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弱者自行尋求正義

一位61歲的婦女，懷疑自家5歲的孫女被鄰居王某性侵。她沒有報警，而是在隨后的兩個月里醞釀復仇計劃。

她要讓孫女親眼看到傷害自己的人受懲罰，騎車帶著小女孩尋覓嫌疑人的行蹤。有一天，她終于發現王某后，駕駛電動三輪車直沖上去將他撞倒，隨即取出早已藏在座椅底下的不銹鋼菜刀，對準其頭部猛砍。事后，她主動報警，等待辦案民警。

此案發生在2024年4月，兩個月后，王某被當地湖北石首市公安局以涉嫌強奸罪、猥褻兒童罪立案偵查。不妨設想，如果不是因為這事鬧大，這樣的民事案件多半還不會引起重視，事實上，在后來一審法院對這位奶奶孔某的判決中，對案由只含糊其辭地說到“本案系因鄰里糾紛引發”。

現在，對性侵者的司法正義還沒等來，復仇者先得到了判決：經鑒定，王某左眼盲目三級，眼部損傷程度評為重傷二級，左眼球萎縮評為七級傷殘，面部遺留多處瘢痕評為九級傷殘；孔某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因犯罪未遂且有自首情節，從輕判處5年7個月，賠償被害人19.9萬元。

對這個結果，社會輿論顯然普遍不認可。網上幾乎是一邊倒地贊揚這位奶奶“血性”，有的質疑“為什么不是先判性侵”，更多的人則自發為她喊冤，認為判太重了，有一條4000多人點贊的評論不解地問：“ 既然屬實，為什么要賠償20萬？為什么要被判刑？”

這難免會被法律人士看作是“情大于法”的“法盲”言論，但我很能理解這種樸素的道德憤怒。有位朋友說，如果她女兒遇到這樣的事，她出離憤怒之下，也會控制不住想要當街砍人，報復嫌犯。

孔某雖然是孩子的奶奶，但由于孫女是留守兒童，她實際上也扮演著媽媽的角色，而對于孩子來說，最重要的是她能充分感受到，當自己遭遇侵犯時，能得到監護人強有力的支持和保護，因為弱小的孩子無力自我保護，此時如果監護人還不站出來，那對她的人格成長將是毀滅性打擊。

總有些父母在女兒被羞辱、騷擾時，還會責怪她自己不夠小心，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對孩子而言是多么可怕的經歷，因為這意味著：父母拒絕提供保護，且歸咎于女兒自身的問題，這必然會種下一顆有毒的種子，讓她誤以為那些不幸是她自己造成的，出了事也最好別求助，因為連父母都不會幫自己出頭。

事實上，很多女孩子在猝遇這種事時，往往是害怕得不知所措。《俗女養成記》中，女主角陳嘉玲小時候雖然媽媽再三教導她萬一遭性侵如何應對，但真遇到時還是驚慌失措。萬幸的是，她媽媽很快明白過來女兒遇到了什么，把她抱在懷里一直安慰她：“沒事了，沒事了，媽媽在這里，不要怕，不要怕。”

當然，那位奶奶的做法激烈得多，但你不難想見那是為什么：性侵、猥褻兒童這種事，就算你報警，多半也沒什么用（不過“鄰里糾紛”嘛）。看看這些年多少成年人之間的性騷擾事件都不了了之，就算有證據都難以懲戒對方，何況一個5歲的女孩別說取證了，只怕連話都說不清楚。到頭來，就算有點什么判罰，也根本不足以重到能避免下一次。

從這個邏輯出發來看，那位奶奶與其說是想殺死嫌犯，不如說是她想以足夠激烈的姿態發出一個警告：“絕不要再惹我！傷害我家人者必遭傷害。”

這是叢林社會的生存法則，因為在法律系統無法提供足夠令人滿意的正義時，弱者如果不想忍氣吞聲，很自然地就會自行尋求正義，而那幾乎肯定意味著在法外另謀出路——此時，對作惡者最有效的震懾，就是古老的私刑正義。

韓國電影《媽媽別哭》中，媽媽發現剛上高中的女兒之所以自殺，是因為在學校遭多名男生性侵，而作惡者卻因為都是未成年人而免于被刑求。法律不能給到期待的正義，女兒抑郁之下選擇結束生命，而媽媽則在悲痛之下走上了復仇之路。

在電影《教父》的經典開場中，一貫遵紀守法的好公民邦納塞拉，在女兒遭受侮辱、毀容之后，痛苦地發現那兩位肇事者只被判三年徒刑且緩期執行，當庭釋放，而那兩個混蛋甚至還對著他笑！憤怒的他走投無路之下，竟然破天荒去找自己原先從來不肯往來的黑社會，因為他此時相信，只有教父“能還我們公道”。

這可能是永恒的難題，因為法律系統不可能滿足我們對正義的所有期待——性侵幼女、誘奸少女、拐賣兒童，這些都屬于社會大眾尤為憤恨的罪行，但法律卻不可能像公眾向來高聲呼吁的那樣，不分情節輕重，一律槍斃。

法律不是約束人行為的唯一規范，在傳統社會通常倒是更多依靠道德、宗教（“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和社會制裁，然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這些對個人行為的制約都下降了，此時才需要法律來裁決陌生人之間出現的沖突和侵權。

對一個現代化仍在進行中的國度而言，這一點尤其難。和法律界的朋友聊起，他們也時常會有無力感，尤其是對性騷擾、猥褻這樣難以取證的灰色地帶，法律的介入常常并不能帶來讓各方都滿意的結果，定分止爭。

棘手的是，舊道德已經瓦解，新道德尚未確立，有時就難免出現各種紛爭。此時，許多人都會有這樣一種感覺：“好人”如果遵紀守法，尋求法律途徑解決，竟然拿那些“壞人”沒辦法！也正因此，當出現那些公憤極大的案子時，才會有那么多人為“快意恩仇”的私刑正義叫好，因為人們想要一種“正義即刻得值”的快感。

別看公眾這次一邊倒地為那位復仇的奶奶叫好，同樣是在湖北，武大圖書館性騷擾案，爭議就大多了。因為在前一個案子里，似乎作惡者是明確的（盡管只是“立案偵查”，尚未定罪），而幼女也可說是“完美受害者”；但在后一個案子里，有的是人恐懼“誣告”多過“被騷擾”。但有一點是相同的：要爭取更多人站在自己這一邊，當事人必須占據道德高地，最好自己的行為在主流道德體系內是無懈可擊的。

對個體的行為約束而言，輿論壓力帶來的社會制裁常常能起到法律無法起到的作用。英國流行歌手Gary Glitter因戀童癖臭名昭著，2015年因四項猥褻罪而被判入獄16年，當他2023年服刑過半獲假釋時，還沒到住所，門口就已經聚滿了抗議者，因為沒有人想和這樣一個人做鄰居。

問題是，在我們國內，遭到這樣“社死”的不一定是真正的作惡者，常常倒是那些有著激進權利訴求的另類。這意味著，中國社會的道德觀不僅更為保守，而且難以做出調適，距離達成新的道德共識也還很遙遠。

那果真毫無辦法嗎？卻也不見得。要是拿出當年執行計劃生育的架勢，恐怕大部分性侵事件都會絕跡，因為這相當于弱者獲得了一種“傷害我者，必遭傷害”的保障。問題是，這種你覺得“天塌了”的大事，政府從社會治理的角度來看只是“鄰里糾紛”的小事，并未置于多高的優先級。

這樣，我們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點： 正因為一些人正確地意識到自己的權利訴求在正常渠道下無法得到支持，才不惜采取更激烈的做法。

我們很難去指責弱者，因為在這樣的困局中，我們自己就隨時可能成為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