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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北方朔風
上個世紀20年代,在列寧去世之后,蘇聯內部陷入了一場關于路線問題的爭論,那就是一國能否實現社會主義。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認為蘇聯需要不斷革命,向外輸出革命,而斯大林認為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是可能的。這場爭論最終以斯大林的勝利而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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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斯大林的判斷是符合當時國際局勢的,但是這個問題并沒有隨著斯大林在政治上的勝利而結束,而是以其他形式展現出來。蘇聯對外輸出路線的適應性與本土化問題,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權論”,實際上都是這個問題的變體。甚至蘇聯解體中的意識形態矛盾,也與這個問題有一定關系。
左翼理論的反對者們,常常拿這些問題來嘲笑左翼理論,但是事實證明,這個問題也并非是左翼獨有,本土和普世的矛盾從來都不罕見。以小布什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者,實際上有著典型的自由主義傾向,小布什任內的十字軍式戰爭,就是輸出價值觀的一部分,但最終的結果,我們在今天有目共睹。
而很不幸,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傳統保守主義復興浪潮,也要面對這一問題。尤其是在美國突襲委內瑞拉之后,關于“一國能不能建成保守主義”的問題,終究還是需要各國保守主義者去面對的。
和之前歐洲建制派反對特朗普的行為,但是歐洲極右翼支持的情況不一樣,突襲委內瑞拉在歐洲引起的反響是反過來的。類似馬克龍這樣沒什么骨氣的建制派政客對特朗普的行為大加贊賞,但是法國極右翼的勒龐卻認為,這種行為會破壞國家主權,今天是委內瑞拉,明天就可能是任何一個其他國;而同為極右翼的英國改革黨領袖法拉奇則認為,雖然這有可能威懾俄羅斯,但是這次的軍事行動依然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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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顯然,比起代表著大西洋主義的歐洲建制派,更傾向于保守主義的歐洲極右翼對這次的軍事行動更加懷疑。
這種立場的倒置無疑是相當有趣的。究其原因,除了政治上的宣傳需要之外,特朗普這次的行為使得部分保守主義者產生了懷疑。這里就以俄羅斯政治哲學家亞歷山大杜金關于這件事情的評論作為討論點吧。在特朗普第二次當選之初,杜金這位立場偏向保守主義的哲學家,對特朗普大加贊賞,把特朗普稱作是當代的時代精神,就像是黑格爾看到了拿破侖一樣。
但是在美國突襲委內瑞拉之后,杜金卻破了大防,抱怨國際法已經崩潰,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俄羅斯必須對澤連斯基這些烏克蘭高層進行斬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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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杜金抱怨說特朗普在入侵委內瑞拉這件事情上,表現的和那種全球主義者沒什么區別,簡直比大西洋主義者還大西洋主義。他甚至質疑,為什么特朗普不去逮捕美國內部的腐敗分子和騙子,為什么不公布真正的愛潑斯坦檔案。
雖然杜金對克里姆林宮的政治影響力遠遠沒有各路都市傳說說的那么夸張,但是他這位老神棍依然可以代表俄羅斯內一部分人的意見。他們之所以相信特朗普,是因為相信特朗普會把精力集中在對付美國內部的“全球主義者”身上;而他們這些俄羅斯的保守主義者,也可以對付俄羅斯內部的全球主義者。歐洲部分支持特朗普的極右翼,大概也是類似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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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事實并沒有按照希望美俄親善的保守主義者來進行。特朗普確實在烏克蘭問題上,對俄羅斯進行了很大的讓步,但是這個讓步對俄羅斯人來說還遠遠不夠。
而美國在伊朗和委內瑞拉進行的軍事行動更是讓俄羅斯人意識到,俄羅斯的海外利益很有可能會被特朗普無情摧毀。畢竟俄羅斯真的和伊朗與委內瑞拉關系非常好。所以筆者猜測,這次行動會對后續的俄烏沖突乃至于俄羅斯未來政治走向造成微妙而深遠的影響。
歐洲部分極右翼的質疑也來源于此。雖然這種立場同屬一側,但是國家不同,這些國家的極右翼利益終究和特朗普是不一樣的。比如說部分歐洲極右翼可能是清潔能源的鐵桿支持者。今天發生在委內瑞拉身上的事情,明天就有可能發生在美國的“盟友”身上。
考慮到美國對歐洲國家的滲透程度,到時候美國甚至不一定需要軍事力量,直接用司法力量就能解決問題,比解決委內瑞拉都容易。除了鐵桿美國舔狗之外,有點追求的極右翼分子內心里邊都會覺得不對勁。
比如說歐爾班和米萊這樣的極右翼支持特朗普突襲委內瑞拉,但這兩人與其說是支持特朗普的計劃,不如說是通過這種方式給特朗普情緒價值,來換取行動自由。歐爾班和中國的合作,因為給足了特朗普的面子,所以沒受到美國的干擾;而米萊也通過各種政治表演,維持著和中國的貿易,同時還可以從特朗普手里騙來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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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兩個人當做是美國的舔狗是不準確的,相反他們有相當高的自主性,沒有聽命于特朗普。但恐怕并非所有的極右翼民粹領袖,都有這樣操作的空間。
實際上類似的問題,在去年特朗普打響無差別貿易戰的時候,就有人意識到不對勁。那些和MAGA立場相近的國家,依然遭到了美國關稅大棒的攻擊,甚至當時白宮決策層還有一些更加瘋狂的關于美債的計劃。如果這些都實行了,那么美國盟友大概是可以享受到當年蘇聯經互會國家的待遇了。而在特朗普眼里,美國的盟友大概也只有有限主權了,而且比起勃列日涅夫,特朗普給的對外援助可少多了。
那么我們就不得不問兩個問題了,兩個對曾經的蘇聯問過,但是蘇聯沒有得到很好解答的問題,如今也出現在美國身上。第一個問題是,如今的特朗普和美國,能否代表保守主義;第二個問題就是,保守主義是否是普世的?
對于當下的全球右翼來說,很多人把特朗普當做是保守主義的領袖,但是如果我們回顧特朗普的生平,恐怕會意識到他對美國的鄉土情結,并沒有典型保守主義那么明顯,畢竟是紐約富商出身。而如果我們不問特朗普的出身,只從他的直接行為看,那我們也能察覺到同樣的矛盾。
在特朗普宣傳美國將要接管委內瑞拉的石油的時候,很多之前還在高呼特朗普大總統萬歲的MAGA臉就直接黑了。在他們看來,這種行為和小布什有什么區別呢?典型的例子就是最近很火的極右翼意見領袖尼克富恩斯特,前腳還在夸特朗普,看到特朗普說要接管石油就開始抱怨了。
特朗普說要接管委內瑞拉的石油,當然不是因為特朗普家非要燒委內瑞拉的石油,而是因為美國的石油企業是特朗普和共和黨選舉的大金主。雖然委內瑞拉的石油質量確實很糟糕,基本上都是重油,但是美國的煉油產能主要也是針對重油的,針對輕油的冶煉能力不足。指望現在的美國大建一批新煉油廠,建設周期也太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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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問題上我們都能看到,支持特朗普的企業可以以一種很直接的方式影響美國政策。而很不幸,支持特朗普的這些大企業,無論是石油企業或是互聯網企業,他們都有廣泛的全球利益。或許這些企業的領導層里邊確實有保守主義者,但是因為利益的驅動,他們做出的決定終究和保守主義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這些因素的驅動之下,特朗普突襲委內瑞拉的決定,實際上和大西洋建制派利益相符合,歷史在特定時刻就是這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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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無關,單純給讀者們解釋下今天文章封面的來源
當然了,保守主義除了行動上,還有理論,但是美國的保守主義理論同樣值得擔憂。在我們之前其他作者的文章中,曾經對傳統保守主義和新保守主義進行了深入淺出的總結,指出新保守主義之所以在實踐上是自由主義的,是因為在智識的層面,新保守主義被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托派分子所奪舍了。(見文章《》)
以目前的觀察來看,類似的情況完全有可能在如今再發生一次。當下的美國泛右翼運動中,尤其是在年輕人里,傳統的保守主義者并不多,更多按照立場來算,可以說是另類右翼。在之前討論另類右翼的時候,我們提到,另類右翼實際上并沒有那么另類,只不過是自由主義的一種畸變體罷了。
而另類右翼意見領袖在當下美國的右翼聲音是如此之大,這種奪舍完全有可能再來一次。所謂的保守主義復興,也變成自由主義之間的內斗。而很不幸的是,當下保守主義陣營之中,并沒有什么知識分子能把握住輿論的風向標。
筆者這里舉幾個不同角度的例子吧。
第一個是史蒂夫班農,特朗普第一個任期的戰略規劃師,也是當時歐美右翼的意見領袖之一。他的立場確實是較為保守主義的,曾經很多MAGA認為在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班農會重回白宮。但事實并不是這樣,實際上班農的現狀已經是過氣網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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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為什么班農沒有重回白宮決策層,或許我們能從他最近做的事情看出來一些端倪。最近兩個月班農確實在搞政治運動,只是特朗普絕對不會喜歡,因為他在搞反人工智能運動。而他反對人工智能的理由,不是常見的環保啊,就業啊什么的,而是擔心人工智能侵蝕美國人民的精神。
這種立場確實挺保守主義。但各路人工智能公司可都是特朗普的大金主,所以特朗普是絕對不會支持這個保守主義運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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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是彼得蒂爾。這位硅谷投資者的哲學水平在硅谷的大環境里確實是很強的一檔,而他研究的也一直是保守主義哲學,但他的實踐真的符合保守主義這一套嗎?實際上從訪談之中,我們不難看出一種傾向,那就是他更支持的是資本無限制擴張。可是很不幸,這是違背保守主義的傳統性原則的。
而從他的所作所為,我們也能看出一些并不保守主義的痕跡。比如說他的帕蘭蒂爾公司,實際上有非常復雜的國際業務,甚至是部分歐洲國家的重要承包商,這顯然會影響他的決策;而他的無人機公司安督利爾在臺海問題上橫加干涉,同樣會增加把美國拉進不必要沖突的風險。這真的保守主義嗎?顯然懂保守主義的人都不會這么認為。同時,作為美國大量右翼意見領袖的贊助人,彼得蒂爾贊助的大多數意見領袖,都絕非是傳統的保守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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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個是帕特里克德尼恩。他最著名的著作是《自由主義為何失敗》,他的著作對當下共和黨有很大的影響。他自然也支持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并且希望特朗普帶來“比政變更深刻的變革”。但是實際情況怎么樣呢?恐怕特朗普的所作所為會讓德尼恩遺憾。
如果對保守主義內部派系做一個區分的的話,德尼恩大概算是社群主義者了。他們主張重建社區,發揮社區的政治影響力,提高社會之中人與人的團結。社群主義者的很多主張對于如今的美國是有道理的,比如說改善社區結構,把選區劃分的更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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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特朗普先生目前推行的政策里有這方面的成分嗎?當然是沒有的。雖然誰都知道美國的社區制度極度畸形,但是要改變它,既需要動上層利益,同時還要得罪中產,底層也未必會滿意,特朗普自然是不會做這種事情的。而雖然以美國的體量,這么多議員確實太少了,但是重新劃分位置的話,當下的議員們的權利可就要被稀釋了,所以政治界也不會支持。
特朗普對人工智能企業的無限支持,加上毫無邏輯的經濟政策,實際上加劇了美國社會的原子化和社區的解體。人工智能的過長時間使用會加劇孤獨感,而社區的運行需要穩定的經濟條件。特朗普所做的事情,從社群主義者角度來說,恐怕不怎么好。
全球右翼對特朗普的整體支持,我們可以看做是一種黑格爾對拿破侖的支持。黑格爾支持的并非只是拿破侖的軍事政治成就,而是他相信,拿破侖代表著歷史的總體方向。各路右翼對特朗普的支持也基于這樣的因素,他們相信特朗普會撥亂反正,打倒邪惡的全球主義,復興保守主義。用大家熟悉的話來說,這叫歷史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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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說到底,歷史并非是單一因素決定的。當現實中的問題出現的時候,特朗普并不能滿足右翼的想象。特朗普的政策確實和之前的美國政客不太一樣,但是不論他真實想法如何,他第二任期這一年的所作所為說明他并不是個真正的保守主義者,實際上他也是全球主義的一部分。特朗普或許確實是歷史的反動,但是他沒有能力把歷史帶到某些人幻想的“保守主義正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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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于美國之外的特朗普粉絲,他們必須要面對蘇東加盟國和歐洲左翼知識分子當年的困境。當美國與特朗普的利益,和他們國家的保守主義不一樣的時候,該怎么辦呢?如果對特朗普卑躬屈膝,那這實際上是違背了自己國家的神圣傳統,如果堅持自己國家的路線,那又有可能觸怒特朗普。所謂的普世的保守主義,很有可能本身就是一種自由主義,既然是傳統,必然會因地制宜,這就注定不會是普世的。
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這個問題都會讓有良知的保守主義者困擾。歷史總會在很多時候提出微妙的問題,或許這些問題沒有完美的答案,但是拒絕回答這些問題,問題依然會找上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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