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名中醫 | 黃政德：中醫的智慧

從醫50載，在湖南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專家門診診室，70歲的湖南名老中醫黃政德，依舊保持著每天最早到崗的習慣。

在這方診室里，有從全國各地趕來的患者——多方輾轉求治無效的病人，各種被焦慮、抑郁、失眠裹挾的年輕人，黃政德謹遵《黃帝內經》 “無問其病,以平為期” 的核心治療原則，為患者治療各種內科疑難雜癥。

值得一提的是，黃政德在2018年主編的《中醫內科學》中構建了“從脾胃論治冠心病”的理論體系，以及“以升為主，寓降于升”的辨證體系，被評價為“對《黃帝內經》理論的創造性發展”，被納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推廣技術。

黃政德的身上，既有傳統醫者的儒雅與堅守——熟稔經典、心懷仁愛、淡泊名利、兢兢業業，熟記所有患者病情；又有現代學者的清醒與魄力——正視短板、擁抱變化、敢說真話，批判科研“假大空”亂象、提倡打破學科壁壘、呼吁中醫創新。

從科研到教學再到臨床，黃政德對中醫的熱愛極為純粹，醫者的身份讓他倍感踏實。“有仁心，才能當好醫生。醫生就是要給病人解除痛苦、帶來方便。數十年如一日，我不過是踏踏實實做一點心安理得的事情。”

從時代苦難中淬煉出的仁心，引領著黃政德在醫術療愈病痛的行醫路上堅定前行。

歲月淬煉：

從“誤打誤撞”到“自信爆棚”

1955年，黃政德出生于湖南南縣一個大家族，后因時代原因家族歷經變故。他的童年經歷了1954年洪水后的糧荒、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求學時又遭遇“文化大革命”。

苦難歲月，讓黃政德親眼看到了百姓缺醫少藥的困境。“一直是苦過來的，所以想給老百姓治好病。這也是后來從醫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他回憶道。

或許是從小看父親為鄉鄰寫春聯、書信的濡染，黃政德最初喜愛的是文學，學醫則屬“誤打誤撞”——在一次乘船途中，姐姐偶遇一位湖南中醫學院（湖南中醫藥大學前身）的老師，聽對方講述中醫之妙，便力勸弟弟報考。在招生老師的力薦下，黃政德填報了志愿，就此與中醫結下不解之緣。

1975級本科生、1982級研究生，黃政德成為恢復高考后中醫藥學科領域的早期探索者，先后師從易建純、陳大舜等名家。

本科畢業后趕上高校恢復招生后首批留校教師選拔。當時，學校組建評審團隊采取現場抽題，5分鐘備課便立即開講的方式進行考核。最終，黃政德以最優異的成績，獲得留任眾人艷羨的內科的機會，被著名中醫大家李培蔭領入科室。

“那時讓我自信心爆棚。”黃政德笑著說。這讓他更加堅定信心，深耕中國古代名家學術思想與經驗匯集，熟記歷代醫家的學術精髓，為日后的臨床與科研打下堅實基礎。

研究生階段，是黃政德進階中醫殿堂的新開端。彼時，在湖南全省僅有54名中醫藥研究生，其開題答辯導師包括李聰甫、歐陽锜等業界泰斗。濃厚的學術氛圍，讓黃政德如饑似渴鉆研專業，他也曾騎著自行車跑到湖南師范大學旁聽版本學、音韻學、文獻學以及古代文學等，將人文素養融入中醫理論。

“若無扎實的文學功底，不僅難以讀懂《黃帝內經》的文言原文，更無法體悟其中蘊含的哲學深意。”黃政德認為，深厚的文學功底，是洞悉中醫經典的深層意涵、靈活運用其中辯證思維的“鑰匙”。

集眾家之長、善融會貫通，這種跨界思維與平衡悟感，讓黃政德的中醫思維更加靈活通透。在他看來，人文、哲學、醫理都是相通的，其底層邏輯是“和”。

“中醫絕非孤立的醫學技術，而是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汲取了中國古代哲學的精髓。”黃政德說，儒家的“入世進取”對應“生命在于運動”的養生哲學，道家“無為而治”對應“順應自然”的靜養理念，釋家“清心寡欲”則強調摒除雜念。中醫的養生之道，融合了三家的智慧。

學中醫的人熱愛生活，黃政德年輕時專門去考了“廚師證”，他從烹飪中體悟做菜的配伍之道與中醫復方調劑的異曲同工：“做菜講究配伍，什么菜配什么香料，這和中醫配伍講究‘減毒增效’是一個道理。炒菜和中醫一樣，應用之妙，存乎一心。”

黃政德的養生秘訣極樸實：心態好、睡眠足、飲食均衡、運動合理。他不喝飲料，不吃看不見原材料的東西。他相信“醫食同源”，“最早的醫生就是廚師，人生病了怕冷身痛，廚師就用桂皮、花椒、姜、紅棗、甘草熬湯驅寒。”這種來自生活本身的智慧，貫穿了他的醫學觀與生命觀。

三堅持：

對中醫“心”的守護

對于社會上少數人質疑中醫“不科學”的聲音，從醫執教50年的黃政德用“守正創新”給出自己的答案，他總結了中醫傳承與發展的“三堅持”“四創新”：要堅守中醫的理論、思維與治療特色，守住中醫的根與魂；要創新中醫的理論、診斷、治療與技術，激活中醫的生命力。

“天人相應、辨證論治、整體觀念——必須堅持中醫理論，這是基石。”黃政德認為，中醫講究陰陽平衡，治療的本質就是讓失衡的陰陽重新達到動態平衡。歷代醫家的學術思想絕非過時之物，脫離傳統理論談中醫，就如同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必須堅持中醫思維，這是靈魂。”黃政德提出，中醫思維是“象數思維、整體思維、辯證思維、差異思維”四維并用，他尤其重視“三因制宜”——因時、因地、因人而異。

“同樣一種病，因年齡、體質、環境、飲食習慣不同，治法就不同。女人以血為本，男人以氣為本。中醫治療絕非千人一方，而是要根據個體差異精準施策。”黃政德說，中醫的獨特思維理念，決定了其在功能性疾病、慢性疾病和疑難雜癥的治療中展現出獨到優勢。

黃政德舉例，曾有一患者同時患皮膚瘙癢、眩暈、夜尿多三種癥狀，西醫分科診療往往各治一病，而中醫從整體辨證，發現病根在于脾虛。“脾為氣血生化之源，脾虛則血虛生風而癢；清陽不升、濁陰不降則眩暈；氣不化津、統攝不力則夜尿頻多。”黃政德緊扣“血虛生風”核心辨證開方，以一帖補氣健脾的方子，同步解決了病人的三癥。

“必須堅持中醫的治療手段，這是特色。”黃政德說，中醫的治療特色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天然中草藥的復方應用，二是非藥物療法的傳承。

以中醫第一方“桂枝湯”的配伍智慧為例，桂枝發汗散寒，但過汗易傷陰，故加白芍斂陰和營，以及甘草、生姜、大棗調和諸藥，最終達到減毒增效的目的——這正是復方配伍的精髓所在，凝聚著古人的哲思與情懷。同時，按摩、刮痧、針灸等非藥物療法，作為中醫傳統治療手段，也應得到堅守與傳承。

事實上，三大堅持，本質上是對中醫“心”的守護——對傳統文化的敬畏之心，對醫學本質的堅守之心，對患者的仁愛之心。正如黃政德所言：“無論是中醫還是西醫，最終目的都是為病人解除痛苦、減輕負擔、帶來方便。”

“中醫的價值在于治愈疾病，讓患者少花錢、少受罪，這正是醫者的本分。”黃政德斥責學術圈存在搞科研“假大空”“自娛自樂”現象，而唯獨臨床“實實在在能夠給病人解除痛苦，帶來切實的福祉”。

只要看過一次的病人，黃政德都記得。曾有一位雙關節腫脹、多方求醫無果的患者，經他辨證施治，7副藥治愈后再未復發；一名尿酸值超700、西醫治療多年乏效的痛風患者，在他健脾利濕方劑的調理下，14劑藥后指標恢復正常……這些臨床實踐，是黃政德多年堅守臨床一線的價值所系。

四創新：

“中醫必須是現代的、綜合的”

“西醫注重局部，中醫著眼整體，西醫是關注人的病，中醫是關注有病的人。”黃政德提起魯迅在《吶喊》中批評中醫為“有意無意的騙子”，是因為其父求醫時被要求找“原配蟋蟀”“平地木”等荒唐藥引，“那是庸醫的問題，不是中醫的問題”。

“中醫有優勢，但不創新就沒有出路。”在堅守傳統的同時，黃政德清醒地看到中醫的時代局限性，提出“四創新”。

“中醫歷經了春秋戰國、東漢、隋晉、明清四大理論高峰，《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等經典著作奠定了理論基礎，金元四大家、明清溫病學派等各有所長。但明清以后，再無重大理論突破。”黃政德說，“如果一個學科不緊跟時代，沒有理論的創新突破，何談發展？”

望聞問切是中醫的標志性診斷方法，但在科技發達的今天，其局限性日益凸顯——因它難以量化。黃政德指出，高血壓、血糖、腫瘤早期診斷等必須借助現代儀器，這些都不是望聞問切能單獨完成的，“科技是任何學科都可以應用的，不是西醫專屬”。

黃政德批評兩種極端觀點：一是拒斥現代技術，堅持“純中醫”；二是將中醫與“傳統”綁定，西醫與“現代”等同。“傳統和現代只是時間概念，不是學科劃分，中醫同樣可以是現代中醫。”他認為，中醫應主動引入心電圖、B超、CT、核磁共振等現代診斷手段，讓診斷更加精準高效。

“中醫在急重癥搶救上存在短板。人出大車禍、骨折出血，你還去熬中藥吃？肯定不行。”黃政德提出，必須創新中醫治療手段、補齊急救短板，他主張中西醫優勢互補，在急癥搶救上借鑒西醫的快速處置方法，在后續康復中發揮中醫調理優勢。

在技術創新層面，黃政德聚焦兩大痛點——藥材質量的穩定性、中藥劑型的便捷性，提出要利用現代遙感等技術控制藥材生長過程中的日照、施肥、水分，確保藥效一致；針對中藥攜帶不便、煎煮麻煩、口感苦澀的問題，應推動劑型改革，研發片劑、膠囊劑等現代劑型。

在采訪中，黃政德多次關注到“人”本身。“以人為本”的整體觀，正是中醫在現代社會的獨特價值所在。

在黃政德看來，中醫的本質是“社會—心理—生物”的醫學綜合模式，“74%的病都是心病”，他引用哈佛大學醫學院的研究，“心態不好，很多病都會出現。”

“高中生內卷焦慮、年輕人買房壓力、更年期女性情緒波動……現在很多患者伴有心理問題，需要心理疏導與中醫調理相結合。你必須懂心理學，才能真正幫助病人。”黃政德說，中醫人才的知識結構必須與時俱進。

在黃政德看來，中醫不僅是傳統的，更是現代的、綜合的；不僅是科學的，更是充滿人文溫度的。他的中醫智慧，是關于生命，關于治愈，關于如何在變動不息的世界里，找到那一味“平和的藥”。

文 | 政協融媒記者 黃璐 張雅靜（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