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李大斌先生講胡耀邦的1965年陜南早春之行

編者按：在胡耀邦同志陜西糾“左”新政六十周年之際，編者最近拜會了原《安康日報》主任編輯李大斌先生。大斌先生早年經常聽老人講耀邦治陜的動人事跡，從90年代初起，便沿著耀邦的視察足跡，采訪當事人，搜集耀邦在安康調研的第一手資料，前后歷時二十載，終于集結成《1965：耀邦早春行》一書，2014年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次會面，李大斌先生對耀邦同志的安康逸事娓娓道來，編者覺得很有史料價值，整理出來、與讀者共享。

我們陜西安康，古稱西城、金州，位于秦嶺以南，屬于漢江流域，與湖北、四川、重慶毗鄰，屬于四省通衢地帶，是陜西少有的魚米之鄉，古代屬于經濟比較發達的區域。

不過由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陜西省委和西北局的政策比較“左”，安康的經濟發展遲緩下來，甚至出現了饑荒，一直到1964年還沒有走出困境。根據1965年初陜西省民政廳給省委的救災申請報告，1964年安康地區有132萬人的月口糧不足20斤，也就是每天不到7兩，占全地區農村人口的73%，多數農民處于嚴重缺糧狀態。報告還說，“安康已經有120人處于浮腫狀態”，紫陽、安康、漢陰三縣有多人因為饑餓和疾病自殺。

在社教運動中，由工作組對干部大搞逼供信、人人過關，同時對農民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大量無辜農民被劃為“漏網的地富反壞分子”。以漢陰縣為例，被劃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干部501人，補劃地主、富農成分69戶，大小會斗爭1040人，受各種黨紀處分的共565人，占黨員總數的17．1％，由于斗爭過于激烈，發生自殺事件82起，非正常死亡72人。

（《漢陰“四清”運動始末》，《漢陰文史資料》第4輯，2002年5月出版）

總之，當時安康的氣氛是很緊張凝重的，老百姓的生活也比較艱難。一年之計在于春，在春耕來臨之際， 1965年2月6日，也就是農歷正月初五，胡耀邦同志在省委副秘書長白瑞生、速記員郭步越等人的陪同下，輕車簡行，開始了為期八天的安康調研之行，這也是他省委第一書記上任后的第一次外出視察。

耀邦同志來安康的第一站是秦嶺腳下的寧陜縣江口區，區委書記沙懷貴聽說有省里領導過來，急忙趕到匯報工作。胡耀邦看到一些農民住在巖洞里，公路兩旁很多房子卻空著，于是問：為什么這么多房子空著不給老百姓住？沙懷貴回答說：“鋼鐵廠的房子，老百姓不敢住”，胡耀邦嚴厲批評說：“太不像話了，共產黨就應該為老百姓辦事，房子寧可空著，也不給老百姓用！你們就沒有同情心嗎？”胡耀邦走后不久，沙懷貴馬上通知鋼鐵廠把房子分給了無家可歸的農民。

耀邦同志每到一地，就立即召集縣、公社、大隊的干部開會，了解當地情況，宣講新政策，跟大隊書記一起算經濟賬。他八天走了七個縣，全程陪同耀邦同志視察的時任地委書記韋明海同志對我說，耀邦沒有接受過一次宴請，沒有正兒八經地吃過一頓飯，石泉縣委書記看耀邦同志一行太辛苦，說“要為胡書記擺上一桌”，耀邦擺一擺手，讓食堂做了一晚雞蛋面就繼續工作了。

耀邦最關心的是老百姓的生計問題，他除了聽匯報，還一定要到生產隊里去了解實情，有時候飯后直接甩開陪同干部，帶上秘書警衛直接到農民家嘮家常，問口糧多少、收成怎么樣，當地老百姓見到外地人很好奇，耀邦同志穿的太樸素了，還以為是過來販牛的南方人。

當時陜西很“左”，從上到下只敢講階級斗爭，不敢談抓生產，談多了就是“右傾”。耀邦對安康的干部說，老百姓的生活才是天大的事，生產搞不好，還談什么“形勢一片大好”，談什么“為人民服務”？！現在流行“好干部、賴生產；孬干部、好生產”，哪有這個道理？我們工作的根本就是為了生產的上升，其他都要圍繞這個服務。耀邦同志還憤憤不平地說，你吃兩個饃、我吃兩個饃，你打個籃球、我打個乒乓球，怎么就成資本主義了？怎么就成腐化墮落了呢？

我們安康山多平原少，本來生計一個重要部分就是靠山林經濟、多種種植、手工業和商業，但是50年代之后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割資本主義尾巴”，以及“以糧為綱”，其實是堵死了很多人的生路，原來漢江邊上很多繁華的市鎮，到處冷冷清清。

耀邦到了旬陽，縣委第一書記馬鳳來匯報說，該縣每年可以產水果1200多萬斤，生豬6萬頭，竹子、山貨也非常豐富，過去都是順流南下，運到湖北，所以老百姓生活很好，但是現在卻要陜西省商業部門統一收購，翻山越嶺運到西安，貨物銷路大受影響。

胡耀邦一路這種情況看的太多，這次他忍不住批評說： “愚蠢、死官僚！中央講商業渠道，你們卻堵塞商業渠道，這是自己封鎖自己，搞社會主義連方向都不明確！在商業物資上，我們有些同志太不負責，當官做老爺，是禍國殃民”。耀邦對供銷社的人說：“你們大膽收購，這就是為人民服務，除了特別物資外，90%以上銷漢口

（價格高——編者注）

老百姓單靠種地很難吃飽飯，耀邦非常支持老百姓搞一些小商業和副業。耀邦同志路宿寧陜的時候，一大早起來后就獨自在大街上查看縣城商業情況。一位大娘挎著籃子，里面放了幾顆蔥，見耀邦是個干部模樣，抓緊用布遮住、起身要跑，但耀邦和顏悅地說“城里干部工人都需要吃菜，你們農民應該多種菜，賣給他們嘛”，大娘委屈地說“不敢賣，被發現了就要挨斗”，胡耀邦說“不要怕，如果再有人來管，就說省里讓賣的”。

耀邦同志對安康領導干部說，老百姓賣一斤香油就是投機倒把，開墾兩分半荒地，就叫“資本主義自發”，這是整群眾嘛！告訴稅務機關、公安機關要把集市貿易放開，不要亂抓人；你們只管去吊銷人家的營業證，人均生活困難，你們是否有妥善的安置? 耀邦還特意提到“經濟民主”的問題，他說老百姓沒有經營的自由，大隊沒有經營自由，這叫什么經濟民主呢？

（80年代，胡耀邦視察農村，與農民在一起）

耀邦同志到安康的另一個主要任務是了解“四清”情況，解放被整的干部群眾。在白河縣，縣里領導給耀邦介紹“四清”的洗澡經驗，說先后處理1407人、逮捕42人。胡耀邦聽了連忙擺擺手說，你們這兩三年已經洗了五次澡了，就不用再洗了，人都難免有點小錯誤，以批評教育為主。

耀邦又問縣委領導，土改時地富成分比例是多少，第一書記梁湛山回答說“百分之六七”。胡耀邦說，這個比例不低了，中央規定百分之五，不要再劃新的地主、富農了，表現好的要摘帽。胡耀邦還告訴安康的干部，“社教”運動堅決不許整社員，對人民要有感情。

到了漢陰縣，縣領導班子給耀邦匯報處分干部的情況，耀邦反問縣檢察長武維桐：“你們是不是都逐個審查過？”武維桐回答說“沒有”，耀邦說：“你這是官僚主義！”漢陰縣受處分最嚴重的是鳳亭公社黨委書記謝選佳，因為給上級寫信反映工作隊制造的冤假錯案太多，被判刑20年。胡耀邦當場詢問在座的干部對謝選佳的評價，大家都反映該人只是工作作風有些問題，但是絕對沒有違法亂紀行為。耀邦走后，縣法院重申謝選佳案，給予無罪釋放，同時還給100多位其他受處分的干部平了反。

耀邦住在旬陽縣政府時，看到院內偏房里關著幾名青年人。一打聽才知道，旬陽中學有不少來支教的西北大學、陜西師大畢業大學生，年輕的老師因為談師生戀，就被打成了“流氓集團”，要當成典型案件重判。胡耀邦第二天一大早，就把校長和教師們叫來，一起商量怎么處理這些老師。耀邦說，我們國家培養大學生不容易，要愛惜人才，對于犯錯誤的老師要以教育為主，不能一棍子打死，我的觀點是把他們先放了，大家對耀邦的做法特別擁護。

當時社教越來越講“階級出身”，安康中級法院秘書何萬枝很有才華，是大學學歷，但因為成分問題，單位領導想把他調到其他不重要的部門。聽說耀邦同志來了，他就寫信給耀邦。耀邦第二天在安康三級干部大會把這件事當做典型，勸導在座的人說，我們的出身沒法選擇，關鍵在看后天的學習改造，我們黨好多高級干部都是地富家庭和資產階級出身，我們不能搞唯成分論，如果這個同志表現好，我看成分問題不要緊，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我們都應該歡迎。

耀邦同志平易近人，從來沒有架子。有一次午飯時刻，恰好路過一個蒸面攤，他也買了一碗面，跟著群眾一起吃，警衛員連忙勸阻，說“胡書記你怎么能在這吃？！”耀邦說，你不相信群眾啊，群眾都能吃，我怎么就不能吃？！ 他到在漢江兩岸做調研，很多路程是乘船，他堅持不吃小灶，而是讓工作人員把飯菜擺到大案子上，跟船工和隨行人員一起吃。

耀邦開會，很多干部都是站著聽，耀邦就讓他們坐下來，一起談話，說“大家都坐著才平等嘛”。他在安康電影院召開三級干部會議，有800多人參加，很多公社領導沒有見過如此大的領導，屋內光線又不好，地委書記韋明海問耀邦同志能不能到下面他們見個面，耀邦走下去，圍繞會場走了一圈，邊走邊跟大家打招呼。

耀邦同志在視察中還多次現場“接訪”，為群眾排憂解難。白河城關貧民何有恩、盧忠秀一家，在解放前靠軋面條為生，公私合營后被強制疏散到農村參加勞動，但是由于夫妻兩人年齡很大，已經不堪體力勞動，一年到頭分不到多少口糧，生活很艱難。1962年后，按照中央規定，何有恩夫婦得以返城，鎮上卻不給上戶口，也就領不到糧食供應，盧忠秀聽說省里的大干部來了，于是來求見胡耀邦。耀邦親自把她請進來，耐心傾聽她的訴求，之后在煙盒背面寫下兩行字，大意是“請先解決口糧問題，上戶口軍屬應該優先”。耀邦去世后，盧忠秀的兒子何吉祥給《安康日報》投稿，回顧了這件事情。

實事求是地講，耀邦同志的到來，在安康引起了的巨大震動，很大程度改變了干部群眾低落的情緒。一位教師說：“十五年來我從來沒有心情如此舒暢過，我含著淚一個字一個字地聽了胡書記的報告”。耀邦同志雖然沒有去紫陽縣視察，但是紫陽縣的干部聽了地委傳達的耀邦談話記錄后，放下包袱做了對比檢查，大家都說這是“解放以后開的最成功的一次會議”。

安康人民聽說來了一位真正解決他們難題的書記，在耀邦同志作報告時，老百姓圍著大禮堂，都想見一見耀邦，一時間附近道路水泄不通。地委出于保護耀邦同志的考慮，先讓耀邦先到辦公室休息，等群眾散開以后，再讓耀邦出來。但是群眾久久不愿離去，耀邦回去的路上，邊走邊和他們招手。

（1986年春節，胡耀邦在貴州布依村寨，與農民共度新年）

2月13日深夜，耀邦依據一路走下來的所見所聞，口授郭步越寫下了緊急發往各地委和縣委的《電話通訊》，作為對新的一年陜西工作的系統部署。

《電話通訊》提出了“干部四條”，即：（1）凡屬從社教以來被處分過重的干部，一律實事求是地減輕下來；（2）凡屬停職和撤銷工作但尚未處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崗位上去，待問題完全查清或經過一個時期的考驗再做結論；（3）凡屬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錯誤但已經交代過的在職干部（包括脫產和不脫產的干部），不再在這次會議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產，將功補過，就一律不究既往；（4）凡屬這次縣的多級干部會議后，繼續干壞事的人，不管職務高低，一律從嚴處理。

關于發展經濟，胡耀邦也提出來四個對策：（1）減輕農民負擔，即使今年大豐收，也不準增加征糧任務，同時提高糧食收購價；（2）增加大隊、生產隊和農民自主權，由各大隊、生產隊自己搞儲備糧，自主擴大發展集體的飼養業； （3）農村必須破除“以糧為綱”，發展多種經營，陜南地區要重視發展山貨土特產種植；（4）必須改變商業上冷冷清清的狀態，要明確告訴大家：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國營商業和供銷社都不可能完全代替農民之間互通有無的集市貿易，農民相互之間為買而賣的小額交易，不是什么投機倒把。

耀邦同志的這些提法，每一條都是安康干部群眾所期盼的，符合民心民意的，老百姓齊聲稱贊胡耀邦。1965年安康糧食產量達到10.68億斤，比1964年的6.99億斤提高了52.8%。所以，到9月份西北局和陜西省委要求安康地委批判胡耀邦“右傾錯誤”時，大家都是非常抵觸的態度。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雖然耀邦同志已經去世多年，但凡是經歷了這件事的安康干部群眾對耀邦同志仍然特別有感情，我采訪了幾百個人，他們無不是抱著真誠的敬意來講述耀邦的故事，這也是寫書這件事情雖然遇到了重重困難，但是能支撐我走下去的重要原因。

安康的一位老領導曾經對我感嘆說，耀邦同志會見了全專區所有的十七級以上干部，開了十幾場座談會、報告大會，先后聽他報告的不下萬人，安康歷史上有很多高級領導來視察過，但是都不過是白天聽聽匯報，晚上看看漢劇而已，只有耀邦同志夜以繼日、馬不停蹄地為群眾解決難題，他真是一位亙古未有的好公仆啊！

當時擔任安康專區供銷社主任的孫杰陪同耀邦同志走了三個縣，我采訪他的時候，老人家已經87歲了，但提起耀邦仍然心情激動，對我說，從來沒有見過高級干部那樣處理問題干脆、干勁足，如果中國的領導干部都像耀邦一樣雷厲風行、說干就干，沒有成不了的事情。

不過非常可惜的是，我查詢了所有的檔案，耀邦同志安康之行長達八天，走了那么多地方，卻一張照片都沒有留下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這也反映了耀邦是發自肺腑地淡泊名利，從不考慮自己的名譽，視察既沒有警車開道，也沒有記者拍照，真是一個心中只有百姓疾苦的高尚的、純粹的共產黨人啊！

（口述李大斌，整理王明遠）