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GDP年年都在增長，但普通人卻感受不到財富的增長？

　　文 | 大何

　　我想很多人心里都存在的困惑：

　　為什么我們總能聽到GDP年年增長的好消息，但具體到自己身上，卻感覺錢包并沒有變鼓，生活壓力也未見減輕？

　　乍一看數據，這種感覺似乎是種錯覺。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至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扣除價格因素）分別為2.1%、8.1%、2.9%、6.1%、5.1%，2025年前三季度GDP為5.2%。

　　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是同步的。

　　但我們的切身感受，似乎并非如此。

　　難道說，這就是所謂的“主觀感知與客觀現實間的羅生門”，其溫差源自“高速成長國家的普遍陣痛”？

　　其實，要理解這種矛盾，有一個很直觀的切入點，就是我們常聽到的兩個詞：CPI和PPI。

　　簡單來說，CPI就是老百姓日常買東西的價格變化，PPI是工廠賣產品的價格變化。

　　CPI 和 PPI 持續低迷，說白了就是市場上的消費需求和生產需求都不足，老百姓不敢花錢、企業不敢投資，工廠生產的東西賣不上價，商家也不敢隨便漲價，甚至還得降價促銷。

　　這股寒氣最終會傳導到我們每個人身上，影響工資的增長。

　　于是，一個怪圈形成了：大家越是不敢花錢，市場需求就越弱，經濟活力就越不足，我們也就越賺不到錢。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當年美國1929年的大蕭條之前，也是類似的劇本。

　　1928年，時任總統柯立芝還在國情咨文里信心滿滿地說：

　　“我們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時代！”

　　確實，整個1920年代，美國看起來一片歌舞升平，號稱“咆哮的二十年代”。

　　但表面的繁榮之下，藏著一個被忽略的事實：

　　從1920到1929年，美國工人的工資幾乎沒怎么漲（就漲了2%），但工廠的生產效率卻飆升了55%。

　　工人還是那批工人，但因為技術進步、流水線的提效，投資的規模效應，生產出來的東西越來越多。

　　當然了，由此產生的絕對利潤，都被金融資本、產業資本和投資者拿走了。

　　結果就是，當時不到10%的富人，掌握了社會將近一半的財富。

　　問題來了：富人再怎么揮霍，一天也只能吃三頓飯，他們的消費終究是有限的。

　　而工廠里堆積如山的商品，恰恰是生產它們但又買不起的窮人們需要的。

　　這怎么辦？

　　19世紀的辦法很粗暴，牛奶賣不掉就直接倒河里。

　　但到了20年代，直接倒河里的做法太不體面了，我們有了更文明的方式：借貸。

　　窮人沒錢買？沒關系，銀行借給你！

　　于是，各種分期付款、消費信貸大行其道，利率還特別低。

　　窮人們靠著借貸，紛紛提前過上了美好生活。

　　但這本質上是把他們未來的收入提前榨干了。

　　當有一天，他們發現自己每個月的工資剛好只夠還各種賬單，再也借不動的時候，這個游戲就玩不下去了。

　　只要利率稍微一漲，或者工作一丟，他們就會立刻爆雷。

　　一個個普通人倒下了，多米諾骨牌效應就開始了：他們沒錢還貸，企業收不回款，銀行爛賬一片，最終，吃著火鍋唱著歌的火車上，咔地一下，1929年的大蕭條就來了。

　　所以你看，經濟危機的本質，可能從來就不是生產的東西太多了，而是因為分配不均導致的“相對過剩”。

　　它不是真正的“生產過剩”，而是“購買力過剩”給了富人，而“商品過剩”留給了窮人。

　　東西從來沒有真正多出來，只是大部分人的錢包，已經空了。

　　回到我們當下的現實，我們看到的數據也充滿了這種矛盾感。

　　比如，今年一季度的居民存款又增加了十幾萬億，平均到每個人頭上，好像大家都在拼命存錢。

　　但是又根據身邊經濟學觀察，好多人失業找不到工作，大學生也找不到工作，工資降低。

　　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

　　這兩個現象看似矛盾，實則指向同一個真相：

　　錢并沒有消失，只是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手里，而大多數人因為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只能捂緊錢包，節衣縮食。

　　這就引出了我們當前經濟面臨的核心問題：

　　當我們的生產能力已經遠遠超過國內的消費能力時，這臺巨大的經濟機器該如何繼續運轉？

　　這其實是現代經濟學從"生產優先"轉向"需求優先"的核心矛盾。

　　昨天發改委在求是上發了一篇《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在文中講短板的部分，其實已經比較直接地說明了當下困境：

　　去年居民消費率為39.9%，比發達國家有10%-30%的差距；

　　其實不和發達國家比，只看和咱人均GDP相近的國家，咱的居民消費率也普遍低20%-30%。

　　簡單來說，哪怕AI再厲害，生產出來的東西總得有人買才能變成錢，否則整個經濟就會像一潭死水。

　　過去幾十年，我們一直是“生產驅動”的模范生，被譽為“世界工廠”。

　　這個模式的邏輯很簡單：壓低勞動力成本，拼命生產，然后賣到全世界去。

　　我們的也媒體總愛報道工廠訂單爆棚、港口堆滿貨物、中歐班列頻繁發車，這些其實都在強調"生產有多重要"。

　　在這種思維下，為了追求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產量，最低工資標準被壓得很低、企業不繳社保、瘋狂加班等現象也就見怪不怪了。

　　但只靠生產拉動經濟會遇到兩個大問題：

　　一是能干活的人越來越少（人口紅利消失），二是市場已經飽和（需求不足）。

　　生產驅動模式通常會經歷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藍海時代"，只要拼命生產就能賺錢，根本不愁賣。

　　這時候資本家會壓榨所有勞動力，甚至讓婦女兒童都去工作，工人除了工作就是睡覺，根本沒錢消費自己生產的商品。

　　但沒關系，反正產品都賣到國外了。

　　第二個階段是"紅海時代"，產品供過于求，降價也賣不動了。

　　早期工業國只能靠戰爭搶市場、毀滅對手產能，兩次世界大戰就是這么來的。

　　打完仗后，他們才開始建設福利社會，轉向消費驅動。

　　現在全球同時面臨兩個瓶頸：一是人口增長見頂，市場容量有限；二是老齡化加劇，能干活的年輕人變少。

　　再加上現在自動化水平比20世紀高得多，如果繼續只靠生產，這兩個問題會更快爆發，經濟就會出大問題。

　　這時候必須轉向消費驅動，才能讓經濟進入良性循環。

　　但是轉向消費驅動，光靠刺激消費不行，核心的問題在于調整收入分配。

　　過去政府常用的凱恩斯主義刺激手段，無非是借錢搞基建、發點消費券。

　　比如 2008 年金融危機后，政府通過投資拉動經濟，短期內確實見了效，但這些錢大多流向了基建和房地產，房價翻了一倍還多，居民收入的漲幅卻遠遠跟不上資產價格的上漲速度。

　　最后還是靠債務托著，居民背著高房貸杠桿，靠土地財稅過日子的政府杠桿也不低，企業和地方平臺同樣深陷高負債。

　　這些錢最終都流到了分配環節占優勢的少數群體手里，之后就不再流通了；

　　政策刺激力度越大，相關鏈條上的人分走的比例就越高，比如基建項目層層分包，真正用在實處的資金其實沒多少。

　　時間長了，政府欠的債越來越多，老百姓收入卻沒怎么漲，結果錢都流到少數人手里，普通人還是不敢花錢。

　　往一個漏桶里倒水，倒得越多漏得越快。

　　現在關鍵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怎么讓錢真正流到普通人手里，二是怎么讓大家敢花錢。

　　比如提高工資、股市賺錢、幫農民增收，這些都是直接增加收入的辦法。

　　但更根本的是要解決財富分配的問題 —— 那些靠集體資產賺的錢，能不能讓老百姓直接分到？

　　就像全民持股分紅，這可能是個方向。

　　然后是保障問題。

　　現在年輕人壓力太大，房貸、教育、醫療、養老四座大山壓得喘不過氣，哪敢隨便花錢？

　　所以政府得加強醫保、教育、養老這些保障，讓大家沒后顧之憂。

　　比如生育補貼，與其的給三胎家庭，不如集中力量減輕一胎家庭的負擔，這才是雪中送炭。

　　消費環境也得改善。

　　現在很多人加班到沒時間花錢，就算有點空閑，買東西還經常遇到質量差、維權難的問題。

　　比如買房子遇到爛尾樓，維權成本高得嚇人，這就讓大家更不敢消費了。

　　所以必須嚴格執行勞動法，打擊假冒偽劣，降低維權門檻。

　　歸根結底，出路在于構建一個更公平的財富分配格局，讓經濟發展的成果能更廣泛地惠及大多數人。

　　只有當千千萬萬的普通人手里有錢，并且對未來有信心時，內需的活水才能真正被激活，經濟才能進入一個健康、可持續的良性循環。

　　但很多事，想明白不等于做得到。

　　畢竟，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更難。

　　當前政策文件雖觸及這些領域，但執行層面仍顯遲疑。

　　體量大就意味著慣性大，慣性大就表現在路徑依賴更大，至少從近百年的實例來看，每一次重大的變革都是在重大危機時做出的。

　　可以是黑天鵝，也可以是灰犀牛，但這頭灰犀牛得是跑到跟前的才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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