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窮地方談環保，《生命樹》接地氣嗎？

看到一個問題——

《生命樹》中，博拉木拉究竟是應該先「發展經濟」還是先「保護生態」？

就博拉木拉的條件看，應該先發展經濟。

我不是否認環保的意義，而是因為博拉木拉太窮了，發展經濟才是第一要務。

第一集就提到，巡山隊已經三個月沒有拿到工資。巡山隊窮，因為瑪治縣很窮，縣收入200萬，支出1000萬。

即便在這種入不敷出的條件下，巡山隊也不能拿到錢。

此外，瑪治縣的普通老百姓也很窮困，當地的女子甚至用不起衛生紙而生病。

就業環境差，生活質量低下，巡山隊想要保護藏羚羊，然而武器裝備比盜獵賊差太多。

因此，巡山隊的工作很被動。

我們知道，一張藏羚羊羊皮子賣價800美元。

這個細節其實也是在告訴觀眾，盜獵賊殺害藏羚羊，本質上也是踩法律紅線擺脫貧困。

極度貧困，本身就是生態的敵人。

怎么理解呢？

就是說，盜獵者當然是惡人，而他們的惡，恐怕也是貧困生活的風險套利。即便有法律的威懾，他們依舊愿意鋌而走險。

我只追了十集《生命樹》，不知道后面有沒有呈現盜獵賊的B面？

就我的觀看來說 ，《生命樹》正邪對立，更像是一種簡單粗暴的價值劃分，先保護生態的是大好人，先發展經濟的，則更像是壞人。

把先發展經濟還是先保護生態作為道德問題，這是對貧困的誤讀，也讓劇集不那么接地氣。

是的，我總覺得《生命樹》像極了新千年流行的那種偉光正國劇。

世道崩壞，人心澆漓，總有一幫有道德高光的人民良心力挽狂瀾，滄海橫流，凸顯他們的英雄本色。

第十集，虧了幾百萬的投資商，被視為“最仁慈的金主”。

情緒價值給的足，觀眾似乎也很感動。

商人看到后也會很感動嗎？

那可是九十年代的幾百萬。

在1991年，北京人民大學教師王小波，拿到12.5萬臺幣后，就有辭去教職當自由撰稿人的勇氣了。

而一個想要投資發財的老板，因為看到多杰窮得只剩一身環保的情懷，就釋然了。

這是不是太假了？

說到底，《生命樹》的演員們演得很努力，但我總感覺不接地氣，因為它把一個貧困之地的結構性困境，簡化成了道德選擇題。

在現實生活中，經濟和環保二選一，絕大多數國家都會選經濟啊。

我們現在是吃飽穿暖，準備走向共同富裕了，自然更喜歡環保啊。

我沒有去過90年代的瑪治縣，但我經歷過2016年的北京，正是霧霾嚴重的時期。

此后北京的霧霾天越來越少，在2016年之前，北京不知道環保很重要嗎？當年的首鋼定在北京，很環保嗎？

領導們肯定是知道的，然而，發展經濟，讓人民富起來，比青山綠水，藍天白云更重要而已。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發展路徑都是：先解決溫飽問題，再追求生活品質，可持續發展。

就博拉木拉那種窮困之地談環保，就相當于讓一個沒飯吃的人只吃有機產品，拒絕靠化肥農藥長大的農產品一樣荒謬。

我們都知道，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走的都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但這是不是適合博拉木拉呢？

不太適合。

因為西藏的生態更脆弱。

多杰也提到了，藏羚羊會有滅絕的風險。

我贊同先發展經濟，但可以劃定一部分區域，設立一個底線，用較小的環境代價，來贏得更多的機會。

只是在刷劇時，我不是特別理解劇集的邏輯。

第二集，他作為多杰的對立面，積極響應先發展經濟。這段對話中，林培生多居右，多杰多居左。

通常來說，左右暗示話語權高低。簡單講，畫面右側往往是主導方，畫面左側，往往是邊緣方、弱勢方。

參與會議的書記，讓大家投票表決，六人舉手選發展經濟。

到了第七集，多杰提出建立自然保護區，否認了之前自己建立經濟開發區的提議。

建立自然保護區的難度顯然更大，而一直提倡發展經濟的林培生，畫面右側的強者，被移到左側，他成為對話中的弱者。

書記直接給了多杰一個嘗試的機會。

但這里的問題是，此時的多杰，要錢沒錢，要資源沒資源，建立自然保護區所依賴的財政模型，他也沒有，這位副縣長只憑一腔熱情，就能擊敗縣長林培生，就能打動書記？

憑啥??！

憑胡歌長得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