這種“不小心”，是誰都會犯的“平庸之惡”，就是一個普通事故，不要上升價值，更沒有必要為此追責過甚。

那這一切，變成受害者的咎由自取了嗎？

當然不是，這些說辭無非是這些直接肇事者在推卸責任，首先是否認傷害的事實，進而否定受害者受到傷害這個根本事實，其次傷害既成無法否認的話，就淡化乃至把這一切推給社會、推給他人（制度化），弱化、排除自己的責任。

然而，他們無法解釋的是，有平庸之惡，也就有平庸之善。電影里站在他對立面的人，并沒有如他這般的行惡，他們選擇善良、選擇積極面對生活，選擇帶給別人微笑。

雖然大家都活在世道敗壞的年代，但每個人依然還有自己的選擇。只要看到這個基本事實，就知道那些以“平庸之惡”“這不是我想的，我也是被逼無奈”這種說辭試圖摘出自己責任的人是多么惡心，他們忘記了自己是人，是有能動性的。他們只是想做壞事，但不想擔責罷了，比那些敢做敢當的壞人，卑劣得多。

比如電影里的獄警，他試圖用意外來解釋自己撞死狗的事件，他未經世事的女兒便直言道，你這就是殺掉了小狗，我討厭你，這一路不想和你說話。

小孩的是非觀是非常樸素的，那些看似有道理的推諉卸責，連讓小孩信服都很難，所以說出來無非是一種自欺欺人，受害者可千萬別相信他們的這套。

所以，情況就變成，好人總是希望傷害他們的人能夠承認事實、承認錯誤，甚至在考慮如果對方承認，自己是否要原諒對方。

他們總認為，如果傷害他們的人能夠做到這些，自己能夠原諒，便能放下。這也是電影中，一群獄友之間反復糾結和爭吵的核心內容。但諷刺的是，傷害他們的人可能連基本事實都想否認，他們也會乞求原諒，但這肯定不是認識到錯誤了，而是知道自己要遭罪了。

這其實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價值取向在對抗，卻在試圖用對話的方式處理，其結果可想而知，往往是好人苦等，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等不來他人的道歉，那好人該如何療愈內傷？

無非三種：

一是，既然這個世道如此，那就索性自己也成為黑暗的一部分。

二是，選擇遠離江湖和是非，躲到桃花源中，從此不問不看，當沒事發生。

三是，找一條屬于自己與世界和解、繼續前行的道路。

災難深重的伊朗民眾，就是在這三條路里找自己的出路：

第一種是最容易走的路，因為很多壞人并不是天生的壞人，他們也是從受害者變成加害者，從少年變成惡龍。比如電影中的獄警，他的腿之所以受傷便是因為被伊朗當局派去參加了一場沒有意義的外戰。

戰爭對人性的摧殘，白俄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歷克謝耶維奇在《鋅皮娃娃兵》中有非常充分的書寫，質樸無華的好孩子，不是在戰場丟掉了性命，就是丟掉了靈魂歸來。世道敗壞，對人最大的影響便是心靈的侵蝕，因為沒有了規制，外部的惡便成為一種示范，內心的惡也更容易被激發出來。

電影里其他獄友，也多次想用身體摧殘的方式報復獄警。這種“以惡制惡”的模式，在這幾年其實成為一種不可小視的應對機制。頗為流行的短劇里，大多是采用這種模式的敘事結構，讓人看得很爽。

這在現實世界里也能找到對應，當下伊朗正在發生的變故，說到底便是這種模式的國家化表現。

當把自己當作受害者看待，那么“以暴制暴”似乎有一種你打我一拳，我也要還擊討回來的架勢。然而，現實生活可能不是這樣的“交易”，會演變成一種亂拳四處的荒誕戲碼，導致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身份反復切換，冤冤相報何時了。

試想，如果電影里的復仇者聯盟，真的把獄警殺了，那么他的后代長大后會否報復回來？這大概可以變成電影的續集了。如果遵循這個邏輯，那么古代“滅族”大概就是提防這一點，想從源頭斬斷這種邏輯。

但是結果往往是更大的混亂，已經得到歷史的印證，前陣子播出的《太平年》中，后漢皇帝把郭威、柴榮父子的家人全部處死，結果是自己也被顛覆。

可見這條路，一時爽，但是善后恐怕很難善了。

當然，這也是功利主義的取舍。更重要的是，好人需要思考：

自己到底要做一個怎樣的人？在一個底線被踐踏的壞世道，是跟著變壞，還是有自己的主體性？

那么，便躲起來？

遠離曾經傷害我的人，遠離他所在的城市，避免任何可見的機會，這也是電影，更是現實中許多人的選擇。不想成為壞人，或者做不出這樣的壞事，便有這種我明哲保身的心態很普遍，但是事情往往不以你的意志為轉移。

有心理創傷的人，往往不得不面對一個嚴峻的現實，即便換了一個環境，類似的命運也會落到自己頭上，自己依然會受困于心魔。即便那個人不在，你還是會在某些時刻想起他，想起他對你做過的事。

那么，難道再躲一次？你又有多少地方可以躲？

于是，便有了第三條路：

正面肇事人，尋求對他的懲罰。但我同時堅守自己底線，不作惡，因為我本來就是好人，不能被人拖下水，不能和他們同流合污。

電影里的主人公瓦爾德便是如此：他是找到了那個傷害自己的人，也給予了他懲罰。人是需有還擊之力的，否則很難在一個風雨飄搖的時代，有立足之地，如果不給人看到自己的能耐，各種傷害可能會紛至沓來。當然，這也是一種基本態度的展示：我不原諒你。你做錯了就是做錯了，你是需要接受懲罰的，我作為受害者向你討要懲處，是完全在理的。

但是他沒有處死他，因為不想變成他這樣的人。他不僅沒有處死對方，在對方妻子臨盆之際，他還代替對方（此時對方正被他們控制），送他妻子到醫院，繳納了一部分費用。

他沒有選擇乘人之危，沒有從虐人中找到爽感和報復的快感，而這些恰恰是加害者常常會做的事情——他選擇不遷怒于人，關愛弱小，幫助他人。這不是為了感化誰的權宜之計，而是因為自己就是這樣的人，是作為一個人的本心。

這既是電影的升華，更是作為好人活下去的意義。

如果世道變壞，那我可以做的是，做個壞世道下的好人，讓這個壞世道還有一點光，讓人看到這個世道還不是那么壞的，也讓自己看到這個世道還是可以有點盼頭的，因為自己還能點亮自己和他人。

這或許也是遭遇創傷的人們可以有的一條治愈自己之路：

不要原諒罪惡，不要輕易說沒關系，但是要從苦難重重中找到你存在的意義。

作為一個飽受苦難的導演，這是他呈現出來的伊朗現實和智慧方案。在如今世界陷入如此動蕩不安之際，我也把這份智慧梳理如上，與君分享。

End

作者 |Arthur Chen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

簡介：聽過許多人的故事，也有了自己的故事。座右銘：惜時惜人。咨詢小時數：4500小時，人際整合取向，研究方向：職場心理、婚戀兩性、身心疾病、朋輩心理輔導。近期關注：歷史人文、社會心理學、哲學思想史。

編輯|一杯咖啡全媒體編輯部

聯系|一杯咖啡全媒體編輯部郵箱 coffeepr@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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