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怡靈：與我耳朵密切相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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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耳朵密切相關的人

文/ 鄭怡靈

寒風鉆進鄭家老宅的磚縫，剛出生的我被裹在印著"福"字的襁褓里啼哭。煤油燈將我的耳垂照得透明。“怎會是女孩兒？耳垂薄如紙，命比黃連苦"，鄰屋嬢嬢的一句話讓滿屋賀喜的親戚突然噤了聲。

次日，我的頭上就多了頂絳紅色尼龍帽，大人們說這樣能"壓"出福氣。我的耳朵被粗糙的尼龍勒得紫紅。滿月酒那天，我的啼哭甚至蓋過道士驅邪的銅鑼聲，卻無人察覺這是痛苦的吶喊。

除夕夜，一個風塵仆仆的男人推開了房門。他身上的樟腦味混著長途汽車的汽油味，手指帶著雕刻玉器留下的繭。老繭子輕輕劃過我的臉，在耳廓處頓頓停下。一把扯下那頂"刑具"，血絲已經黏住了我的耳尖。

這個拯救我耳朵的男人是我的父親。后來他總抱著我哼跑調的粵語歌："阿妹的命好著呢。”在這個重男輕女的鄉村，他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為我抗爭的人。

我常被祖母抱到堂屋看墻上的照片。相框里那個穿皮夾克的男人站在玉器廠門口，身后堆著翡翠邊角料，陽光下的他，笑容溫暖。“這是你爸”，祖母用沾著茶漬的手指點點玻璃，“在廣東雕玉器，賺大錢哩。”

臘月里，鄰居家孩子都有父親帶回的玩具。我的床頭卻只有個玉雕小羊，耳朵缺了一角。夜里，我摸著冰涼的小羊，想象廣東該有多遠，遠到三年都走不完回家的路。祖母說，等我耳垂長厚些，父親就回來了。

為遮掩我單薄的耳朵，為能見著父親一面，一夜，我趁祖母熟睡，悄悄摸出剪刀，咔嚓咔嚓，長發頃刻化作齊耳短發。我將耳朵仔細藏進新剪的短發里，又將剪下的發絲塞入衣柜最深處。心想，這般便無人知曉我剪了發，更無人看破我的心事了。誰知此法竟奏效，這年春節，父親回來了，還要把我一起帶去廣東！

那年的廣東，油煙與摩托車尾氣在熱浪中浮游，大排檔的炒鍋聲晝夜不息。紅土飛揚的工地上，打樁機將鋼樁楔入地心。行人穿著港式窄腳褲，頭上的摩斯定型發膠反著光，諾基亞的藍屏在褲袋里明滅。

我心想：原來，父親是被這城里繁華牽制住了回家的腳步？

其實不然。來到父親身邊后，我們見面的次數仍然很少。母親說他的手藝是水磨工夫換來的，早出晚歸已成常態。我見過他雕的翡翠，卻很少見到他握刻刀的手——那雙手總在黎明前就消失在玉器廠鐵門后。最親近的時刻竟是半夜驚醒時。門縫透出的光線里，父親的背影被放大在墻上，隨著鑼機雕刻微微震顫。

玉雕廠的老板賞識他，擲下一年二百余萬的年薪，要將他的心籠絡。同行們便送他一個“玉雕打工皇帝”的雅號，他也只是笑笑，照例埋首于石塊之間。可誰知他在最得意的時候，竟拂袖而去。偏要在老舊的居民樓里，自個兒辟出一方天地來。初時自然是艱難的，燈光昏黃，鑼機聲軋軋，與鄰家的炊煙混在一處。然而他不以為苦，只是日日與玉石相對，一刀一鑿，漸漸鑿出了些名堂。

他的工作室敞亮了，徒弟也有了數百。頭上的光環更是層層疊疊：正高級工藝美術大師、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廣東省勞動模范……名目繁多，排起來怕是要占去數張紙。這些名號我原不愿贅述，但細想之下，它們倒像是父親雕刀下的刻痕，讓父親雕琢人生的功夫顯得更可感些。

他不但雕玉，也雕人。

父親自幼由太祖母拉扯長大。每年歸鄉，他必要侍奉老人用飯。一勺，兩勺，三勺......粥涼了便去熱，熱好了又繼續：舀起，試溫，喂食。這動作他做得極熟，卻又極鄭重，像是在行什么莊嚴的儀式。

我試著喂過一次。但見太祖母嘴角輕顫，咀嚼遲緩，手中的粥勺不覺生出幾分毛躁。"老人吃飯太慢了......"我低聲嘟囔。父親默然按住我的手腕，接過勺子繼續喂食。他舀得極緩，每一勺都要待老人完全咽下，直到粥碗見底，他緊蹙的眉頭才漸漸舒展。這時太祖母忽然綻開笑容，光禿的牙床讓我心頭一震——堂屋相框里那張泛黃的老照片上，襁褓中的父親未生乳牙，也是這樣咧著嘴，對抱著他的太祖母笑。

原來他喂的是粥，更是恩情。

從前我還覺得父親是個怪人。他總愛舉著手機，對著家人拍個不停。每每見那鏡頭對著我，便覺得它像一只不懷好意的眼睛，專挑我最難看的模樣，將我的缺陷放大。為此我與他大吵一架，嚴令禁止他再拍我。后來他發來消息說："這是他最傷心的一天！"我不以為然，心想，專愛收集別人丑態的人，還有理了？

多年后在家族群里重見父親發的舊影像，方才明白他的用心。那些沒有濾鏡的影像里，我和弟妹如此鮮活。他記錄下我們吃飯時的狼吞虎咽、吵架時的怒目圓睜、睡覺時的憨態可掬——原來他早已知道，這些平凡的瞬間，才是生命中最珍貴的部分。

父親就是這樣一個有孝有愛的人。

那是我頭一遭見父親動那樣大的氣。高中時，我忽起了燙發的念頭，話才溜出唇邊，“胡鬧！”他一聲喝，震得我耳中嗡嗡作響。我偏要強嘴：“不過燙個劉海遮遮耳朵......”父親臉色陡變。“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他嗓子忽然啞了，“耳朵生得如何不打緊，要緊的是你用它聽什么。”

他粗糲的手掌輕輕覆上我的耳畔，像調試收音機般緩緩轉動。“可聽見了？”他的問話混著窗外發廊的廣告聲飄來。彼時不解其意，后來才明白，那是在教我調頻——將閑言碎語濾作背景雜音，而讓教誨、智慧與心聲，清晰可聞。

父親的手掌既能撫平家人的衣角，又能刻下山河的輪廓。

他的雕功在城里是響當當的。常有珠寶商捧著上等的翡翠原料找上門來，出高價讓他雕刻招財進寶的擺件。可他的工作燈下，綠翠要雕成董存瑞高舉的炸藥包，紅翡要刻成劉胡蘭堅毅的嘴角……

“老鄭啊，這些題材周轉太慢，賣不上價。”商人們總這樣嘆氣。父親卻說：“美玉需養，精神更要養。好東西值得慢慢磨。”

要論父親“磨”的功夫，我可最清楚不過了。

約莫在我八九歲時，父親執意要琢一艘紅船，還要費功夫將革命路上的一些大事小情刻進去。那時節，他每每許我：“考得好時，便帶你出去走走。”我總想著該是去動物園看猴子，亦是到新開的游樂場坐旋轉木馬。

誰知父親的"走走"，竟是往翡翠標場去。場子里人頭挨著人頭，汗臭混著石粉味，直往人鼻子里鉆。他卻自在得很，在石堆里轉來轉去，時而敲擊，時而對光細看，眼睛亮得出奇。我坐在一旁，看螞蟻搬家，數煙頭個數，心生埋怨。更可惱的是，還得時時留意父親可別把我忘在這里。

有時也去舊書市。破舊的棚子底下，堆著些泛黃的連環畫本。父親一蹲就是大半天，專揀那些革命故事買。畫上的人物個個橫眉豎目，舉著拳頭喊口號。在我看來實在乏味得緊，但我終究沒有作聲。我知道，若是我露出不耐的神色，他必定又要說：“這紅船要載的，正是這些熱血故事哩。”

后來他竟真尋著一塊好料子。淺綠處似南湖春水，橙紅處如破曉霞光。玉匠們都說這料子太脆，怕是不好雕琢。父親卻摩挲著石皮，輕聲道：“那年南湖上的船，不也是這般單薄？可就是這單薄的船，載起了我們整個中國的希望。”

此后經年，父親閉門雕琢，再不說帶我出游的話。直至初中畢業前夕，他忽地要領我去個地方。我疑他又要耍兒時的把戲，卻還是跟了去——原來是要我看那半成的紅船。

翡翠船窗不過米粒大小，竟映出1921年南湖的波光來。父親用布角輕拭船身，少有地露出傲色，說道：“這紅船之后，我還要雕抗戰英雄，刻長征......我要把紅色歲月都刻進玉里。十年不夠就二十年，二十年不夠就三十年。”

原來有些光芒不必耀眼，卻能照亮很遠的路；有些堅持看似固執，卻值得用一生來雕琢。

送我去警校報到那日，秋風正緊。校門前，父親又摸出那部舊手機。這一次，我沒有躲閃。鏡頭里，碎發被風撩起，露出耳畔那個小小的缺口，在秋陽下竟閃著光。快門響時，我忽然明白：這耳朵原是塊粗糲的石頭，是父親用孝心作刻刀，以愛意為磨具，把勇氣與情懷化作拋光布，將我的耳朵雕刻得獨一無二。

在警校走到第三年，我一直以父親血脈里流淌的赤誠，書寫著對父親、對這片土地的情書。與父親一般，我從不在意肩章上幾道杠，只將群眾托付的責任放在心上。那些被騙的、尋親的、被困的，都沉沉地壓在肩頭，卻讓脊梁愈發挺直。當黨徽扣響胸膛，清脆的“咔嗒”，與記憶中父親琢玉的沙沙聲重疊。那是一種奇妙的共鳴，他雕琢的是英雄的輪廓，我打磨的是自己的形狀。

我想，所謂靈魂雕刻師，便是這個與我的耳朵密切相關的人吧。 00

《我們的父親母親》第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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