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特朗普式”右翼的悖論：美國將意識形態武器化為何可能適得其反

特朗普的意識形態武器化

自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重返白宮以來的十個月里，他徹底顛覆了美國與盟友及對手的交往方式。這種改變不僅體現在他對白宮建筑風格和裝飾的改造上，更在于他重繪了華盛頓觀察世界的“心理地圖”。最初，本屆政府對關稅的關注讓外界以為特朗普對別國政治缺乏興趣，只在乎貿易差額。然而，最近的一系列舉措打破了這種幻想。正是意識形態而非經濟因素，解釋了特朗普為何對巴西（他極度厭惡該國左翼總統盧拉）充滿敵意，卻對阿根廷（其右翼民粹主義總統米萊被他稱為“最喜歡的總統”）表現出無限的財政慷慨。 定義特朗普政策的核心已不再是傳統的“民主與威權”之爭，而是左右翼的分野。與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和喬·拜登（Joe Biden）等前任不同，特朗普對輸出民主毫無興趣。他熱衷于輸出的是其國內政治議程——反移民、反“覺醒”（anti-woke）、反環保。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在特朗普的對歐政策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他對歐盟嗤之以鼻，摒棄了維系跨大西洋聯盟的傳統自由主義價值觀，轉而向歐洲極右翼傾斜。除了與意大利右翼民粹主義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保持密切關系外，特朗普還公開支持德國選擇黨（AfD）、西班牙呼聲黨（Vox）以及奈杰爾·法拉奇（Nigel Farage）領導的英國改革黨（Reform UK）等極右翼政黨。白宮似乎認為，許多歐洲國家的政治進程僅僅落后美國一個選舉周期，并預計歐洲大陸在未來幾年將出現急劇的右轉。歐洲右翼人士似乎也認同這一判斷，甚至已著手組建某種跨國陣線。一個名為“歐洲愛國者”（Patriots of Europe）的新興右翼政黨集團已經出現，他們誓言要“讓歐洲再次偉大”，并將“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視為效仿的典范。

作者：" bdsfid="320">Ivan Krastev

編輯：阿K

美國的戰略算盤與歐洲的現實

當下，特朗普正質疑美國與歐洲的安全安排，威脅減少在歐軍事存在，并要求歐洲自行承擔防務費用。在此背景下，他支持歐洲極右翼的做法乍看之下似乎是一步戰略妙棋：這允許美國在減少對該地區承諾的同時，仍將歐洲大部分地區保留在其勢力范圍內。這被視為一種低成本的手段，既能強化MAGA運動的影響力，又能防止一個更加獨立、不再唯華盛頓馬首是瞻的主權歐洲崛起。

在這場博弈中，中歐地區扮演了關鍵角色，那里的非自由主義政客已經建立了穩固的根基。早在2024年大選前，特朗普就表達了對長期執政的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an）的欽佩，后者常被奉為MAGA式領導的典范；重返白宮后，特朗普通過豁免匈牙利進口俄羅斯石油的相關制裁，進一步強調了這種特殊關系。在波蘭，獲得MAGA背書的極右翼候選人卡羅爾·納夫羅茨基（Karol Nawrocki）贏得了6月的總統大選。斯洛伐克總理羅伯特·菲佐（Robert Fico）已宣布與這位美國總統結盟。而在捷克，另一位受特朗普青睞的右翼民粹主義者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s）在10月的議會選舉中獲勝，目前正尋求組建新政府。

然而，如果說特朗普政府對歐洲極右翼的積極拉攏已初見成效，但這同樣是一場充滿風險的賭博。首先，加劇政治極化可能導致歐洲走向分裂，而非歸順于特朗普的秩序。即便是歐爾班這樣的非自由主義領導人，在俄羅斯、東方或經濟議題上也未必會在地緣政治上與特朗普保持一致。與此同時，通過將支持全盤傾注于意識形態一致的政黨和領導人，美國政府可能正在失去那些傳統上支撐華盛頓在歐關鍵利益的親美基石。

非自由主義的全球主義者

如果說冷戰后的前二十年是以東歐的“西方化”為特征——自由民主在原東歐集團國家遍地開花，那么當下的趨勢則截然相反。隨著歐爾班式的非自由主義向曾經的自由主義堡壘蔓延，西歐正經歷著漸進的“東方化”。德國選擇黨在德國西部的急劇崛起正是這一轉變的醒目信號。

不久前，許多分析人士還認為，被德國國內情報機構認定為“確證的右翼極端主義”威脅的德國選擇黨，無法將其影響力擴展出前東德地區。然而，該黨近期在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North Rhine-Westphalia）等地的民調和地區選舉表現表明，這種假設已不再成立。如今是西方在模仿東方：西歐的公眾態度已開始與2015年難民危機期間東歐的情緒趨同。歐洲政治中“東方”的崛起，使得歐盟在意識形態上與特朗普的華盛頓更加接近。

但是，特朗普與歐爾班及中東歐其他右翼領導人的聯盟不僅僅基于意識形態。雖然這些國家的非自由力量在對俄政策或經濟治理等問題上存在分歧且時常對立，但該地區的政治氣質與美國的“紅州”頗為相似：文化保守、白人為主，且致力于維持文化單一性。像MAGA支持者一樣，這里的人口傾向于排斥移民、反感所謂的“覺醒文化”，并對氣候變化持懷疑態度。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在美國的東歐裔群體在上一次大選中傾向于支持特朗普。

一個關鍵的結論是：歐洲人對美國的看法現在取決于他們對特朗普的看法。

2024年特朗普勝選后，一種更廣泛的重組感變得清晰起來：在中東歐民粹右翼政黨的帶領下，歐洲大陸的非自由勢力迅速從捍衛國家主權對抗歐盟，轉向倡導具有全球保守議程的新跨國運動。與此同時，歐洲的中道力量往往在做相反的事：許多曾經的全球化和跨大西洋主義支持者已重塑為“主權主義者”，以此抵制他們眼中來自華盛頓的意識形態過度擴張。

特朗普革命已經分裂了歐洲。與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等早期摩擦時刻不同，這次的分裂不再是親美國家與反美國家之間的對立，而是親特朗普與反特朗普政治陣營之間的對立。最重要的變化在于，歐洲人對美國政治制度的看法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6月的一項調查顯示，德國選擇黨、意大利兄弟黨（Brothers of Italy）、匈牙利青民盟（Fidesz）、波蘭法律與公正黨（Law and Justice）以及西班牙呼聲黨等極右翼政黨的支持者，對美國政治普遍持正面看法；而這些國家的主流選民則多持負面看法。該委員會對歐洲人的民調此前從未顯示出如此程度的極化。

一些傳統的跨大西洋主義者對未來感到憂慮，因為如果特朗普下臺或其政策失敗，他在歐洲的崇拜者可能會停止支持美國。特朗普政府利用歐洲東部的非自由主義先鋒，加劇了歐洲大陸舊有的東西方分歧，并極大地增加了歐盟分裂的風險。即便右翼政黨在該地區獲得優勢，一個非自由主義的歐洲是否會親美，或者這種建立一個更具主權、減少對美依賴的歐洲夢想是否僅為中左翼傳統政黨所持有，都遠未可知。歐爾班自身不斷演變的地緣政治愿景就暗示了一個更為復雜的現實。

匈牙利的“絲綢之路”

如果說有一位歐洲民粹主義者在MAGA宇宙中家喻戶曉，那便是歐爾班。自2010年代以來，這位匈牙利領導人投入巨資建立跨大西洋保守派網絡，已然成為右翼眼中的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一位英雄和榜樣。歐爾班在中東歐的影響力不容小覷。若他在2026年4月成功連任，他將有充分理由自視為歐洲“后自由主義”地緣政治戰略的總設計師。

然而，歐爾班若獲得新的選舉授權，并不意味著MAGA將實現對歐洲大陸的霸權。這位匈牙利強人雖然支持特朗普，但他同時也認為西方已進入不可逆轉的衰退期。在布達佩斯的歐爾班辦公室里，掛著三幅展現不同世界視角的地圖：一幅以美國為中心，一幅以歐洲為中心，一幅以東方為中心。歐爾班在研讀這些地圖時看到的，是他所謂的“全球系統性變革”——權力向亞洲轉移。在他看來，亞洲擁有人口紅利、技術優勢和巨大的資本實力，且正在迅速發展出可與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匹敵的軍事能力。歐爾班相信，未來的世界秩序將以亞洲為中心

對于歐爾班而言，歐洲面臨一個嚴峻的選擇：要么依附于美國，成為他口中受人仰慕卻停滯不前的“露天博物館”；要么尋求“戰略自主”，作為獨立力量重新參與全球競爭。令許多人驚訝的是，歐爾班——與法國自由派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并無二致——表示他更傾向于一個“主權的歐洲”。在歐爾班的保守派視角下，這意味著保留歐洲單一市場，但逆轉更深層次的政治一體化，并與東方和美國保持等距離。

歐爾班解釋稱，“互聯互通”（Connectivity）將是匈牙利大戰略的核心。匈牙利不會加入針對東方的冷戰，也不會加入旨在孤立北京的技術或貿易集團。這一立場反映了布達佩斯日益增長的經濟現實：東方目前在匈牙利的投資額已超過法國、德國和英國的總和。換言之，在對華政策上，歐爾班的歐洲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的歐洲不同，它并不與特朗普或更廣泛的美國政治建制派保持一致。 這種分歧并非匈牙利非自由主義政客所獨有：例如，德國選擇黨在許多方面似乎更親近莫斯科而非華盛頓。

當然，歐洲的民粹右翼不僅僅只有歐爾班——他也可能在4月的匈牙利大選中落敗，因為這是他多年來首次面臨強有力的挑戰者。歷史充滿了諷刺，歐爾班的青民盟可能會恰恰在評論家們高呼“歐爾班時刻”到來之際倒下。盡管如此，他以亞洲為中心的地緣政治展望揭示了特朗普對歐洲影響力的局限性。

從MAGA到MEGA

特朗普政府并未掩飾其拆解現有自由主義歐盟層級體系的渴望。但是，即便MAGA成功削弱了由法國、德國及其他核心歐洲民主國家建立的中間派機構，它所扶持的民粹右翼政黨最終也未必會支持美國對歐洲施加某種新型影響。

美國政府認為歐洲正在向右轉的假設沒有錯，但其錯誤在于，它以為只要親特朗普的領導人上臺就足以維持美國的霸權。相反，非自由主義右翼的崛起很可能引發深層的經濟和政治危機，進而激起牛津大學政治學家迪米塔·貝切夫（Dimitar Bechev）所定義的“爭奪歐洲”（scramble for Europe）局面——即東方、俄羅斯等大國以及土耳其、海灣國家等中等強國將競相在此爭奪影響力。

對美國而言，更大的問題在于特朗普的政策疏遠了自由派建制派，而正是這些力量曾經讓中東歐國家成為華盛頓最親密、最可靠的跨大西洋盟友。如果民粹主義領導人在匈牙利、捷克及該地區其他國家失勢，繼任者可能會像現在的西歐自由派一樣對特朗普的華盛頓充滿疑慮。吊詭的是，華盛頓通過加強與歐洲右翼的聯系，可能反而在削弱其在整個歐洲的影響力。

此外，特朗普與新歐洲右翼之間的摩擦點還源于美國保守派圈子目前推崇的文明民族主義。MAGA關于西方應被定義為白人和基督教世界的觀點，引起了許多歐洲極右翼政黨的共鳴，但在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統治下的俄羅斯是否屬于這個新非自由帝國的問題上，其支持者內部存在深刻分歧。例如，當意識到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等美國保守派將俄羅斯視為白人基督教西方的一部分時，波蘭人感到震驚和憤怒。

但特朗普的歐洲姿態最明顯的后果，或許是“德國問題”的回歸——即如何在和平的歐洲內部管理一個強大德國的歷史難題。隨著華盛頓從歐洲承諾中撤退并堅持要求歐洲為自身安全買單——同時也隨著歐洲人日益懷疑美國的可靠性——德國的再軍事化已成為歐洲自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特朗普同時鼓勵目前在聯邦議院已是第二大黨的德國選擇黨，這引發了一種前景的擔憂：歐洲最強大的國家未來可能由德國民族主義右翼領導——而華盛頓可能會對這種結果持同情態度。這重新喚醒了德國鄰國的舊有恐懼，即便是在那些其他方面仰慕特朗普的歐洲右翼群體中也是如此。

如果特朗普政府的歐洲戰略是一邊強推意識形態一致性，一邊減少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支持，那么它注定會失敗。右翼政黨與其及中間派和自由派對手一樣清楚，在一個日益不穩定的地緣政治格局中，他們的國家可能不得不自謀生路。面對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歐洲右翼可能會——或許是不情愿地——重新發現歐洲與一個不可靠的美國“脫鉤”的現實必要性。 歸根結底，特朗普對歐洲的影響在許多方面類似于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在1980年代對東方集團的影響。“戈比狂熱”（Gorby-mania）極大地重塑了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并在此過程中，導致莫斯科失去了它的勢力范圍。

作者

" bdsfid="443">伊萬·克拉斯泰夫（IVAN KRASTEV）系索非亞自由戰略中心（Center for Liberal Strategies）主席，維也納人文科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Human Sciences）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常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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