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東建設廣州白天鵝賓館遭遇審批難，楊尚昆：我去看望一下葉帥

　　1983年2月6日，廣州出了檔子讓人大跌眼鏡的事兒。

　　這天，白天鵝賓館正式掛牌迎客。

　　照理說，這也是國內頭一家五星級大飯店，應該是那種紳士淑女云集、這兒那兒都透著高雅的地方，可誰成想，現場亂得跟菜市場似的。

　　好幾萬老百姓像潮水一樣涌進來想要開開眼界，大堂瞬間就被塞得滿滿當當。

　　人擠人，擠到什么程度？

　　不少人連腳上的鞋都被踩掉了。

　　后來服務員打掃戰場，光是撿到的單只鞋，就裝了好幾個大籮筐。

　　更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廁所。

　　才過了一天，衛生間里的卷紙就沒了四百多卷。

　　那時候大伙兒沒見過抽水馬桶這洋玩意兒，根本不懂怎么使，有的純粹是覺得新鮮，按著沖水鍵不撒手，差點沒把水箱給沖爆了。

　　看著這滿地狼藉，酒店管理層心都在滴血。

　　有人當時就坐不住了，提議說：“要不咱把大門關上？

　　或者設個門檻，別讓普通街坊隨便進來了？”

　　這筆賬，要是按生意人的邏輯算，一點毛病沒有。

　　這種頂級的奢華場所，維護費那是天價，讓成千上萬不懂怎么用馬桶的人進來折騰，光是設備損耗就是個嚇人的數字，更別說還可能把那些揣著美金的高端客人給嚇跑了。

　　可偏偏投資人霍英東把這事兒給攔了下來。

　　他撂下一句話：“得讓老百姓親眼看看改革開放是個啥樣，他們心里才會有底！”

　　這話乍一聽像是場面話，可你要是把日歷往前翻幾年，再看看霍英東之前干的那些“出格”事兒，你就會明白，這其實是他心里盤算得極清楚的一筆“政治大賬”。

　　白天鵝賓館這棟樓，打根兒起就不是為了掙那點住宿費，它是為了把一堵厚墻給撞開。

　　把時間指針撥回到幾年前。

　　70年代末，國門剛打開一條縫，一個讓所有人臉上都掛不住的尷尬事兒發生了：洋人來了，沒地兒睡。

　　那會兒的北京，堂堂首都，掛著“涉外”牌子的飯店一共就7家。

　　名義上是有5200張床位，可實際上能拿得出手、符合接待標準的，滿打滿算也就1000張左右。

　　這就弄出了一個特別丟份兒的場面：大批外國人拿著外匯來談生意、來旅游，結果到了晚上沒窩，只能在飯店的餐廳拼桌子，或者在過道里打地鋪湊合一宿。

　　偌大一個國家，連個像樣的睡覺地兒都拿不出來，這哪光是少賺點錢的事兒，簡直是把面子丟到了姥姥家。

　　國家旅游局這下坐不住了，火急火燎地提出要在北上廣等地建“八大合資旅館”。

　　想蓋這種樓，兜里得有硬通貨，腦子里還得懂行。

　　于是，大伙兒的目光都瞄向了香港那位大富豪——霍英東。

　　霍英東可不是一般的買賣人。

　　早在抗美援朝那會兒，他就冒著被港英當局整死的風險，給內地運了三年的“違禁”物資。

　　在那個圈子里，大家送他個外號叫“紅色資本家”。

　　1978年，國家旅游局局長盧緒章在廣州約見霍英東，試探著問：能不能帶個頭，搞個酒店？

　　標準嘛，不用太高，10萬港幣一個房間就行。

　　霍英東聽完的反應，把在場的人都震住了。

　　他壓根沒算回報率，也沒問地皮貴不貴，直接拍了板：別摳摳搜搜盯著10萬，我要蓋就蓋最好的，搞個一兩千個房間，錢全部我來出。

　　最后這一算賬，投資額飆到了5000多萬美元。

　　但這僅僅是錢的事兒嗎？

　　沒過多久，霍英東就發現，有些坎兒，即便你有金山銀山也跨不過去。

　　頭一個讓人頭大的難題，就是選地。

　　擺在霍英東跟前的有好幾塊地皮，可他誰也沒看上，偏偏相中了條件最爛的一塊——廣州沙面島。

　　這地方名字聽著挺雅致叫“拾翠洲”，其實就是珠江沖出來的一塊爛泥地。

　　地基軟得像豆腐，施工難度大得嚇人，成本更是高得離譜。

　　更要命的是這地方有“心病”。

　　這兒以前是英法租界，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割出去的“傷心地”。

　　身邊的人都勸他換個地兒，這筆賬怎么算都是虧：處理地基得花大價錢，工期還得被拖得老長。

　　但霍英東心里的算盤是另一種打法。

　　他堅持不動用耕地和城市建設用地，而且扔下一句硬話：“就在這片曾經受辱的地方，蓋起咱們中國人自己的現代化酒店，這才叫長志氣！”

　　他要蓋的不僅是一棟樓，而是一塊把“屈辱”洗刷成“榮耀”的碑。

　　地選好了，錢也到位了，真正的硬骨頭才剛端上來。

　　在這個項目上，最大的攔路虎根本不是技術，而是那時候僵化的體制。

　　霍英東想把這5000萬美元白送給國家搞建設，居然送不出去。

　　為了跑手續，霍英東在內地和香港之間來回穿梭了十多趟。

　　經貿部、僑辦、港澳辦、國家旅游局，一個個衙門跑下來，大家都說這事兒好，可到了簽字蓋章的時候，一個個手都縮回去了。

　　為啥？

　　誰要是批了這個五星級大酒店，誰就可能犯政治錯誤。

　　廣東省那邊更是膽顫心驚，根本不敢做主，必須得國務院點頭。

　　這事兒眼看就成了個死局：上面沒規矩可依，下面沒膽子敢批，中間沒人敢擔責。

　　就在這節骨眼上，破局的人來了。

　　當時的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楊尚昆，看著這個僵局也直撓頭。

　　他琢磨來琢磨去，決定去找葉劍英元帥討個主意。

　　葉帥心里是支持搞合資酒店的，聽完匯報，他沒直接給哪個部門下死命令（因為那樣還得走一堆繁瑣流程），而是給楊尚昆指了一條道：

　　“廣東省自己把擔子挑起來吧！

　　這話里頭，全是政治智慧。

　　葉帥的意思很明白：別老等著北京的“婆婆”點頭，利用手里現有的尚方寶劍，把審批權下放給自己。

　　楊尚昆也是個明白人，一點就透。

　　就這么著，這個卡了半天的死結，通過“利用規則打破規則”的巧勁兒給解開了。

　　1979年4月，白天鵝項目終于拿到了“準生證”。

　　酒店是蓋起來了，可麻煩事兒還沒完。

　　建設過程中，又有部門跳出來提要求：白天鵝賓館蓋得太高了，為了廣州的防空安全，必須在樓頂上架設高射炮臺。

　　這聽起來簡直像是黑色幽默——在一家專門接待外賓的五星級酒店頂上架大炮？

　　這還不算完。

　　相關部門還非要在賓館旁邊蓋員工宿舍和自行車棚，說是方便職工騎車上班。

　　出發點倒是好的，可你想想，在寸土寸金、講究格調的五星級酒店門口堆一堆自行車，那畫面得多違和？

　　要是換了別的投資人，估計也就認栽了，畢竟是在人家的地盤上。

　　可霍英東一步也不退。

　　這不僅僅是好不好看的問題，這是專不專業的問題。

　　如果不死磕國際標準，這就不是“白天鵝”，充其量也就是個高級招待所。

　　最后又是葉劍英發了話，給賓館開了綠燈，免建炮臺和車棚。

　　1983年，當幾萬市民擠爆白天鵝賓館，把地毯踩得黑乎乎，把手紙用個精光的時候，霍英東為啥不生氣？

　　因為跟建酒店時碰上的那些體制高墻、觀念阻力比起來，這幾百卷手紙的成本簡直連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霍英東心里跟明鏡似的，他蓋的這個玩意兒，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太超前了。

　　超前到大家根本不知道該怎么用，也不知道該怎么管。

　　最開始，賓館招了2000名員工，沒一個人懂啥叫酒店服務。

　　當時最省心的辦法是請外國管理集團來托管。

　　但霍英東直接拒絕了。

　　他咬死了要“自行設計、自行建設、自行管理”。

　　他把員工送到國外去學，硬是自己把人才隊伍拉扯了起來。

　　后來，白天鵝賓館率先搞信用卡結算。

　　當時多少人質疑：“看不見現錢怎么能算收款？”

　　“錢要是收不回來咋整？”

　　霍英東力排眾議，硬是把這事兒推行了下去。

　　事實證明，他算的這筆“大賬”全對上了。

　　白天鵝賓館開業第一年就開始賺錢。

　　1985年，它成了中國第一個擠進“世界一流酒店組織”的成員。

　　1986年，甚至連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都下榻在這里。

　　更關鍵的是，那個“任由市民參觀”的決定，砸出了巨大的響聲。

　　因為親眼看到了、摸到了啥叫“現代化”，廣州人對改革開放的信心一下子從虛無縹緲變成了實實在在的東西。

　　那種視覺沖擊力，比看一萬篇報紙社論都管用。

　　如今，白天鵝賓館已經在沙面島矗立了40多年。

　　回頭再看這段歷史，你會發現，霍英東和當時那些支持者們（像葉帥、楊尚昆），他們干的最關鍵的一件事，其實就是：

　　在舊體制的鐵桶陣里，硬生生撕開一個口子，然后用世界級的標準，把這個口子死死撐住，直到外面的光照進來，讓所有人看清楚——原來日子還能這么過，事情還能這么辦。

　　這四百卷手紙，花得太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