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劉連香：考古視角下的北魏喪葬與民族交融

北魏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入主中原并占據半壁河山的少數民族政權，在其將國都從陰山代北逐步南移至天下之中洛陽的二百年間，來自各個地域的不同族群加入到拓跋鮮卑統治集團之中。他們各自的文化之間存在沖突、矛盾和差異，但最終共存、融匯與統一，共同締造了北魏以漢文化為主導、拓跋鮮卑文化為主體的豐富璀璨的多元文化。這一特性在北魏喪葬中得以集中反映，中央民族大學考古文博系劉連香教授以考古發掘的北魏墓葬和出土的墓志等隨葬品為基礎，結合歷史文獻、佛教造像題記等內容，按照喪葬過程中的喪、葬、祭順序，對北魏喪葬進行綜合研究，深入、系統地探討其從鮮卑舊俗向禮儀制度逐漸演化的典型標志，以實物材料論證了北魏多民族之間相互融合、“欽和若一”的社會形態。其研究成果匯集成專著《欽和若一：北魏喪葬與民族交融的考古研究》（科學出版社，2025年5月），澎湃新聞對劉連香教授進行了專訪，談及北魏墓葬特點、遷洛之后陵墓區的規劃以及“河陰之變”等，以下為訪談正文。

訪談丨鐘源

▲劉連香教授

澎湃新聞：北魏自身有哪些獨特的喪儀風俗？

劉連香：北魏早期存在一些獨特的喪儀風俗，如喪期議婚、燒葬、送葬時歌謠鼓舞等，不同喪俗與其自身的生活方式、資源占有、思想觀念等相關。

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決定了其平時活動空間分散，人們之間相互聯系不便，但死亡是人生中非常重大的事情，很多人參加葬禮，于是便出現利用眾人聚集之機為適齡男女商議婚姻情況。喪期議婚不僅充分利用了人員相聚時機，還可能存在烝報婚即收繼婚形式。當時人群為了避免包括女性在內的資源和財產外流，某一男性去世后，由其家族的其他男性娶其妻，遂出現父死子娶庶母、叔沒侄娶嬸母、兄終弟娶寡嫂等，這種特殊婚姻亦在喪期決定。以上兩種原因所形成的喪期議婚之俗與中原禮制相悖，傳統文化強調吉、喪相沖，喪期絕不允許婚嫁，而特殊的收繼婚形式更加違背人倫、有傷風化，隨著北魏發展，這種惡習陋俗不復存在。

燒葬在北方鮮卑、烏桓、羯等多民族中存在，即在人去世之后，將死者生前所用車馬、器用、衣物等一并焚燒。其早期或因游牧經常遷徙，攜帶死者物品成為額外負擔，于是在葬前火燒處理。當其發展到為了顯示死者財富，置備大量物品進行焚燒的厚葬形式時，統治者逐漸加強管理以限制這種巨大浪費行為，后來僅焚燒死者部分衣服，這一習俗延續久遠。

早期鮮卑送葬時歌謠鼓舞，其目的可能是為了沖淡人們的哀傷之情。在北魏平城時期墓葬壁畫中常見百戲圖像，墓內隨葬伎樂俑中發現一些百戲俑，如典型的爬桿緣幢俑與奏樂俑相組合。對于墓室壁畫和隨葬陶俑寓意，素有反映生前出行宴飲和死后送葬祭奠兩說，其中百戲包含明顯娛樂成分。從北魏喪俗的吉兇相參推測，喪葬祭奠與宴飲類似，百戲或是歌謠鼓舞的延續。到北魏遷都洛陽，接受中原送喪使用鼓吹挽歌禮制，墓內出土陶俑為車馬儀仗，百戲俑不見，說明北魏逐漸從歌謠鼓舞向鼓吹挽歌轉變。

▲百戲俑

澎湃新聞：北魏墓葬有哪些獨特性？逐步漢化后有哪些融合的特征？

劉連香：北魏墓葬的獨特性主要體現在兩點，一是存在高等級人群殉人和普遍殉牲現象，二是帝后可能潛埋虛葬。

《魏書》記載，高等級人群存在夫死強制妻妾殉葬風俗，如王洛兒去世，太祖鴆殺其妻周氏，叔孫俊死后，皇帝命其妻桓氏自縊殉葬。內蒙古和山西大同發掘的個別北魏墓葬，有的葬于墓道且無葬具，有女性葬于墓室壁龕，還有呈跪姿葬于棺前等墓例，推測可能屬于人殉。考古發掘的北魏墓葬很多有動物骨骼，如羊、馬、牛、狗等完整個體，肯定屬于殉牲，另外有用牛、羊等的頭和四蹄代替整只動物，也是殉牲。殉牲代表墓主人的族群身份、社會地位和物質財富。但如果在棺前擺放漆案盤，盤里有動物肢骨、肋骨、或椎骨等，旁邊放置陶壺，這種應該是墓內祭奠使用的供品，屬于祭牲，形式與中原漢文化類似。北魏墓葬從殉牲變為祭牲，與鮮卑生業方式由游牧向農耕轉變基本一致。墓葬中使用漆案漆盤，體現中原與鮮卑文化融合。

▲墓道殉牲

▲墓內出土漆杯盤

北方多種民族首領為了藏匿尸骨避免被發現和破壞，往往采取潛埋虛葬形式，即在人去世后夜間秘密到野外深挖墓坑掩埋，有的甚至會在多個地點同時進行，白天再按照葬儀虛設棺柩公開埋葬。如鮮卑中的一支慕容鮮卑建立南燕，皇帝慕容德去世后，“乃夜為十余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虛葬于東陽陵。北魏早期皇帝皇后可能也是潛藏虛葬。文獻記載北魏自昭成至獻文諸帝均葬于金陵，在此期間去世的后妃中，除了世祖保母竇氏惠太后葬于崞山、高宗乳母常氏葬于廣寧磨笄山之外，其余也葬于金陵。另有很多大臣陪葬金陵。可見金陵是北魏帝后及大臣的陵園之所，文獻中有盛樂金陵、云中金陵不同稱謂，而金陵位置有一處、兩處、甚至三處金陵之說，主要地點包括內蒙古盛樂古城西北、盛樂縣渾河以北、山西省右玉縣大南山一帶、山西左云五路山及其與內蒙古涼城和林格爾交界處一帶區域等不同推測，但至今未發現任何相關文字確證。北魏早期金陵的位置和帝后陵墓形式至今仍是未解之謎，也是北魏考古的重要學術問題。從文成帝皇后馮氏即文明太后開始，改變了北魏帝后葬金陵傳統，在平城方山預修文明太后永固陵及孝文帝萬年堂，包含漢文化、鮮卑文化與佛教文化的多元因素融合，由此確立了北魏后期的陵墓制度。

澎湃新聞：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是漢化的重大轉折，請您談談孝文帝對外戚舅族馮熙、馮誕父子喪葬的處理情況，以及他對遷洛之后陵墓區的規劃。

劉連香：遷都洛陽實行漢化是孝文帝的豐功偉績，此重大舉措的執行必然受到平城舊勢力的強烈反對，為此孝文帝進行了周密規劃和部署，其中帝后百官死后葬于洛陽是其穩定新都的核心，為此孝文帝利用最合適時機首先將外戚舅族葬洛，為之后陵墓區選擇及強制遷洛奠定了基礎，促進了拓跋鮮卑的深入漢化。

北魏遷都、改制前后經歷數年。太和十七年九月定遷都之計，開始整修洛陽魏晉舊都，太和十八年二月昭告天下將預遷都，但代人集團的反對之聲從未停息，而馮熙之喪也為部分反對重臣提供了可乘之機。

馮熙為北燕皇帝馮跋之孫、燕宣王之子，其姑很早入北魏掖庭，是太武帝左昭儀，妹為文成帝皇后即文明太后，馮熙尚博陵長公主。孝文帝繼位后由文明太后臨朝，為了壯大馮氏勢力，文明太后為孝文帝前后納馮熙四女，二為皇后，二為昭儀。馮誕為馮熙長子，尚孝文帝妹樂安長公主；因馮誕與孝文帝同歲，幼侍書學，深得皇帝恩寵，孝文帝每與誕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臥。太和年間，外戚馮氏寵貴無匹。

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孝文帝再次南征，歷事五帝的重臣東陽王丕曾上表乞帝少留，思更圖后舉，孝文帝不納。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馮熙久病逝于平城，丕又表求鑾駕親臨。其他反對者以平原王陸睿為首，亦表請孝文帝返旆赴舅國之喪。孝文帝與他們展開博弈，強調國舅喪禮孝義不及天下至重，遂責罰誘引者，陸睿坐削奪都督三州諸軍事，令、仆以下付法官貶之。孝文帝僅在行所為馮熙舉哀。

太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車駕至鐘離，隨帝南伐的馮誕因病而薨。高祖輕駕夜返至薨所，撫尸哀慟，達旦聲淚不絕。經歷馮熙喪事，孝文帝果斷決定從更易把控的馮誕喪事入手，將其先葬洛陽。于是孝文帝下詔由一名侍臣兼大鴻臚，送馮誕棺柩至洛。禮物輀儀，由徐州備造；陵兆葬事，則洛陽候設。葬禮按照晉代大司馬、齊王攸故事，對馮誕加以殊禮，備錫九命。帝又親為作碑文及挽歌，詞皆窮美盡哀，事過其厚。一改當時單字贈謚之例，以馮誕忠武雙徽，賜兩號之茂，詔謚元懿。三月二十五日馮誕棺柩還于洛京，五月四日葬。

孝文帝之所以要將馮誕葬于洛陽，實為其遷洛改制所做鋪墊。馮誕薨于鐘離時，洛陽作為新都仍在營建，舊都平城官民尚未南遷。馮誕喪葬之隆盛，孝文帝極盡至禮，主要為了顯示葬于洛陽之規格，實為孝文帝遷都改制之始。一月之后，太和十九年六月“詔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于是代人南遷者，悉為河南洛陽人”。“九月庚午，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孝文帝在平城官民遷到洛陽之前，先將后族馮誕葬洛，之后下詔其他人死后均不得北葬，由此確保其詔令嚴格執行。

相較于馮誕葬洛，馮熙作為皇后之父、文明太后之兄，其葬地選擇的導向性更加重要。由于馮熙薨卒時孝文帝正在淮南征伐，遂暫緩埋葬。在馮誕先葬洛陽、后宮及百官亦遷洛陽后，孝文帝才著手處理馮熙喪事，首先命有司豫辨兇儀，在洛陽馮誕葬地附近“并開魏京之墓”，發博陵長公主墓，與馮熙之柩一起遷往伊洛。令馮熙之女馮皇后及太子返回代地哭吊，一切喪儀、迎送之費均由公家為備。葬儀加黃屋左纛，備九錫，前后部羽葆鼓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葬日，孝文帝送臨墓所，親作志銘。太和十九年十二月庚申馮熙及妻博陵長公主窆于洛陽北邙。

太和十九年六月關于死葬洛陽詔令明確說明其具體執行范圍：“其有夫先葬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其有妻墳于恒、代，夫死于洛，不得以尊就卑。……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戶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如果嚴格按照詔令內容，馮熙既非遷洛之人，亦非薨于河南，不在葬于洛陽之列，尤其博陵長公主已經葬于平城，更不應該遷葬。孝文帝以強硬手段為后族在洛陽新開塋域，將馮熙、馮誕葬洛，為文武百官遷洛后面臨喪葬問題必須遵循新制做出表率。

將馮氏父子喪葬與北魏遷洛之初孝文改制時間合并，排列順序如下：

太和十九年正月，馮熙薨于平城。二月，馮誕薨于鐘離。三月，孝文帝得知馮熙喪訊，同月，馮誕棺柩發往洛陽。四月，孝文帝在彭城行在所為馮熙舉哀。五月四日，馮誕葬于洛陽。六月，孝文帝下詔北人南遷葬洛。九月，六宮百官遷洛。十二月，馮熙和博陵長公主葬洛。

由此可見，馮熙父子分別由平城和鐘離長途護柩葬于洛陽，是孝文遷洛之初喪葬改制的重要體現，二人厚葬的成功完成對于之后其他漢化制度的推行具有決定意義。

馮熙、馮誕等馮氏家族墓地位于漢魏洛陽故城東北的乾脯山，該區域為西晉陵域，乾脯山與邙山東西相連，晉五陵分別位于二山兩側，山南坡已經確認文帝崇陽陵、武帝峻陽陵，文獻記載西側還有惠帝太陽陵，山北坡為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應該距離馮誕墓地更近。在距離西晉帝陵區很近的首陽山之東為魏文帝曹丕首陽陵。漢魏洛陽城北稍偏西三十里鋪附近，為東漢帝陵北兆域范圍，今仍存高大封土大漢冢、二漢冢、三漢冢，北魏時東漢帝陵標志顯著。由此可見，在北魏洛陽城稍近的邙山嶺上，已經沒有足夠的空間作為北魏陵區，尤其馮氏父子所在的乾脯山，處于西晉陵區、曹魏陵區夾縫中，地方促狹，更不可能再建帝陵。孝文帝遷洛之后的陵墓區規劃范圍，只能將視野放寬，選擇距離北魏洛陽城更遠的湹河兩岸。“及遷洛陽，乃自表瀍西以為山園之所”，孝文帝長陵位于都城西北瀍河以西，其后宣武帝景陵、孝莊帝靜陵、推測為節閔帝陵均在瀍河以西長陵以南，只有孝明帝定陵在瀍河以東，其他皇室成員、文武大臣等家族墓主要在瀍河以東邙山廣大區域。

▲《欽和若一：北魏喪葬與民族交融的考古研究》，科學出版社，2025年5月

澎湃新聞：北魏末年爾朱榮發動的“河陰之變”，射殺宗族、百官2000余人，對時局影響深遠。從考古視角來看，他們遇難后是如何被安葬的？考古成果對文獻中記載的“河陰之變”有哪些補充？

劉連香：北魏末年的“河陰之難”因爾朱榮試圖奪取北魏皇權而起，是人為制造的重大災難，結果一朝文武被害，直接導致帝位頻繁更迭和政權動蕩，最終北魏分裂。文獻記載當時受害人達兩千多人，全朝卿士幾乎盡滅。這些墓葬大致反映當時河陰遇難者安葬的整體狀況。

河陰之難后有人傳言爾朱榮將繼續對洛陽肆兵大掠后遷都晉陽，造成國都恐慌震駭，于是官守奔散出逃，京邑空虛，極少留城士人也不敢外出。爾朱榮被迫在事后第三天上表孝莊帝下詔追贈橫死諸王朝貴，但因府庫空虛，朝廷僅給予死者虛官超贈，并無錢物實際助葬。安葬受害死者是當時國都洛陽緊急而又困難的一件要事。一方面出于對冤死者的尊敬，在得到詔令后應當實行厚葬以盡哀榮。另一方面，在當時社會嚴重動蕩、爾朱榮仍把持朝政的現實狀況之下，生者對自身安危的恐懼及經濟凋敝后的財力權衡，葬事實際實行簡化。考古發現，這些死者的墓室構筑發生重大轉折，皇室成員和高級貴族墓葬即使規模很大，都由之前的磚室墓變為土洞墓，墓室內沒有壁畫，葬具的棺床由裝飾華麗的石雕變為土臺，墓門僅以小磚封堵，所出隨葬品以陶器為主。

從目前考古發現相關墓葬情況看，其下葬日期最早在死后次月，大部分在死后三月時間范圍，個別為晚期遷葬。葬期是體現喪葬禮儀的重要因素，周禮三年之喪多次變化，漢代已簡化為以月代年，即三月而葬。北魏其他正常死亡已出現逾月即葬，因而葬期的選擇并無差異，但因下葬時仍由爾朱榮控制朝政，墓志對于河陰之難事件沒有激烈評述，甚至僅言其建義元年四月十三日薨卒于河陰。

河陰之變逝者雖非橫臥疆場，亦屬于兵死之范疇，不僅被追榮褒德，且絕大部分均歸葬祖塋，與正常死亡的其他家族成員處于同一墓地，已婚者夫妻合葬，說明北魏的埋葬觀念與《周禮·春官宗伯》所記“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不相符，也與隋文帝所言：“代俗之徒，不達大義。至于致命戎旅，不入兆域”、“何止墳塋，獨在其外”相悖，說明鮮卑貴兵死而恥病終。因下葬時已經受到更高封贈，爾朱榮被殺后逝者家人僅相互吊賀，并未改葬。

“河陰之難”受害者達兩千余人，但史料中有姓名者僅70人。目前考古發現有近50人墓志記錄此次被害，其中約15人見于正史。河陰被害者普遍級別較高，史書記載的70人中拓跋鮮卑元姓大約占據60%，相對符合當時文武百官的人員實際構成。但考古發現的受害人群墓葬，墓志所記皇室歷代諸帝子孫的人數是其他姓氏官員的3倍，明顯與北魏后期中央官僚體系的人員結構不符。這種結果可能主要由兩方面原因造成：一方面，爾朱榮的實際目的是欲取代帝位，所以他首先屠殺的是與帝室血緣關系最近的孝文帝子孫及當時實力最強以高陽王元雍為首的獻文帝之后，當時到河陰朝拜孝莊帝者大多數為負責皇帝、皇宮和帝都安全的禁衛武官和與皇帝關系密切的內侍文官，這些人員中元姓比例自然高于京外朝官。另一方面，可能因為皇室成員均葬于洛陽，出土墓志眾多，其他姓氏官員多歸葬祖籍，很多墓葬尚未發現。

澎湃新聞：從祭祀禮俗看，北魏前期與后期有哪些差異？

劉連香：北魏祭祀前期保留較多傳統風俗，比如典型的祭祀設“尸”，即選取一人代替死者接受祭享。中原在夏商周三代祭祀時均曾設有尸，之后消失。但這種風俗在鮮卑文化中延續至四到五世紀。北魏皇帝死后由同宗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擔任尸。民間與中原類似，也是男女別尸，即男死者由男性為尸，女死者由女性為尸，但對于尸的人選，鮮卑以相貌類似者為標準，且在祭祀期間，“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禮”，此風俗與中原思慕哀傷、虔敬莊嚴、尸所從禮相去甚遠。

北魏早期祭祀泛濫，反映拓跋鮮卑崇拜神靈、重視祭祀的傳統觀念。隨著其封建化進程加深，相關廟祭儀軌逐漸形成，以皇帝建立宗廟為代表，從道武帝開始，為先帝建廟追祭，從三帝廟至五帝廟，再至七帝廟，甚至在宮中立廟，歲祭的次數不等，從歲五祭到歲四祭，最后為歲三祭。祭祀用牲早期不規范，主要用馬、牛、羊，其中祭牲用馬為游牧民族傳統，隨著鮮卑逐漸農業化，其祭祀也轉變為用牛、豕、羊的太牢之禮，一般祭祀則不用牛，僅有豕、羊即少牢。北魏中期墓葬中，在棺前多見漆盤，盤中放置動物肢骨、肋骨、椎骨等，說明鮮卑民族接受中原文化，其傳統殉牲已經演變為墓內祭祀的祭牲。到北魏后期，尤其孝文帝遷都洛陽實行漢化之后，更改七廟太祖，廟祭成為維護皇權的重要工具，其祭祀完全遵從中原禮制，按照不同等級分別使用太牢、少牢。

澎湃新聞：從喪葬的角度看，北魏各族群之間有著怎樣的融合？

劉連香：北魏是由拓跋鮮卑作為最高統治者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但其社會結構包含了眾多不同民族，各族群之間長期共同發展，相互融合，最終匯入中華民族共同體。北魏時期的人群大致包括中原原有漢人、北方及東北鮮卑人、從西域經河西到達魏境的粟特人，其他如十六國時期羯人、羌氐、匈奴等后裔相對較少。北魏喪葬反映了各族群的發展與融合狀況。北方地區經歷了西晉末年及十六國時期巨大社會動蕩，到北魏時期漢人與不同民族人群混居共處，其喪葬在保留漢文化傳統的同時，也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特點。北魏平城時期高等級漢人墓葬中仍見使用漆屏風及其他漆器傳統，但其棺的形制已經改為具有典型鮮卑文化典型特征的前高后低梯形，墓內隨葬陶俑往往頭戴垂裙皂帽，衣服窄袖左衽。考古發現鮮卑墓葬的民族特性從早到晚逐漸減弱，而漢文化因素則逐漸增強，內蒙古發現的鮮卑早期部分墓葬仍見到隨葬樺樹皮制作的器物，與鮮卑起源地呼倫貝爾墓葬因素類似，墓葬使用殉牲現象一直延續到平城時期，到平城中后期，鮮卑墓葬發生重大轉變，方向由之前的坐東朝西變為坐北朝南，墓內棺前常見漆盤及盤中動物骨骼，明顯接受漢文化墓葬因素，遷都洛陽之后，皇室拓跋鮮卑改為元姓，使用漢文墓志，志文中自稱河南洛陽人，上追黃帝少子昌意之后，因外分荒服，受封北土鮮卑山，遂為國號。北魏墓葬中發現了一類特殊葬俗，墓室內開挖時直接留出生土臺或砌筑磚土臺，有的用石雕刻出圍屏石榻，將死者尸骨直接放置于這些臺上而不使用棺槨，隨葬品極少，此為典型尸床葬，此為來自于西域粟特人的特有葬式。隨著時間變化，有些粟特人也逐漸使用木棺，原來的尸床變為棺床，而圍屏石榻也被部分漢人接受并使用。到北魏晚期，形成斜坡墓道坐北朝南弧邊方形單室墓的固定形制，帝陵前出現神道石人，隨葬品中的民族特性越來越弱，同一墓葬中則多種文化因素共存，說明各族群之間已經融為一體。

▲曹連石棺

▲靜陵神道石人

澎湃新聞：您的研究綜合運用考古成果與歷史文獻，二者是否有沖突的地方？您如何處理？在您看來，歷史研究如何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

劉連香：在本人研究中，綜合運用了考古資料與歷史文獻，但有時二者之間也存在矛盾與沖突之處，比如文明太后方山永固陵，文獻記載孝文帝遵照太后遺旨一切從儉，以彰顯儉訓之德，“其幽房大小，棺槨質約，不設明器。至于素帳、縵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則遵先志，從冊令，俱奉遺事”。“梓宮之里，玄堂之內，圣靈所憑，是以一一奉遵，仰昭儉德”。因永固陵最晚從金代已被盜毀，嚴重被盜至少三次，考古發掘出土隨葬品極少，但僅存部分殘件可以看出與文獻記載不符。如甬道前后各有一座大型石券門，由尖拱門楣、門柱、門檻、虎頭門墩、石門五部分組成，前石門高1.82米、寬1.59米，門楣雕刻精美，上有童子捧蓮蕾、鳳鳥、筌蹄等圖案，墓室后部發現大量漆皮殘片，可能為棺槨髹漆，如此華麗的墓室和大量髹漆，不符合文獻中的“質約”之說。墓內出土石雕武士俑殘件，雙手握劍拱于胸前，頭已被毀，身殘高57厘米，另出土有銅馬腿，隨葬石俑、銅馬是極高級別明器，與“不設明器”互相矛盾。墓內還出土絲織品殘片，屬于素帳、縵茵之類；出土的殘陶器片，器形有壺、罐、盆、碗等，殘瓷器片，器形有小香爐、白釉雙耳罐等，均屬于瓷瓦之物，文獻明令遵先志皆不置，實際都有隨葬。其他如銅簪、骨簪、料環等可能屬于太后日常用品，而鐵箭鏃、鐵矛頭則代表墓主掌控武力之權，常人不得隨葬。

▲方山永固陵石雕墓門構件

針對文獻與考古發掘成果有沖突的內容，我們應該客觀綜合分析，找出沖突的原因和目的，比如文獻中孝文帝所言文明太后永固陵墓內遵從儉約遺旨，不大量隨葬眾多器類，主要是與陵墓其他越制對比而言，孝文帝明確陵園外事違背旨意，如按照成命，墓室空間僅方丈，地面封土不過三十步，但太后墓室可二丈，山陵廣為六十步，均擴大一倍，另外，陵園內還建有永固堂、齋堂、思遠佛寺，稍遠有靈泉池，甚至在太后葬后孝文帝在永固陵北面為自己預建壽陵即后來的萬年堂。相對于這些萬世所仰的大量地面建筑而言，其墓內隨葬品確實可稱儉約。在歷史研究中，應當將文獻與考古實物相結合，綜合分析其各種因素，探討其真正價值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